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题材影视剧曾红极一时，尤其是抗战剧和谍战剧，几乎霸占了电视荧屏。在这些作品中，国军内部的称呼自成一套语言体系：团长是“团座”，师长是“师座”，军长是“军座”，连军统局长戴笠也被恭敬地称为“局座”。这些称谓带着旧时代的尊卑气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民国题材影视剧曾红极一时，尤其是抗战剧和谍战剧，几乎霸占了电视荧屏。在这些作品中，国军内部的称呼自成一套语言体系：团长是“团座”，师长是“师座”，军长是“军座”，连军统局长戴笠也被恭敬地称为“局座”。这些称谓带着旧时代的尊卑气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亮剑》中晋绥军团长楚云飞被部下称为“团座”的场景贯穿全剧。随着剧情发展，当楚云飞晋升师长后，“师座”的称呼又自然替代了“团座”。这种艺术处理让观众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国军军官就该这么称呼。

更专业的谍战剧也未能免俗。无论《潜伏》还是《黎明之前》，凡涉及军统中统的情节，“局座”、“处座”之声不绝于耳。似乎不这么称呼，就无法体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森严等级和旧军队特色。

久而久之，这些虚构的称谓在公众认知中变成了“历史事实”。人们开始相信，民国时期的军队中，“座”字称呼早已烂大街，从高级将领到基层军官，人人都有专属的“某座”。

这种误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不断加深，历史真相反而被艺术创作所遮蔽。

在真实的民国历史中，国民党军队里确实存在一种带“座”的称呼，但它专属于最高领袖蒋介石，“委座”。这个称呼源于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顺理成章担任委员长。从那时起，“委座”就成了他在国民党内的专属称谓。

翻阅抗战时期的军事文件，“委座”二字频繁出现。薛岳将军在给陈诚的电报中写道：“现迭奉委座电令”，字里行间透着对蒋介石命令的重视。戴安澜将军的日记更是生动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在缅甸战场，有同僚曾对他大喊：“老戴，你发什么疯！此乃委座乘车也！”

“委座”这一称呼背后，是蒋介石对权力符号的精妙构建。当上委员长意味着他掌握了海陆空三军的最高指挥权，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统帅。这个称谓不仅表示职务，更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这个专属称呼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它从1932年军事委员会成立开始使用，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事委员会撤销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描写解放战争的影视剧中，国民党将领仍一口一个“委座”，这明显违背了历史事实，1945年后，蒋介石已不再是“委员长”。

蒋介石个人对这个官方称呼并不十分热衷，他更喜欢黄埔系军官称他为“校长”。这源于黄埔军校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培养嫡系力量的基地。“校长”这个称谓拉近了他与嫡系军官的距离，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师生纽带，比冷冰冰的“委座”更有凝聚力。

国民党军队中另一个真实存在的带“座”称呼是“钧座”。与专属蒋介石的“委座”不同，“钧座”是一个通用尊称，适用于所有上级军官，甚至民间百姓与军官打交道时也广泛使用。

“钧”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载着厚重的敬意。它本是古代重量单位，约合三十斤，后引申为重要、尊贵之意。古人写信常用“钧鉴”、“钧启”表达尊重，民国时期军队沿用了这一文雅称谓，下级对上级说话或写信时，以“钧座”相称既显尊敬又不会出错。

1944年衡阳保卫战期间，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战况危急时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其中写道：“决不负钧座栽培之意”。这里的“钧座”既表达了对最高统帅的敬意，又保持了适当的正式距离。著名学者胡适在讨论军方人物时，同样采用“钧座”来称呼，凸显了这个词的广泛适用性。

“钧座”的生命力远超“委座”。历史学家研究发现，这个词在清末民初的北洋军阀体系中已经常见，甚至可以追溯到晚清“新军”中的汉军。它跨越了政权更迭，成为中国旧军队文化中延续最久的敬称之一。

这个词的魅力在于它的灵活性与安全性。面对不知具体职务的长官，或担心称呼出错时，一句“钧座”就能化解所有尴尬。它既满足了军队中的等级礼仪要求，又体现了称呼者的文化素养，成为民国军队中最稳妥的尊称选择。

撕开影视剧的华丽包装，国民党军队中最常见的称呼其实简单直接。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面对上级时，大多采用最朴实的叫法：直接喊职务名称。“军长”、“师长”、“团长”这类称呼在部队中最为普遍，与今天我们熟悉的“连长”、“营长”无异。

这种直呼军衔的方式源于战场环境的实际需求。枪林弹雨中，哪有时间咬文嚼字？简洁明了的称呼能最快传递信息。更何况，当时国军士兵80%来自贫困农村，文化程度有限，复杂文雅的称谓对他们而言既难理解又难发音。

滇军将领卢汉在回忆录中提到，下级军官汇报时基本都是直接喊“军长”、“师长”，从未用过“座”字称呼。台儿庄战役中，李宗仁指挥作战时，部下同样以“李长官”或直接以“司令”相称。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杜聿明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军官间的交流依然延续着直呼职务的习惯。

除了直接喊职务，“姓氏+长官”也是流行叫法。遇见姓刘的师长称“刘长官”，碰到姓李的团长叫“李长官”，既保持了尊重又简单易行。这种称呼方式在国共两党军队中惊人地相似，战场上，实用主义胜过繁文缛节。

军统内部的称呼更显江湖气。影视剧中常见的“局座”在真实历史中毫无踪影，特务们对戴笠的正式称呼是“戴局长”，私下则普遍称其为“戴老板”。这个称谓既反映了戴笠对军统的绝对掌控，也暗含身份掩护的实用考量，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老板”可比“局长”安全得多。

既然历史事实如此清晰，为何“军座”、“团座”还在影视剧中大行其道？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误读和艺术考量。

“座”字尊称在传统文化中确有渊源。中国人自古注重礼仪，对尊者常以“座”相称。科举时代主考官被尊为“座主”，致信尊者用“座前”、“座下”。

国民党军队中真实存在的“委座”和“钧座”，让编剧们误以为“座”是当时普遍的尊称方式。既然委员长能称“委座”，军长叫“军座”似乎顺理成章。

影视圈的跟风模仿加剧了错误传播。早期经典作品如《潜伏》中，戴笠被准确称为“戴老板”；《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黄埔军官称蒋介石为“校长”。

但随着民国题材走红，新编剧们不再考证历史，直接沿用已有剧集中的称呼。一部剧用了“团座”火了，下一部就跟进“师座”，层层叠加之下，虚构的称谓反而成了“行业标准”。

艺术创作的对比需求也是重要因素。编剧们刻意用不同的称呼来凸显国共两军的差异：人民军队喊“团长”、“师长”，朴实亲切；国军称“团座”、“师座”，暗示其官僚化和军阀气息。

《亮剑》中楚云飞被称为“团座”，立刻在观众心中建立起“正规军”与“军阀残余”的形象区隔，虽然违背史实，艺术效果却立竿见影。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观众对历史细节的宽容。多数人看剧只为娱乐，不会深究一个称呼的真实性。编剧发现无人挑刺，自然乐得延续这些“约定俗成”的错误。就像戴笠的“局座”称谓，虽不符合历史，却增添了角色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制作方怎会轻易放弃？

这种历史与艺术的错位，在近年愈演愈烈。当“抗日神剧”充斥荧屏，当楚云飞的“团座”形象深入人心，真实历史反而成了冷门知识。观众在影视作品形成的认知闭环中，渐渐将艺术加工当作历史真相。

称呼是历史的指纹，轻按在时代脉络上便留下独特印记。当影视剧中“军座”、“团座”此起彼伏时，真实历史却在档案泛黄的电报和日记里保持沉默。

蒋介石专属的“委座”与通用的“钧座”，这两个仅存的“座”字尊称，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孤独地证明着那段历史的原貌。

电视剧创作者们用虚构的称谓构建了一堵墙，隔开了现代观众与真实历史。墙的这边是艺术化的民国，等级森严、派系林立；墙的那边，国军士兵直呼“军长”、“师长”的朴实声响被屏蔽在文献深处。这种历史与艺术的错位，使当代人对民国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被重塑。

来源：硬核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