80 岁代言奢牌的文坛传奇：用句号说话，把人生写成爆款新闻

摘要：似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听到琼·狄迪恩的消息，像一个不常见面但互相惦念的老朋友，一场每年必至的圣塔安娜风，呼啸着穿过桉树防风林，扰动每一根神经；过境之处，一切都在干热中颤动、燃烧、簌簌作响。

似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听到琼·狄迪恩的消息，像一个不常见面但互相惦念的老朋友，一场每年必至的圣塔安娜风，呼啸着穿过桉树防风林，扰动每一根神经；过境之处，一切都在干热中颤动、燃烧、簌簌作响。

最近一次，是《给约翰的笔记》的出版。这本因过分私密而显得格外残酷的心理咨询实录，引发了一场关于作者真实意愿、关于遗稿是否应该公之于众的伦理大讨论。

再上一次，是以打破偶像神话的雄心、八卦小报的风格写就的“双人传记”《狄迪恩与巴比茨》。

作者借巴比茨之口，揭露了狄迪恩的“阴暗面”：一个为了文学声名可以牺牲一切的冷酷女人，“每天工作28个小时”，“嫁给一个才华不显但会帮她接电话的同行”，“在丈夫的侄女奄奄一息时躲在隔壁房间改稿”。

上上次，或许是2022年的遗产拍卖会。那副经常与她同框的仿玳瑁墨镜拍出了2.7万美元的天价；两个空白笔记本，每本1.1万……拍卖最终筹集到的190万美元，全部用于资助帕金森症的治疗研究与萨克拉门托的女性写作。

再之前，大概是2021年圣诞节前夕在曼哈顿悄然离世，是以80岁高龄代言顶级奢牌Céline，是两场人尽皆知的哀悼……

狄迪恩的每次出现，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事件，一场飓风：

她那张若有所思的脸，极简的穿搭，在场而又疏离的气质；从不离手的女士香烟、超大墨镜、宽松针织衫与及踝长裙；优雅、敏锐、冷冽而超然的行文，强烈的个人风格，独树一帜的时尚品位，以新闻、读后感、网络热帖、广告、托特包与T恤衫的形式不断涌现，既是大时代的剪影，也召唤着一代人的私人记忆。

01.

狄迪恩狂热

我们对狄迪恩的生平轶事耳熟能详：

五岁时，母亲送给她一个笔记本，叫她把想说的话写下来，不要再喋喋不休，于是她写下了生命中第一个故事：一个女人以为自己在北极的寒夜里，快要冻死了，结果天亮时，才发现自己不知怎么来到了撒哈拉沙漠，在午饭时间前就会死于高温。

大四那年，参加Vogue的征文比赛并夺冠，赢得了一年的实习机会，正是在那里，在大量的图片说明写作练习中，习得了简洁、优雅、有效、富有画面感的写作风格。

在1967年，离开“只属于年轻人”的纽约来到旧金山，深入嬉皮士运动的风暴中心海特街，写下新新闻主义名篇《懒行向伯利恒》，迅速风靡全美，成为文学青年人手一册的经典。

《琼·狄迪恩：中心难再维系》

我们对她那些简短而意味深长的金句倒背如流：

“风格即人格。”

“作家总是在出卖别人。”

为她贴上种种标签，又对此感到疲惫：

“史上最酷女作家”

“知识分子名流”

“继海明威之后被模仿最多的作家”……

但正是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狄迪恩狂热”。不同的是，这里并不存在“误读”。

只有在狄迪恩身上，恰恰是在狄迪恩身上，这种奇异景观才会如潮汐般循环往复：她并不介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项时尚单品，一件抒情道具。

更有甚者，这个狡黠的女人，从一开始，就在精心控制自我的呈现方式：从行文中的每一个标点，到每一次公开出现时的形象，都是有意的安排。

正如人们所说，“狄迪恩会用句号说话”，狄迪恩也会用墨镜说话。这种安排中自然也包含着读者的感受，以及传播时的种种变形。

她早已料到，人们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怎样的讨论，并乐见其成；这个极致的控制狂，哪怕是在去世几年之后，仍在毋庸置疑地掌控着全部议程。

如果说，狄迪恩怀揣着怎样的隐秘野心，值得她去捐出自我、牺牲一切，那也绝非声名的光环，而是不可抗拒的创作欲，诱使她不惜让自己成为素材，成为样本，成为偶像。

一个无与伦比的创作者，最终的作品就是她自己。

02.

写作者必须有立场

正如狄迪恩在《亲吻永不停止的地方》中对琼·贝兹的精准定义：

“在作为她自己之前，琼·贝兹首先是一个人物……她被赋予的角色看似多样，但始终不离一个主旨。

她是反抗者的圣母玛利亚。她是示威运动的卒子。她是不开心的心理病人。她是从不训练嗓音的歌手，把捷豹开得飞快的叛逆女孩，与鸟和鹿一同藏在丛林里的莉玛。更重要的是，她是那个有‘感觉’的女孩，那个始终保有青春期的敏感和疼痛，永远受伤、永远年轻的女孩。”

稍加变形，这段描述也可视作狄迪恩的自白，或是她所有作品中那个强烈、自觉的叙事声音的自白：

她是身形瘦小，性格内敛，常因神经过敏而失语的偏头痛女孩；是游弋在世界中，却对当下的热点议题毫无察觉的梦游者。

她是留着长直发，穿着旧比基尼，坐在太平洋中间的小岛上，等待一场不会到来的海啸的三十四岁女人。

她也是冷峻、难以收买的所谓“沉默的一代”，其沉默并非出于乐观主义，也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相信“黑暗之心”并不存在于社会组织的谬误中，而是深植于人类血液中，相信社会行动所带来的兴奋，不过是用以逃避私人生活，暂时掩盖对于宿命般的虚无的恐惧的又一种方式罢了。

这位叙事者的在场，并不是为了增添某种“个人色彩”，以使冷峻的叙事显得更加可亲可信，也不是出于某种无法自控地膨大与溢出的自恋自怜——毕竟，作为一个冷酷的自我审查员，一个永远的怀疑主义者，“滥情化”是狄迪恩早已宣之于口的一生之敌。

“我告诉你这些，并非漫无目的地自我剖白，而是想让你在阅读我的文字时知道，我究竟是谁，在哪儿，在想什么。”

而这一视角，便是解读其写作的终极密码。

在最私人的领域发现公共性，在夺人眼球的大事件中夺回个人的语言。狄迪恩不惮将自己作为素材和样本，投入此时此地，投入旋涡中心，再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以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人声音，讲述无数个“我”的共同经验。

于是在她的笔下，所有的公共议题都如同一部精神自传，同时所有的自白都具有强烈的公共性，有力地证明了任何故作客观的姿态都不过是智识上的懒惰：写作者必须有立场，同时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

03.

凡被她书写的，便都成为新闻

正是在这样一个女人的眼中：

1967年的旧金山，“这个社会大出血显症的地方”，正在上演的并不是浪漫的行为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行动，而是战后整整一代不相信语言、也没有继承到成人世界游戏规则的孩子，在社会真空中徒劳地想要创建一个社群的尝试。

1974年，被“共生解放军”绑架，并在58天后同意加入绑匪，一同抢劫银行，由此引起举国哗然的帕特里夏·赫斯特，这位报业大亨的孙女，并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斯德哥尔摩症受害者，也不是继承了家族新闻嗅觉、试图贩卖猎奇故事以牟取暴利的天生资本家，而是一位典型的加州精神继承人：活下去；不要回头；同与过去一刀两断。

1989年的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中，纽约“这座城”讲述的，不是一个大方美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白人女性被底层黑人侵犯的故事，也不是白人对黑人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导致法律误判与矛盾激化的故事，而是一个受害者“无意间成了纽约公共生活滥情叙事的祭品”的故事；甚至中央公园本身，就是一个人造的十九世纪英伦浪漫传统中的田园牧歌故事。

——此类洞察，在狄迪恩的审视与记录中比比皆是，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最尖锐的观察者”，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二战”后的社会失序，到冷战格局最终崩溃前的漫长暗夜，从60年代旧金山嬉皮士运动风暴的第一现场，到1991年秋天最终被遣返的越南滞留难民，这一时期的观察与创作，最终结集为《懒行向伯利恒》（1961—1967）、《白色专辑》（1968—1978）与《亨利去后》（1979—1991）三部作品。

1969年，旨在释放黑豹党创始人休伊·P.牛顿的抗议集会现场

其中既有对时代标志性面孔霍华德·休斯、里根夫妇等人的精彩评传，也有对曼森家族谋杀案、黑豹党运动等震动全美大事件的追踪报道。

狄迪恩出现在这个国家异常与崩溃的所有现场，以超真实的笔触，展现这一时期的精神图景，以及事件表面之下深深的潜流，逐一颠覆被讲述得太过熟练的种种“美国故事”。

除却传统意义上的一人一事报道之外，狄迪恩的书写对象还包括：地点，如纽约、萨克拉门托、洛杉矶、夏威夷、好莱坞、纽波特；机构，如民主机构研究中心、加州交通局、《洛杉矶时报》、美国共产党；工程，如胡佛大坝、恶魔岛监狱、加州水资源计划。

乃至一首歌、一场大火，甚至是“无事发生”。

狄迪恩唯独不去刻意追逐热点以分得一份“大时代”的流量红利，不去书写极富戏剧性的“真实故事”以寻求影视改编，不去深挖当事人内心世界以塑造看似“复杂传奇”的人物，不去剪辑细节以图还原“现场”，更不在尚未掌握信息时便依据惯性去进行先入为主的演绎。

当书写的技艺臻至化境，当观察与自省内化为一种本能，事件与时机都不再必要：看似随意的抓拍中有着精心的细节筹措，而真相就蕴含其中。

凡被她书写的，便都成为新闻。万物分崩离析，而她就是中心。

04.

转向政治的狄迪恩

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核心问题与叙事的转移，以《亨利去后》中《渔王之域》为标志，狄迪恩的关切从文化现象逐步转向国内外政治。

在《政治虚构》（1988—2000）、《迈阿密》（1987）与《萨尔瓦多》（1983）三部作品中，通过对三届大选、一场弹劾、一宗性丑闻的深度报道，全面揭示媒体与政治如何制造公共叙事、操控公众记忆。

通过对两场代理人战争及其后果的展示，带领读者进入美苏冷战的隐秘副本。当地缘政治彻底沦为有权者的超真实游乐场：“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真正的暗夜。”

一向轻盈、超然的狄迪恩为何会转向政治？

或许我们不该对此感到意外。早在《懒行向伯利恒》中，在对响尾蛇和牧豆树的描绘中，就有着对从越南归来尸袋的质问。

1964年，作为保守的共和党家庭的女儿，狄迪恩在大选中为巴里·戈德华特投下了“热忱”的一票，但令她吃惊的是，到了1966年，“加州的共和党人抛弃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保守派（戈德华特），转而拥抱罗纳德·里根”。

此后，她登记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并更惊奇地发现，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具体议题上持有与过去相反的观点。正是这一发现，让她开始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两党制——“这是我对美国政治真正的入门时刻。”

1988年，《纽约书评》邀请她去体验一番乔治·布什和迈克尔·杜卡基斯的角逐。

“我感到很荣幸（总统选举可是个‘严肃’题材，之前还没人就此征求过我的意见）……但国内政治总有种高深莫测、拒人千里的感觉，一种无从消弭的神秘隔阂感，让我对相关新闻始终提不起兴趣。新闻报道中的竞选活动仿佛是以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展开的，所传达的利害关切似乎也很难把握。”“我曾经听到一群记者达成共识，不管何种类型的新闻报道，操作人数的上限是二十人。他们所说的‘操作新闻’意味着确立基调、设定节奏、制定议程、确定新闻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形塑它的内容。”

——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成为书写对象。

布什与其竞选搭档丹·奎尔拉票现场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狄迪恩陆陆续续地谈了罗纳德·里根电影片场化执政风格的遗产；新任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作秀戏码；杰西·杰克逊作为黑人参选的“历史性”；杜卡基斯竞选中的影像操纵与舆论控制术；克林顿的“中间路线”，以及莱温斯基性丑闻事件的媒体演进；2000年大选中“以信仰为基础”的拉票，以及宗教在这个国家底层设计中扮演的角色；政治权威阶层的“背信弃义”，以及“进程”这一幻觉机制本身——

“当我们在谈论政治进程时，指的不再是‘民主进程’，或确保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国家事务发声的一般性机制，而是越来越多地谈论其对立面：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机制，其准入渠道自然也只向内部的专业人士开放，包括那些管理政策运行和对此进行报道的人，那些组织民调和引用民调的人，那些在周日秀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人，那些媒体顾问、专栏作家和政策顾问，那些举办闭门早餐会和前往参加的人；那些年复一年地发明着公共生活叙事的少数局内人。”

由此继续一以贯之的质问：所谓的“美国故事”，是被什么人，以及如何创造、破产与再生产的？

是人们对“叙事惯例”的信仰，是媒体对“滥情之旅”的渲染，是少数“局内人”的“政治虚构”，是事件之中或事件之外每个人的每句话、每个选择。

05.

如何成为狄迪恩

但在成为琼·狄迪恩之前，她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故事，要从她的曾曾曾曾曾外祖母伊丽莎白·斯科特讲起。这位强悍的女人生于1766年，在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边境地区长大，十六岁时搬到了西边的田纳西和肯塔基，最终去世于白河南岸的油槽滩。

而这条白河，便是“白水事件”的主角白水开发公司的所在地，也是针对比尔·克林顿的一系列调查与弹劾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并没有人们说得那么大。

1846年，伊丽莎白·斯科特的孙女南希·哈丁·康沃尔带着一份玉米面包秘方和一把土豆压泥器，穿越大平原来到内华达山脉，此后，这个家族就生活在这里，对这片土地怀有主人般的感情。那时，这里还不属于美国。

1934年，琼·狄迪恩出生于加州萨克拉门托。这一年，大萧条的阴影尚未散去，黑色风暴正驱赶着俄克拉何马州人迁往加州中央谷地，美国刚刚与苏联建交数月，正在全面开建新式军舰。

由于父亲在陆军工作，在“二战”期间，全家随军辗转于华盛顿、北卡罗来纳、科罗拉多等地的军事基地，直到1943年才返回萨克拉门托。

和父母、弟弟在军事基地

在此地长大，意味着九岁时作为女童军在精神病院的阳光房里唱歌；

意味着在亚美利加河里学会游泳，在萨克拉门托河的堤岸上学会开车；

但最终，她还是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是她的父亲、弟弟和外甥们读的大学，“老加州”会读的大学。

在伯克利做校报编辑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她还会像“老加州”一样迂回地讲话，关心地产与分区，按照以旧为美的原则布置自己的住所，在虚构与非虚构的作品中，持续谴责那些因为没有土地而行事肆无忌惮的东岸新贵。

她反复地描摹这片“黄金国中的爱与死”，以其不懈、执着的书写，重塑了这片土地乃至这个国度的文化地貌：

“认为短期繁荣会持续下去的盲目乐观与契诃夫式的失落在此交会，融为一种飘摇不安的悬停状态；在这里，人们总有种不安的预感，这感觉埋得很深，但始终无法根除：这次最好能成功，因为在广袤无际、被阳光晒白的天空下，这里已经是这片大陆最后的可能。

《巴比伦》

一些地方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人书写过它们。乞力马扎罗属于海明威，密西西比属于福克纳，很大一部分的火奴鲁鲁，都永远地属于詹姆斯·琼斯。一个地方永远属于那个最执着于它的人，那个最难以释怀地铭记它的人，那个解放它、改造它、成就它、激进地爱着它，以至于照着自己的形象重塑了它的人。”

如她所说，那么毫无疑问，加州属于琼·狄迪恩。这片土地的后辈创作者马修·斯佩克特只能无奈地慨叹：

“狄迪恩不只是提供了历史语境——她本身就是历史语境。她让我整整推迟了十年才动笔书写洛杉矶，因为我必须找到一种她未曾使用的方式。那是一种面对福克纳一般的绝望。”

《伯德小姐》《芭比》导演格蕾塔·葛韦格也反复提及：“狄迪恩是我的精神向导和守护者，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

《伯德小姐》中对狄迪恩的致敬

然而，这并非故事最终的结局。

2003年，在七十岁时回望来处，狄迪恩终于苦涩地发现：

加州的黄金岁月，并非来自拓荒者的建造，而是国家扶持政策、大型工程建造、地产资本涌入与飞机与国防产业共同铸造的幻觉；

把未来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是加州人的秉性，她的先祖也不例外。如果说整个加州已经沦为一块完全依赖于“企业和政治利益紧密结合的无形帝国”的“殖民地”，那狄迪恩家族也难辞其咎。

加州，黄金之国，归根结底是被加州人自己出卖的。

这便是《我的来处》，一部献给加州的哀歌集，将狄迪恩一贯以来的“内在公共性”发挥到极致，融合家族历史、加州神话与个人记忆，逐一引爆美国建国神话、拓荒者传奇与美国梦。

作为狄迪恩回忆录式写作的开创之作，《我的来处》亦可视作《奇想之年》与《蓝夜》的隐秘前传。

读毕此书，再重温后两部，你将震悚地发现，它们的书写方式与前者如出一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悼亡之作”，而是无比冷酷、将自我与痛苦完全客体化的产物。一如《白色专辑》中预言般的剖白所示：

“这份精神病学报告中的患者就是我。”

06.

“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

“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

公主被囚禁在领事馆。拿着糖果的男人引领孩子们走向大海。十六楼窗沿上的裸体女人是实在厌倦了活着呢，又或者她其实是一个暴露狂？人们会有兴趣知道答案。我们告诉自己，这个女人，究竟是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还是要发起一场政治示威，又或者像是阿里斯托芬笔下的故事那样，将要被身后窗子里若隐若现的那个穿着牧师长袍、对着长焦镜头微笑的消防员一把拉回人间——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将产生不同的意义。

我们在自杀的故事里寻求宗教训诫，在五人遇害的谋杀案里寻求社会和道德上的教训。我们解读自己看到的一切，在多种选项中挑选最说得通的那个。

我们，尤其当‘我们’是作家时，完全是依靠为散碎的画面强加一条叙事线，借由‘观念’来定格不断流动的幻影，亦即我们的真实体验，才能生活下去的。至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这样生活的。

但我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段时间，我开始怀疑我给自己讲过的所有故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