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被分回徐州，具体分配到徐州以北约六十里地的柳泉新成立的一个农民教育馆工作。柳泉是一个火车站，几十里路以外就是贾旺煤矿，这里的居民和青年当矿工的比较多。我与另一个铜山籍的同学一起分配到这里，算是民众教育馆的馆员，每月十六元的工资，同一个小

在徐州民众教育馆

我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被分回徐州，具体分配到徐州以北约六十里地的柳泉新成立的一个农民教育馆工作。柳泉是一个火车站，几十里路以外就是贾旺煤矿，这里的居民和青年当矿工的比较多。我与另一个铜山籍的同学一起分配到这里，算是民众教育馆的馆员，每月十六元的工资，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一样。在柳泉，课本要自己编、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吃饭要自己做，工作生活都很辛苦。

不久，我接到徐州民众教育馆的一封信，让我到该馆谈谈工作问题。我接信到徐州民众教育馆后，见到馆长赵光涛。他随即又拿出一封信说："江苏教育学院的陈兆（香圃）教授，推荐你到教育馆工作，你同陈老师很熟吗？"我说："他是我的老师，实习参观时他是领队，我是团长。在此之前，接触并不多。"赵光涛又说："陈老师很替你说话，竭力向我推荐你，你就在这里工作吧！"从此，我的工作又转到徐州民众教育馆，这时，已是1932年年末了。

开馆以后，陆续到这里工作的还有薛暮桥、陈向平、李可染等。

教育馆的组织是这样的，一个江苏省有好几个教育馆，如南京教育馆、徐州教育馆、淮阴教育馆等。另外，各个县也都有教育馆，大的县甚至有好教育馆又做什么事情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搞成人教育。当时江苏省省长是陈果夫，教育厅厅长是周佛海。尽管陈是 CC 派，周是复兴社的，但他们都想在民众教育界掌握一批力量，也想通过民众教育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类似于江苏省民众教育馆这种成人教育性质的工作，当时全国有三个策源地。一个是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馆，这是英国人利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他们有一批专门从事这种教育的研究力量，但多属美国派，请来的教授也多半是留美系统的。他们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积累了不少资料，得到的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弊病是"穷"、"愚"、"弱"、"私"、"散"，就是贫穷、愚昧、病弱、自私、分散，一盘散沙，组织不起来。他们到处散布这种理论，并且声称，要通过民众教育，解决社会上这种弊病。另一策源地就是江苏教育学院，这是国民党中央搞的，是陈立夫、陈果夫抓的。他们提出"三自"，就是通过民众教育，培养出来的人都要达到"自教"、"自养"、"自卫"，也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保卫自己（自卫在当时的解释，也有抗日自卫的意思）。后来"三自"又有所发展，叫做自教教人、自养养人、自卫卫人。就是说从这里出来以后，还需在社会上发挥作用，除自立外，还要教别人、养别人、卫别人。更具体地说，自教教人就是毕业以后，可以做小学教师，教育别人；自养养人则是每个学生都要半天学习，半天种地、种菜，并办些农场、葡萄园等，使学生在学习期间，都进行农作，学会一套生产本领，出来以后，可以做农校老师或农业技术员，一方面可以自养，另外又养人；自卫卫人是指在学校里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知识，毕业后到农村里，可以做自卫队的干部，如自卫队队长等。这基本上是江苏教育学院系统的一套做法。再一个策源地就是梁漱溟办的乡村教育会，与上两种做法又有不同，他是搞政教合一，或称之为政教卫合一，就是政治、教育与自卫合一。他办了乡村教育会与乡村建设会，吸收一些中学生或大学生人会学习，毕业以后可以当区长甚至县长，企图通过政治力量，推动他们的主张。

除上述几家外，广西也搞成人教育，也搞自教、自养、自卫，但其目的是对付蒋介石，不让外界力量插入广西。

总的说来，以上这些平民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育，都是改良主义教育，有些大同小异而已。

徐州民众教育馆属江苏教育学院系统，与该系统的民众教育理论相适应。教育馆内设立了三个部，一个是训练部，一个是生产部，一个是总务部，分别由徐毓生、穆玉清、石晓钟任部长。三个部之下还有两个独立编制，就是城市实验区与农村实验区，赵光涛也称其为实施区，并委任我为城市实施区总干事。

城市实施区管得很杂，设有民众委员会，实际上是以此代替行政区。在实施区内门牌都是重新订的，如原来是坝子街十二号，现在则改为实施区十二号，还建立了户口，以便调查研究户口。实施区的最高群众组织是民众委员会。在实施区还搞了小本贷款，有人要做生意，没有钱可以在实施区借贷。还建有许多夜校，如成人夜校、妇女夜校、青年夜校、儿童夜校等。成人夜校的学生，多是津浦、陇海两路的工人，以及实施区范围内的个体工人、黄包车夫、挑水夫等。又设有小治疗所，给穷人看病不要钱，不过是打预防针、种牛痘，防止疾病传染。此外，还成立了青年组织﹣﹣励志团，主要是担负实施区的劳务，诸如修路、栽树等。还设立了民众茶馆、民众图书馆，可以喝茶、出借图书。这些设置规模都不大，但事情很具体，做起来都很费工夫。因为我是城市实施区的总干事，上面讲的各种组织设施都属我的工作范围。即以办夜校来说，青年夜校、儿童夜校还好办一些，招青年和儿童来读书，他们容易来。但成人夜校要招成人读书，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职业，要谋生不愿意来上夜校，特别是妇女夜校就更难办了。我曾一家一户地去动员过，那时一般妇女还不开通，夜晚都不愿出来。

这些教育活动，总的说来都是改良主义性质。就江苏省上层说来，主要是通过这些教育形式，掌握群众、扩大实力，而对群众说来多少也还有些好处。当时，各种夜校的课我都讲过，教材也是自编自印，主要是传授些文化知识，同时，我也尽可能宣传些新思想，如爱国抗日、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等。

这期间，我除了忙于实施区的行政事务外，经常与薛暮桥、陈向平、李可染等在一起，相互思想较为接近，常一起议论形势，交流读书体会。几个人还利用《徐报》办了一个《新生》半月刊，在上面发表一些不太露骨的进步作品。我也写过一些新诗和短文。因为陈向平与上海左翼社会联盟有联系，经常可以收到上海寄来的进步书刊资料。我还经常收到《红旗》、《向导》这些党内刊物，当时这些刊物在社会上还是非法的，只能秘密流传，但究竟是谁寄来的，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弄清楚。我们几个人还酝酿再办一个刊物，定名为《齿轮》，已请李可染设计好了封面，但几经申请，国民党徐州党部就是不批准，理想中的《齿轮》，未经出版就夭折了。我在《纪念向平诞辰七十一周年》一诗中所说："《新生》新事物，日日盼《红旗》。风雨鸡鸣夜，《齿轮》转不疲。"就是指我们当年在一起办《新生》，又酝酿办《齿轮》的情况。所谓"日日盼《红旗》"，反映了我们当时如饥似渴地希望看到党刊的心情。那时，我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在迫切而积极地寻找党组织。

寻找党，渴望加入党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我曾目睹了一批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在铜山师范又目睹了国民党各派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并受到排挤与迫害。在流落江南期间，进一步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弊端。在无锡国专读书时，也曾幻想过走读书治学道路，日后做一个国学家。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了壁，头脑逐渐冷静和清醒，感到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我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关系看，此路是不通的。

在进入江苏教育学院后，我又直接经受了国民党对进步思想的控制和迫害，思想上也产生过烦恼和苦闷，开始认真考虑社会现实问题，探索人生应走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阅读了各种理论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特别是直接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后，逐渐懂得了国家、革命、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共产主义产生了追求和向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一块块吞噬，激发了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投入了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对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我十分愤懑；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衷心拥护，认为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方向。与之同时，通过阅读秘密流传的党内刊物，以及与进步同学的接触，我逐渐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遭遇，要维护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就只有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当时，我就想接触、靠近党组织，但江苏教育学院高阳开除了四十多名进步同学之后，学校中似乎已经没有党的组织活动，我曾有意识地摸索、寻找，但直到毕业之前，也一直没有找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到徐州民众教育馆之后，我寻找党、渴望加入党的愿望始终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强烈，但苦于找不到。后来，我才知道徐州地区的党组织，于1929年、1932年，曾两次遭到敌人大搜捕、大破坏，党的领导机构被侦破，主要领导成员和大批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与屠杀，也有些党员逃跑或叛变了，整个党组织陷于瘫痪瓦解状态，这是我当时苦苦找不到党组织的主要原因。

那时，我有个同学叫彭伟，他是湖南人，就是被高阳在教育学院开除的四十几人中的一个。一次他路过徐州，要到北京农业大学去读书。我曾到车站去迎接他，他无暇在徐州停留，我们只是在车站谈了谈。他当时问到我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他到北京后，告诉并请求组织上帮助解决。春天过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农业大学被捕学生名单中有彭伟的名字。后来，我又碰到他的姐姐彭文，她告诉我彭伟当时也只是个进步青年，他虽然接近组织，但是没有履行入党手续。

在此前后，教育学院的同学中还有一个叫李春秋的。1933年后，从上海来到徐州，住在国民党徐州报社，也曾向我询问寻找党组织的情况，我苦笑着对他说："我自己也还没有找到党组织。"这个同学给了我一本《共产党的 ABC 》，还向我介绍了不少情况。他谈到，当前党对知识分子有些关门，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原来的五万多名党员，有四万多名被杀的杀、捕的捕，还有些人自首、叛变，所剩无几，也暴露出一些党员不坚定，所以党的发展比较慎重，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有些关门。后来，我也了解到，那时的徐州党组织受立三"左"倾路线影响，主要搞农运、兵运。所以说，难以找到党组织并非偶然。

当时，我能接触到的只有四名共青团员，又都被捕关在徐州新监狱，其中一个叫赖名震，还有个叫李建离。赖名震是我在铜师的同学，他被捕入狱后，我常去狱中探望，送些食物或书刊，也常常给监狱长一点好处，希望对他们有些照顾。后来，他们又从新监狱转到反省院，便无法探望。新中国成立后，赖名震给我写过信，说他在黑龙江某师院刻蜡版，人世沧桑，殊多变化。他在信中提到想回原籍，经我帮助，回到江苏沛县当小学教师。我虽然到处找党组织，又到处找不到，但并没有灰心，我想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有党的存在，终归有一天，我会找到党组织。

坝子街上反对天主教堂的斗争

1934年春天，徐州北关坝子街上发生过一次反对外国传教士盖教堂的爱国的群众行动。

当时，传教士要在坝子街上盖一座天主教堂，地址正选在民众教育馆实施区的西部。教育馆所属的青年励志团，刚刚把坝子街的马路翻新了一遍。而传教士为盖教堂，用铁轮大车拉石头，把新修的路面轧坏了，同时又砍了路上的树木。坝子街上的市民、工人和学生很是反感，再三反对他们在这里盖教堂。起初是派了代表向传教士说理，但他们根本不加理睬。因为当时中国落后，外国人气焰很盛，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以为只要他们一瞪眼，中国人就会被吓退，岂不知这一次却不灵了。

我当时也主张不让他们盖。因为我从念法文补习学校起，对外国传教士那种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就非常反感。现在他们又在教育馆属区盖教堂，轧坏了马路，对群众的抗议又置若罔闻，已引起了群众的公愤。我觉得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和这些不讲理的外国传教士斗一斗。于是经和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等商议，组织发动了坝子街的市民促进会、青年励志团、武术队等群众团体，还有商店的商人、夜校的学生，一致行动共同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示威大会，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沿途呼口号、贴标语，口号与标语的主要内容是反对轧坏马路、反对破坏公物、反对宗教侵略，等等。

外国传教士认为群众的游行示威破坏了他们的传教自由，便把示威的场面、贴的标语，都用照相机照了下来，告到铜山县教育局。教育局管不了，又告到江苏省教育厅，一直转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实业部。实业部批示，要江苏省教育厅、铜山县教育局检查处理。根据这个批示，江苏省教育厅、铜山县教育局会同徐州天主教堂，下来进行联合调查。查来查去，查到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都害怕了，原来他们对这件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现在上面派人追查，一个个都怕担责任不敢出面，叫我到教育局去谈判。我去了两次向教育局说明事情的原委，教育局也就不敢管了。后来，外国传教士又纠合实业部、省教育厅、县教育局的代表，直接到教育馆来，进行指责质问，指出我们没有权力阻止外国人盖教堂，并说这是法律所允许的，干涉和反对是非法的。进而，要我劝说群众不要再干预这件事。我则表示，群众游行是自发的，他们主要是反对破坏马路、砍掉树木，难道爱护自己国土上的公共建筑也是非法的吗？！而且这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坝子街全体民众的事，你们要商量要谈判，应召集坝子街的民众代表，我无权代表他们。

由于我和坝子街的民众一直没有让步，直到同年暑假，我离开徐州去沛县，外国传教士始终没有再继续拉石头，教堂也未盖成。至今，我仍认为那次坝子街上反对盖天主教堂的斗争，实质上是一次小范围的、群众性的爱国活动。

这件事发生之后，一方面我对民众教育馆的几个领导的推诿态度有些看法；另一方面继续在这里工作，事情也不大好做，决定离开民众教育馆。恰巧这时，我的老同学苗敬一新任命为沛县中学校长，再三要求我到沛中帮忙，我便答应暑假后去沛中任教。

我去沛县中学之前，凌静也从南京调到徐州民众教育馆。那段时间，凌静的生活比我更艰难和曲折。她在教育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镇江，半年后又到了广西南宁，后来又转到安徽蚌埠，一个学期后，又调到南京太平门民众学校。那段时间，我每个寒暑假都要到她那里去。除南宁外，镇江、蚌埠、学校。那段时间，我每个寒暑假都要到她那里去。除南宁外，镇江、蚌埠、南京我都去过。当时，她的生活极端困难，遭遇到的事情也多。她父亲去世早，每月要给母亲寄生活费，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我们从江苏教育学院同学以来，始终保持着感情上的联系，工作后，每年寒暑假都要见面，但迟迟没有结婚，一则是工作不在一起，二则也是因为经济困难。她妹妹死后，经俞庆棠老师和赵光涛的帮助，才调到徐州民众教育馆。

任教沛县中学

1934年暑假后，我应邀到沛县中学担任教导主任。沛中校长苗敬一是我教育学院的同学，他思想比较激进，常看些进步书刊，对时局发表评论，我们相互间的关系比较要好，现在一起共事，自然很愉快。

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沛县中学就坐落在县城中心的歌风台畔。一进校门便是刘邦衣锦还乡、宴请乡亲父老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在此修建了歌风台，置有石碑，书写着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目睹此情此景，自然会使人们联想到我们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沛县中学原任校长朱少三是沛县国民党党棍、大流氓，因吸食鸦片，学校的教育经费被他贪污了许多，学校被他搞得一塌糊涂，校舍破烂不堪，教具残缺不全，学生也不多。我到校后，和苗敬一商议，想一起对学校进行整顿和改造。当时，我们都年轻，有干劲，决心想把学校办好。我向苗敬一表示，头两年，只要能吃饭穿衣，有来往路费，可以不领工资。我们合理安排上面发下来的经费，增加了班次，维修了校舍，添置了教具，很快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教学方面，我们没有机械地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课本上课。把原有的公民课，改教时事政治，还常常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国文课基本上是讲文章，如选讲过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郭沫若的《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及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向学生灌输些进步思想。

为了活跃学校的文体生活，每天拂晓，我就带着学生，喊着口令，沿着沛县城墙跑步一周。同时，我们还在学校里组织了话剧团、京剧社，经常排练演出些进步戏剧。一时间，使沛中生气勃勃，充满了活力。群众看到学校面貌焕然新，也对学校采取了支持信任的态度，把子弟送到学校读书，学生不断增多。

我们在学校的教学与各项活动，逐渐引起国民党县当局的不满，他们制造散布了各种舆论，说沛中是共产党插手的学校，常常借故找事。看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冲突。

第一次大的冲突是1935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县政府突然通知学校，到黄庙广场参加纪念孔子诞辰的集会，但我们接到通知时，距开会的时间只有七分多钟，即刻整队跑步入场，但还是迟到了。县长苏民为此大发雷霆横加训斥。指责沛中师生不遵守政纪、目无官长、蔑视孔圣人遗教，必须整顿。当时，我便感到苏民此举不过是借题发挥。因为国民党县政府几乎每星期都要在孔府前的广场上举行"周会"，包括沛中在内的县直各单位都要参加，而县长苏民每次都要在会上训话。他一开口就是希特勒如何如何，我们都很反感。对他的讲话内容，我们每次回校后都要进行"消毒"。这些情况可能已传到苏民耳内，因此，借端对沛中发火。

对于苏民的法西斯作风以及多次散布的法西斯思想，特别是这次对沛中的无理指责，我感到有必要驳斥。因此，他讲话后，允许自由发言时，我上台讲了话。一方面摆出事实，驳斥了他对沛中的指责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提出，希望他不要用希特勒的法西斯手段对待学生。

苏民听了我的发言，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没等我把话讲完，就指挥四个国民党兵，用驳壳枪把我拘押起来。对他这种色厉内荏的举措，我泰然处之。但沛中的学生见我被抓，群情愤慨，二百多名学生手持童子军棍，一齐冲向主席台，齐声高喊："不许抓人，放开郭老师！""放开郭老师！"整个会场，顿时民怨沸腾乱作一团。我则依旧昂然站在主席台一侧，看苏民如何收场。

苏民原来不过是想恐吓一下沛中师生，此时眼看事态闹大，二百多名手持童子军棍的学生也不好惹。再者沛中的师生也联系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他也抓不到我其他任何口实。因此，经过校长苗敬一与沛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馥亭等人的斡旋和圆场，不得不把我当场放开。

但事后，苗敬一竟背着我在《沛报》上刊登了一个启事，以他的名义说："我校教师郭某某在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冲犯了县长，特赔礼致歉。"事后，我看到这则启事，非常生气地质问苗敬一，为什么登这样的启事，事先不同我商量，这不是向法西斯投降吗！苗敬一则笑了笑说，我们不是为了培养学生吗？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也便于你继续留校工作，你就不必那么认真了。然而，这件事却使我对苗敬一这个人产生了想法，别看他平日里指陈时事、慷慨激昂，但到了关键时刻，却这样的没有坚定性和原则性。

还有一次冲突是，距前次事件不久，有天晚上，沛中话剧团在县政府礼堂演出话剧《牺牲》，这是左联的一个剧本，我是导演，又饰演剧中的主要人物。该剧主题是宣传抗日。内容梗概是说东北义勇军的一支队伍，在一次战斗中失败，许多战士受伤，排长被俘，后遭日军枪杀，排长在牺牲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剧本内容到我们的演出效果，宣传抗日的情绪十分激烈。恰好，那天县政府的一些官员也都在台下看戏，当听到我扮演的排长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他们便在下面跺脚乱叫："这是共产党宣传！这是共产党宣传！"还唆使一些特务跑到后台，强令我们停止演出。我当时即和他们据理力争，我说："为什么宣传抗日就是共产党宣传，难道全东北的人民群众都是共产党吗！"

不过，经过这两次冲突后，我就成了国民党政府特别注目的人物，他们听到我的名字，便如芒在背，把我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我自己也感到，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时时事事都应谨慎从事。

夙愿以偿秘密入党

我在沛中的活动，既遭到国民党的嫉恨，同时，也引起党组织的关注。沛县原来就有党的工作基础，1933年徐海蚌特委遭到敌人破坏时，沛县的党组织也瘫痪了。1935年秋天，我党苏鲁豫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张光中同志到沛县，重新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并指定徐海蚌时期的党员苗宗藩、王义等人，继续在沛县开展活动。

苗宗藩是沛中校长苗敬一的父亲，我原来就认识他，他到沛县进行活动时，曾多次找过我，不过，行动是秘密的，来去都在夜里，连他儿子苗敬一都不让知道。有时，他在我的住处过夜，我就把他安置在房内的储藏室里，天不亮他就赶快离去。我也知道，他是在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既不打听他的活动，也不向别人透露他的行迹。

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我正在室内读书，苗宗藩又来了。稍坐片刻后，他又观察了一下室内外的动静，让我掩紧房门，而后庄重地对我说："经过党组织的长期考查，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你我二人之外，不许和任何人发生组织联系。入党的事要保密，最亲近的人也不能透露。"听了这些话之后，我顿感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多年来，我到处寻找党，渴望加入党，不想终于夙愿以偿，我激动地含着泪花向苗宗藩同志表示："我一定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我今后的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宁愿牺牲自己，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敢闯。"接着，苗宗藩同志又告诉我："目前党的集中目标是反蒋抗日，要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是为了抗日，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这使我明确了党的方针和意图。过去，我虽然也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但只是凭着个人的认识和了解，常感到心中无数。现在有了党组织的领导，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36年春节前后，苗宗藩曾到山东枣庄找徐州特委，见到特委领导郭子化、张光中等同志。回来后，向我传达说："经特委同意，批准你为正式党员！"但是，1940年整党时，由于苗宗藩的历史问题，对我的入党问题曾经有过议论，但最后经认真研究，结论仍然是1935年11月起算为预备党员，1936年2月转为正式党员。

苗宗藩这个人历史较为曲折和复杂。他出身于一个地主阶级家庭，早年倾向革命，曾为此被捕入狱，后无罪释放。于1932 年加入党组织。1933 年徐海蚌党组织遭大破坏时，他又自首过。1935 年秋后，郭子化、张光中同志到徐州、沛县等地恢复党组织时，苗宗藩又表示愿意革命，为党工作。当时，徐州地区党组织因连续几次遭受破坏，党员几乎全部损失。考虑到苗宗藩愿意革命，而且是真诚的，特委同意他可以做些党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使用，但并没有明确恢复他的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没有权力发展党员，可是他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发展了我，我又培养发展了别的同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又做了沛县县委书记。1940年整党时，发现了他的问题，党组织又中断了他的组织关系。但他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也曾经要求再次入党，当时有人认为，他不仅自首过，而且对组织有破坏，不能同意。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没有脱离革命工作。1961年，他病逝在济南。当时，我因公在去青岛途中，特地在其病逝前看望了他，他临去世前还继续向我提出组织问题。我把这些情况报告了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又向郭子化、张光中以及郝中士等同志，进行了调查和了解。考查了他的整个历史，根据他的表现，又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党龄从1935年重新为党工作算起。这件事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和郭子化、郝中士等同志都同意他重新入党。因为党在秘密工作时期，情况错综复杂，一个人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中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还要看其对错误的态度以及犯错误之后的长期表现。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同意苗宗藩同志重新入党。

我于1935年11月入党后，按照党的指示和部署，在沛县中学进一步开展工作。先后在学校里组织了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到社会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在沛县中学建立了秘密组织，形成了进步核心。后来，徐州沦陷后，沛县中学的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成为开辟和建设湖西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至今，不少沛中当年的学生担负着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以及军队中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战斗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正当我在沛县中学积极而秘密地开展党的工作时，国民党的特务也插足于沛中，斗争十分尖锐和复杂。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