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不仅是经济交流的动脉，也是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通道。运河沿线的书画艺术，如浙派山水、吴门画派及扬州八怪等，展现了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同时，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绘画技法的融合，如西洋画法的引入，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为书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
《运河浩荡载艺术之舟》是《扬州晚报》刋登的知名运河文化学者姜师立的研究文章。文章引经据典，解析了明代至清代大运河绘画艺术。
大运河不仅是经济交流的动脉，也是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通道。运河沿线的书画艺术，如浙派山水、吴门画派及扬州八怪等，展现了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同时，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绘画技法的融合，如西洋画法的引入，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为书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使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读完文章，深感运河与书画艺术紧密相连。从明代文人画的兴起，到清代中外绘画的交融，运河沿岸书画艺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它不仅承载着本土艺术的传承，还推动了中外艺术交流，是书画艺术发展的重要脉络。
姜师立，扬州市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扬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副秘书长，国内知名运河文化学者。曾任大运河联合申遗办专职副主任、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大运河文化有一定的研究。出版《京杭大运河历史文化及发展》《京杭大运河遗产监测技术与应用》《中国大运河百问》《中国大运河遗产》《中国大运河文化》《中国大运河·扬州》《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活在大运河》《运河王朝》《传奇中国：大运河》《中国大运河人物》《大运河人物故事丛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100问》等26部运河研究专著（据作者介绍，今年将有几部研究大运河的新书出版），曾多次为高校、机关、企业单位讲授大运河文化知识。
现转发《扬州晚报》刊发的姜师立教授的文章，供赏析。
附：
【书画扬州】运河浩荡载艺术之舟
■ 姜师立
明代的书画艺术伴随着运河水的流淌浸润了大江南北，同时，明代的书画艺术还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大运河北方的书画艺术构图严谨、笔法苍劲、风格豪放；大运河南方的书画艺术灵动秀润，体现了南方的灵秀之气。明代文人画盛行，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样式，涌现了众多的杰出画家、画派和优秀作品。
明代运河沿线绘画艺术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亮点
明代运河区域的书画艺术以文人卷轴画为主流。从题材上来看，绘画十三科都有不同发展，各自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画家和作品；从技法上来看，工笔、写意各展其长、各有佳妙；从风格流派上来看，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人物等，地方流派众多，竞相争奇斗艳。明代书画家多数是或工诗擅书，或书画皆善，或诗书画俱佳。
明早中期的“浙派山水”是明代山水画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因其创始人戴进（1388—1462）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故称。其另一代表人物是吴伟。吴伟少时孤苦，曾寄居有“钱青天”之誉的湖广布政使常熟钱昕家中，成名后曾两度奉旨进京，备受明宪宗宠遇，孝宗时被赐为“画状元”。工人物、山水，早年以工笔细描为主，中年以后变为水墨写意，风格苍劲豪放，为戴进之后的浙派主将，也是江夏派的创始人。传世之作《溪山渔艇图》（又称《渔乐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展现了江南山水景色和渔人生活，表现了对秀丽江南的热爱之情，体现出自由清新的气息。
明中期的“吴门画派”是活动在运河之畔江南苏州（苏州有吴门之称）一带的一批书画家。被认为可与浙派始祖戴进并肩的周臣，可谓吴门前辈，唐寅、仇英都出自其门下。代表吴门书画创作最高成就的是被称为“吴门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
明清两代是中国写意画真正确立和大发展的时期，这其中，生活在明代后期的徐渭是一位杰出的大写意画家。作为明代性灵派的一员健将，他无论是诗文，还是书画，或是戏曲，都讲究直抒胸臆，强调真情至性。他的大写意花鸟开创了文人画的新境界，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徐渭的传世之作主要有《墨葡萄》《杂花图卷》《牡丹蕉石图》《榴实图》等。
明代随着大运河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绘画开始受到西洋绘画的影响。运河沿线国外绘画技术的传入，是从传教士带来的宗教画开始的。明朝有不少传入中国的西洋画，但能够见到的只有利玛窦当年赠程幼博的4幅宗教画和汤若望献给崇祯帝的48幅西洋画中的3幅。西方绘画对光线、色彩的运用迥异于中国画，视觉效果大不相同，引起了中国人很大兴趣，西画技法对中国画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代中国画艺术在中外交流方面
更多是在运河沿线进行
清代运河绘画作为运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成就表现在传统中国画上，特别是江南运河沿线城市对文人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运河经济繁荣也促进了年画、版画的发展，而壁画则进入衰亡期。
大运河地区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也让传统中国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院画在清代仍受到重视，康乾二帝不时躬身动笔，设如意馆和内廷供奉，在有重大创作时还召集民间画家进京发挥他们的作用。随着西方绘画艺术大规模传入中国，中西画法开始交流交融。中国画家吸收西方绘画的长处，特别是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军事战争题材处理技巧，弥补了中国绘画的不足，使运河绘画呈现出中西融会的新景象。供职宫廷的外籍画家如郎世宁、艾启蒙、贺清泰等人的作品则用中国绘画材料按照西洋画的透视法诠释作品，对中国工笔画与西方古典写实主义绘画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清代院画盛于康乾两朝，画家以技艺为皇室器重。较有成绩的有淮扬运河畔的扬州人禹之鼎、江南运河畔的嘉定人丁观鹏、江南运河畔的乌程(今浙江湖州)人金廷标，还有吴县人徐扬等。清院画家为运河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上起了好头。清宫廷画中还有一种“工程画作”，如康熙中后期，由画师和工程人员绘制的二十四种河图，最著名的有《运河全图》《黄河全图》《淮河全图》，详细记载了京杭运河、黄河、淮河三大水域的源流、支派、地理位置及治理情况，精确反映了三大河流和各支流的全貌。
明清之际，运河区域文人寄情山水思想浓厚，蓝瑛、项圣谟、石涛等人打破常规，立意新奇，笔法恣纵。常往来扬州、北京、安徽等地，晚年定居扬州的石涛为画坛“清初四僧”之一，石涛对“扬州八怪”产生了巨大影响。“八怪”之一的扬州人高翔，与石涛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交，为运河流域的绘画史添写了动人佳话。
清初至嘉庆年间是花鸟画风格多样、各放异彩的时期，其时影响最大的是以恽南田为首的“常州画派”，属于清代花鸟画坛的主流派。而活动于扬州被称为“扬州八怪”的一些画家则与正统画风格格不入，他们继承文人画艺术传统，在创作上重视品格文化书法的修养，继承青藤、八大、石涛传统，突破俗套，强调“师造化，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求神似，端人品，博修养”，成为运河文化艺术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扬州八怪”的出现与扬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其时运河经济文化的另一个中心，商业发展快，市民阶层扩大，艺术需求旺盛有关。
康雍乾时期运河沿线的浙江人王树合、金古良，江苏吴县人金建等人以白描或仕女著称，“扬州八怪”中的罗聘、黄慎、闵贞等人的人物画成就也高。罗聘的人物画意趣很高，构思奇特，形象也偏于“怪”；黄慎画人物用笔流畅，功底深厚；闵贞的仙佛、人物均佳。以人物写真肖像为长的蒋骥、丁皋、沈宗骞，从理论上对人物写真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探讨，蒋骥的《传神秘要》、丁皋的《传真心领》、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都是在前人传神实践基础上提炼的理论研究成果。
清代中国画艺术在中外交流方面作用显著，更多的是在运河沿线进行，应该说这是运河文化开放性的一个亮点。清初开始，中外绘画艺术相互融合。康乾盛世时，一方面中国画家学习西洋画法，另一方面，朝鲜、日本也吸收中国绘画不同流派的技法，浙江吴兴画家尹海于1720年来到长崎，日本南画派大家池大雅受其影响。浙江苕溪人费澜、费晴湖将浙派画风传入长崎，花鸟画家浙江德清人沈铨受邀携弟子郑培、高均东渡日本，对日本花鸟写生画派产生重要影响，被称为“舶来画家第一”。朝鲜与中国的绘画交流也十分密切，唐岱、黄慎、闵贞对李朝画家金弘道等人的山水人物都有一定影响。
与明代相比，运河区域壁画艺术更加衰微，较有新意的有成于乾隆七年(1742)的雍和宫壁画，还有北京故宫长春宫回廊《红楼梦》壁画笔调细腻，略参西洋画法，空间处理运用了焦点透视法，且使用油彩，这是运河区域民间艺术形式进入宫廷的一个明证。
版画因运河经济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在戏曲小说插图中得到了长足进步。至乾隆年间，京派名气大涨。1648年，徽人汤尚、汤义、刘荣等所刻芜湖画家萧云从所作的《太平山水图》已有独幅风景版画味道。苏州人朱圭的《耕织图》《避暑山庄图》《圆明园图咏》《万寿盛典图》，则将殿版推向新高潮。在苏杭一带，继明《顾氏画谱》《十竹斋画谱》之后，1679年利用“饾版”所刻五色彩画及《芥子园画传》均为明写实手法之余风。而供奉内廷的郎世宁等人则利用西洋版画技法作铜版画，为版画史注入新的种类。嘉道以后，只画不刻而印的石版画的兴起随石版图书风行而大放光彩。光绪三十三年 (1907)天津出现了五日刊的《醒俗画报》，使运河文化史在雕刻艺术开始走下坡路时放出一股清新之风。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通俗艺术形式，在大运河南北蔚为大观，最有名的是“南桃北柳”。天津杨柳青年画作坊在明代已出现，至清乾隆间达到极盛。绘画风格明显受殿版版画和院画的影响，追求绘画效果，单色版印刷，辅以人工染色, 线刻精工细腻，染色鲜丽辉煌。诞生于苏州桃花坞一带的木刻年画，承继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桃花坞年画产生于苏州北城商业气氛较为浓厚的集中地带。风格上受安徽、苏州版画及吴地画家影响，釆用套色木刻的方法，并吸收西方铜版画运用排线方法，注意透视明暗、空间纵横的表现与墨色变化朴中带雅，明静强烈。内容上以故事性强的画面为主，并乐于表现繁华的城市面貌与市民生活。
一河润两岸，随着运河的开通、连接与繁盛，也带来并促进了运河两岸沿线书画艺术的发展与交流。
来源：雨后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