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竺可桢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在诸多光环中，“浙江大学校长”也曾是竺可桢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身份。从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竺可桢都在浙大校长任上。十三年间，也正是中国处于艰苦抗战阶段，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
作者：杨海亮
竺可桢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在诸多光环中，“浙江大学校长”也曾是竺可桢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身份。从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竺可桢都在浙大校长任上。十三年间，也正是中国处于艰苦抗战阶段，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历经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阻，不仅使浙大万象更新、弦歌不辍，还一跃成为全国著名大学。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竺可桢坚信“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不遗余力地为浙大罗致人才。
01
第一时间招揽梅光迪
1936年5月，竺可桢上任伊始，便给人在美国的梅光迪发去了电报，诚邀他到浙大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当时，浙大以工科见长，文科相对较弱，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等学科甚至还没教授。竺可桢想办一所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文科自然不能忽视。而梅光迪是中国首位留美文学博士、学衡派创始人，在国内文科领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当然，竺可桢想到梅光迪，除了梅光迪的影响力外，也因为彼此已经相识相交多年。竺可桢与梅光迪是同龄人，都生于1890年。1908年，两人同时入读上海复旦公学。竺可桢说：“余与迪生（梅光迪的字）光绪三十四年复旦即相识，从这时便有往来。”两年后，两人都参加了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考试。只是，竺可桢考取了，而梅光迪落榜了。但是，竺可桢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的第二年，梅光迪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也去了美国。1913年，竺可桢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而梅光迪先是转到西北大学，随后进入哈佛大学。于是，两人再次同校，还曾在一间宿舍同住了一年时间。
1939年，竺可桢（前排左三）与贵州浙大校友合影
1920年，梅光迪、竺可桢先后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用，彼此成了同事。年底，教育部门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开始筹建东南大学，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梅光迪任西洋文学系主任，都是学校的台柱子。在东南大学，梅光迪还创办了影响巨大的《学衡》杂志。1924年至1936年，梅光迪在哈佛大学任教，中间回国时又有过一段时间与竺可桢共事。
总而言之，两人虽然分分合合、聚聚散散，但双方的“交集”足以让他们了解彼此。对于梅光迪教书、治学、做人等，竺可桢是知根知底的。浙大用人之际，竺可桢自然想起了这位多年的好友。两番电来报往，梅光迪愉快地答应了竺可桢的邀请。梅光迪的学生、时任芝加哥大学中文研究主管的顾立雅博士知道消息后，火急火燎地前来劝梅光迪放弃回国计划或改变行期，以助芝大建设东方语文系。但梅光迪不为所动，他拿出已经买好的船票表示自己去意已决。
1936年10月12日，竺可桢约梅光迪吃晚餐，欢迎他的到来。此后，梅光迪追随竺可桢，为浙大的发展壮大付出了极大心血。1939年，浙大迁往贵州遵义，梅光迪任新成立的文学院院长。在任期间，梅光迪注意通才教育，提倡人文修养，旨在使学生能闳中肆外，笃实而有光辉，深得师生爱戴。竺可桢也格外器重梅光迪，外出时还请他代理校长职务。
1945年12月，梅光迪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在出殡仪式上，竺可桢动情地表示：“余于文学为门外汉，但余与迪生卅六年之交谊，故从私情、公谊，不能不说几句话。”竺可桢认为，梅光迪身上有三处是一般人“不可及”的：一是“对于做人、读书，目标甚高，一毫不苟。如读书，必读最佳者，甚至看报亦然。最痛恶为互相标榜、买空卖空。不广告、不宣传”；二是“为人富于热情，初望之虽俨然不犯，但即之有日，始知其为热肠。恶恶如仇。对于青年尤爱护备至”；三是“不骛利，不求名，一丝不苟”。显然，竺可桢当初迫不及待地要为浙大招揽梅光迪，理由也在这里。
02
不计前嫌礼聘马一浮
1936年5月6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至公安局晤赵华煦，渠介绍马一浮与邵裴子，此二人杭州视为瑰宝。马本名马福田，与大哥同榜为案首；汤寿潜选为东床，未几至美国。近卅年来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余托赵（华煦）觅寿毅成为介，一探其愿否至浙大。”可见，杭州“瑰宝”中的马一浮并不好请。
为了招揽马一浮，竺可桢请寿毅成、王子馀、张圣征等与马一浮亲近的人多次游说，还两次专程拜访马一浮。5月24日，竺可桢前往马一浮住处，当面询问意见。马一浮似有所动，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7月17日，竺可桢再次前往，并告诉马一浮，拟在刀茅巷十七号特设一房为其教课之所。竺可桢的考虑是，因为来往时间耗费甚多，学生上下课不能衔接，故主张由校方指定地点，“薪水致送二百元，每星期二小时”。应该说，竺可桢与浙大方面的诚意已经足够，可马一浮还是有所犹豫。后面，多次沟通也没奏效，竺可桢的招“马”计划最终落空，他不由在日记中感慨：“余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子梅谓其学问固优、世故欠通，信然。”
1936年，担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
原本以为浙大再也无缘得到“马”宝，谁知，一年以后，马一浮主动“投奔”浙大。1938年2月，身受离乱之苦和迁徙之难的马一浮想到了浙大。他致信竺可桢，提及到自己的“流离”和“所望”：“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闻贵校早徙吉安，弦诵不辍。……因念贵校所在，师儒骈集，敷茵假馆，必与当地款接，相习能安。傥遵道载驰，瞻乌爰止，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虽过计私忧，初不敢存期必，然推己及物，实所望于仁贤。”
接到马一浮的信后，竺可桢想到前年曾极力邀约却功亏一篑，略有感慨。如今，马一浮既然有意浙大，似可成人之美。于是，他立马与郑晓沧、梅光迪等浙大骨干商议，也都主张收容，遂聘马一浮为国学讲师。
3月29日，马一浮拖家带口抵达当时浙大所在的泰和。竺可桢亲自迎接，并为他接风洗尘。马一浮到浙大后，竺可桢给予了崇高的礼遇。据梅光迪所说，“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学校私有的两辆黄包车之一，为他随时待命。路程稍长，竺校长的汽车就成了他的座驾”。
关于马一浮的讲座，浙大文学院还制定了听讲师生必须严格遵守的多条规则，如马一浮进入教室时，须全体起立；课上不能制造任何噪音；任何违规者将被驱逐出教室，等等。其间，竺可桢也曾几次前去聆听。
从1938年4月到1939年1月，马一浮为西迁的浙大开设了国学讲座二十余次，并应竺可桢之请为浙大撰写了至今还在传唱的校歌《大不自多》。马一浮在浙大的时间虽然不长，为浙大做的贡献却是不小，也算对得起竺可桢给他的格外关照。
03
不论背景引进谈家桢
1937年9月，竺可桢代表浙大给谈家桢去了聘书，聘他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薪酬为每月300元。接到聘书的谈家桢喜出望外，不能自已。多年后，他在回忆竺可桢的文章中写道：“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却是不易得到的。”的确，单说这个待遇，就让一般的教员可望不可及。当时，浙大助理的薪水不过七十元，讲师的薪水也只有一百二十元。
为什么竺可桢对谈家桢这个年轻小伙如此厚爱又如此信任呢？要知道，两人既无亲戚关系，又无师生名分，甚至不曾相识。可谈家桢偏偏名正言顺地成了浙大教授中的一员。其实，谈家桢绝非无名之辈。1932年，他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1934年，他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他完成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读博期间，谈家桢独立完成或与他人合作，发表了十余篇有影响力的论文。
如果学有所成的谈家桢继续留在美国，前程自然光明，名利也会丰收。摩尔根、杜布赞斯基等人也都希望他留美。但谈家桢的信念是“科学救国”，“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专业的人才”。于是，谈家桢果断拒绝了师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然而，当时国内各行各业派系林立，想进高校或科研机构扎扎实实地做教育、做科研并不容易。谈家桢又是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这样的教会学校背景，在国内也很遭排斥。一时间，谈家桢深感无奈和无助。
浙江大学部分教师在浙大图书馆前合影（右七为马一浮，右八为梅光迪）
有心人，天不负。正当谈家桢一筹莫展时，他的同学朱元正给他带来了福音。原来，朱元正毕业于东南大学，他的老师中有一位是胡刚复，而胡刚复曾在东南大学与竺可桢共事，此时又是浙大文理学院院长，是竺可桢的一员得力干将。于是，朱元正写信把谈家桢推荐给了胡刚复，胡刚复又向竺可桢推荐了谈家桢。听说有这么一位富有才学又心系家国的年轻人，竺可桢满心欢喜，立马对谈家桢进行招聘。
此前，浙大的生物系已有多名知名教授，竺可桢希望引进谈家桢后，生物系能够发展成为中国遗传学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谈家桢果然深孚众望，浙大期间不仅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培养了众多以后成绩卓著的生物学人才。
谈家桢晚年回忆，一生中最有作为的时期是在湄潭（1940年浙大迁至湄潭，生物系设在唐家祠堂），是竺可桢为他和学生创造了尽可能好的研究环境。谈家桢说：“纵观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办大学而成功的只有两个人，其一是蔡元培先生，另一位就是竺可桢先生。”谈家桢还说，竺可桢是一位有凝聚力的校长，他胸襟开阔、气度恢宏，不被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所束缚。
确实，除了谈家桢，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燕京大学出身的谭其骧等，虽然都有教会学校背景，但都被竺可桢招揽，且委以重任。在竺可桢那里，不讲门户，不论派系，“外来人”同样可以成为“座上宾”。
04
毫不犹豫请回束星北
竺可桢接手浙大时，可以说浙大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不少教员或由于不满校长的治校方式，或苦于长期欠薪且索要无果，心灰意冷而另谋高就。这当中就有物理系副教授束星北。竺可桢上任后，又把不少辞职的教师、技工请了回来。1936年8月，束星北经竺可桢劝导，重回浙大。
束星北是一个有才能也有性格的人。生活和工作中，他敢于直言，也爱行侠仗义，在师生眼中，落了个“束大炮”的外号。1935年底至1936年初，浙大前任校长郭任远因治校不力，导致“众叛亲离”，师生还发起了“驱郭运动”。束星北是“驱郭运动”的“急先锋”，还因郭任远“擅自动用中央研究院拨给浙大物理系的一笔专用经费”而大发雷霆，以致交涉时当场掀翻校长用于接待客人的酒桌。
束星北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时曾经触犯过蒋介石，在浙大任教时又公开叫板校长郭任远，种种行迹给自己带来了不少坏名声。可就是这样一个爱惹事、敢犯上的“刺头儿”，竺可桢毫不犹豫地就要了回来。
竺可桢校长给学生授课
竺可桢爱才惜才，可束星北这个“才”让他日后吃了不少苦头。例如，“七七事变”后，浙大着手迁校，可束星北却在这关键时候不见踪影。竺可桢带人四处寻找，最后才知他剃了光头、身着戎装在杭州的一个兵营训练，“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向‘敌人’的胸膛”。又如，束星北与总务处主任起了争执，拳头相向，致使竺可桢从七十公里外的遵义专程到湄潭解决争端。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浙大不能留束星北这种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的人，可竺可桢不愿放走束星北，力排众议：“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还可以督促他改嘛！”束星北与人有了矛盾，还动不动递交辞呈，弄得竺可桢焦头烂额，又当“裁判员”又做“和事佬”。束星北回到浙大的第二年，又是竺可桢力排众议，将他提拔为教授。
不过，束星北倒也配得上“教授”这个名号，也对得起竺可桢对他的一再袒护。别的不说，日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其物理天赋就是束星北发现的。当年，在束星北的劝说和鼓励下，李政道从电机专业转到物理专业，迎来了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多年以后，李政道满怀深情地感谢束星北：“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先生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老师。”
竺可桢浙大校长任上网罗人才的故事还有很多，以上四例不过是冰山一角。可从这小小的“一角”里，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这位校长独特的人格魅力。竺可桢为了浙大的发展，招贤纳士，殚精竭虑，正如他自己所说，“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礼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1936年，竺可桢上任时，浙大正副教授不足七十；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浙大正副教授已逾两百。在那个动荡年代，竺可桢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罗致了一群人，以自己特殊的魅力聚集了一群人，这群人“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无怪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要称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7期
来源：各界导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