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幽云十六州，这片约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公元938年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成为横亘在中原王朝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深远且持续的影响，核心在于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板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与北方势力的攻防逻辑、资源配置与文明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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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云十六州，这片约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公元938年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后，成为横亘在中原王朝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深远且持续的影响，核心在于它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板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原与北方势力的攻防逻辑、资源配置与文明互动模式。
燕云十六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地区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指幽州（今北京）、檀州（今北京密云）、涿州（今河北涿州）、云州（今山西大同）、儒州（今北京延庆）等地。其中最靠北的是武州（今河北宣化），最西为朔州（今山西朔州），最南为瀛洲（今河北河间），最东为蓟州（今天津蓟县）。
燕云十六州示意图。来源/纪录片《草原太平公主之谜》
北境之王——盛唐时代最后的政治遗产
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这两个名字虽然看似大同小异，实则却代表了不同政权对这一区域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
所谓“幽”，自然是上古九州之一“幽州”的简称。
尽管这个“幽”字，历代的解释各有不同，但从夏、商、周的上古三朝直至隋末唐初，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来说，这片涵盖了今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大部乃至吉林中南部的土地，既是农耕文明向东北方向发展的极致，也是东北游牧、渔猎部族进入河北平原的主要通道之一。
因此，每当中原王朝兴盛之时，幽州往往便是其北上经略辽东、辽西的战略枢纽；可一旦天下纷乱，幽州又常常会成为抵挡异族的主战场，甚至成为草原铁骑大举南下的前进基地。
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之中，幽州本地的精英阶层也逐步形成一套相对务实的生存智慧，即依托自身的地缘优势，建立起一支相对独立且强大的武装力量，在盛世之中为中原皇帝负弩前驱，而当乱世降临则拥兵自立，甚至与异族联手、南下擒龙。秦末的臧荼如此，汉末的公孙瓒、公孙康亦如此；西晋末年的王浚如此，隋末的罗艺亦如此。
唐朝定鼎中原，在经历了贞观、永徽之治后，国力一度达到了顶峰。但通讯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很快便令帝国疆域的拓展陷入了停滞，而内部贵族阶层的需索无度和明争暗斗，又令原本对草原部族的“羁縻”政策，逐渐因“征调日加”而归于破产。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因为唐“东夷都护府大都护”兼“营州总督”赵文翙（huì）的傲慢与固执，契丹部族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反唐，是为“营州之乱”。虽然此番叛乱最终在武周政权的连年镇压之下，最终归于平定。但契丹部族此后时附时叛，终究成了大唐东北边境的重大边患。
开元二十一年（733），为对抗勾结突厥的契丹部首领可突干，李隆基任命多次击败吐蕃的“瓜州都督”张守珪为“幽州长史”。为了对抗往来如风的契丹骑兵，张守珪于营州等地大量招揽杂胡充军，未来祸乱大唐的安禄山、史思明，正是在这一时期成了张守珪麾下的“捉生将”。
凭借个人的军事才能和超高情商，安禄山很快便成了张守珪帐下的红人。而随着战功和军中威望的累积，安禄山的名字也很快传到了长安，并成了各方势力争相招揽的目标。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大唐荣耀》
开元二十八年（740），为了制衡李林甫等权臣，李隆基开始重用在朝堂并无根基的安禄山。而安禄山则充分发挥其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在大唐的帝王与权臣之间左右逢源，至天宝十载（751），安禄山已然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值得一提的是，平卢与范阳两镇都在传统幽州的辖区之内，而河东节度使管辖范围却是“太原府以北诸军州”。也就是说，在安禄山手中燕山山脉以南、横跨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幽云十六州”首次被视为一个统一的军事防区。
依开元二十九年（741）地图对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相关地理位置的标注。来源/《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李隆基为什么会如此倚重安禄山？尽管后世学者从朝堂政局、情感需求等多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但契丹部族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外部因素：
天宝四载（745），长期与大唐为敌的“后突厥汗国”为回纥部所灭。为了避免羽翼丰满的“回纥汗国”成为新的边患。李隆基尝试扶持契丹，以求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然而，契丹部族首领李怀秀在得到了李隆基的册封仅半年之后，便公开处决了大唐和亲的“静乐公主”，进而再度与大唐刀兵相见。
李怀秀之所以如此反复，显然是为了追求大唐所册封的“松漠都督”“崇顺王”之外更为现实的政治利益。联系其不久便投靠回纥，并与大唐为敌的情况来看，击败了突厥之后，“东极室韦（大兴安岭），西金山（阿尔泰山），南控大漠（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尽得古匈奴之地”的回纥很可能默许契丹部沿着燕山山脉以北向西发展，进而充当回纥与大唐的缓冲带。也正是由于契丹部的游骑出现在了雁门关外，李隆基才不得不将这一防区也交给与契丹人长期交手的安禄山。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来源/影视剧《大唐歌飞》
手握三镇兵马、受尽恩宠的安禄山，缘何最终选择了起兵反唐并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安禄山在河东方面仅获得了云州方面的蕃军支持，而以太原府为中心的河东地区主体部分则在郭子仪、李光弼的领导下，始终站在对抗叛军的第一线。
乾元二年（759），在安禄山家族不断内讧和唐军的反击之下，叛军头目史思明被迫退守范阳。为了过一把皇帝的瘾，更为了笼络人心，自称“大燕皇帝”的史思明改范阳为燕京，而这也是后世“幽云十六州”又被称为“燕云十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
藩镇反复——唐末幽云十六州的分分合合
作为安禄山的麾下头马，史思明的军事才能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政治眼光和手腕却始终差强人意。在对唐军逐步建立起优势之际，他更多关心的却是废长立幼的家务事，最终导致其在重夺洛阳、兵逼潼关之时，为自己的长子史朝义所杀。而这次内讧也令本就龌龊不断的叛军彻底土崩瓦解，史朝义在继位大燕皇帝之后不久便被唐军击败，其部将纷纷降唐，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也随着走投无路的史朝义自杀而落下了帷幕。
然而，公开与大唐为敌的安、史两家虽然覆灭，但萌生这场变乱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基础却依旧存在：河北本就与关中离心离德，幽州地区作为整个“安史之乱”中北方少数几个没有被战火直接波及的地区，此时更以其富饶的物产及与草原的贸易体系，拥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资本。
陶骑马男俑，唐代。来源/故宫博物院
广德元年（763），曾是安禄山心腹将领的李怀仙，凭借着从史朝义尸体上割取首级的所谓“功劳”，被大唐任命为幽州、卢龙两镇节度使，俨然是第二个“安禄山”。此后李怀仙更与昔日叛军中的同僚——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等人结成攻守同盟，大唐藩镇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
然而，上述藩镇在对抗朝廷方面虽然高度统一，但自己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大历三年（768）李怀仙被手下将领朱希彩所杀。此后长则十年、短则三五年，幽州方面便必然会发生一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闹剧。或许由于这些后来者都太过废物，幽州民间竟然出现了祭拜安禄山和史思明父子的风气，甚至将其并称为“二圣”或“四圣”（算上安庆绪和史朝义）。长安方面下令禁止，甚至还成了引发兵变的导火索。
不过也得益于幽州方面的自成体系，在“安史之乱”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契丹部族都无法越过燕山染指河北地区。甚至在会昌二年（842），世代在幽州军中任职的张仲武在升任节度使后，率部击败了此时已然改名为“回鹘”的“回纥汗国”，并协助契丹部族脱离了回鹘的掌控。
得益于契丹部族的助力，在此后大唐对回鹘的全面进攻中，幽州的人马一度攻入云州，给予了回鹘军以沉重打击。而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一个名为“朱邪赤心”的沙陀部首领靠着朝秦暮楚，成了大唐朝廷所倚重的佣兵武装，朱邪赤心也一度被任命为“云州捉守使”，并赐名李国昌，他的几个儿子也由此改名为了：李克恭、李克俭、李克用、李克让……
可惜，此时早已日薄西山的大唐，并无法让这些异族的少年真正做到“温良恭俭让”。乾符三年（876），李克用杀死云州防御使段文楚，正式开启了沙陀部族与大唐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纠葛。
878年，代北饥荒，漕运不继。段文楚缩减军士衣物和米粮供应，李克用杀段文楚，开始据云州。来源/故宫博物院
起初，大唐对于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态度是除恶务尽的赶尽杀绝。然而，随着中和元年（881），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这对已然亡命草原的父子，却又从“朝廷心腹大患”重新变为了“朝廷心腹”。中和三年（883），李克用率部南下，与各路勤王大军一同收复长安，李克用也凭此战功，受封为“河东节度使”。
在此后的十数年中，李克用以云州为根据地，不断拓展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乾宁元年（894）冬，李克用一度攻克幽州，再度将“幽云十六州”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可惜，具备“马上得天下”武力值的李克用，并没有“马上治天下”的政治才干。仅仅三年之后，其任命的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便公然反叛，由于刘仁恭家族在幽州为将已逾三代，因此颇得当地百姓的拥护，不仅前来讨伐的李克用被打得大败，甚至连契丹部族首领阿巴率兵前来，也被幽州百姓给生擒活拿了。
这则记录于《旧五代史》中的故事是这样的，天复三年（903）左右，一支契丹军队在一位名叫述律阿钵的军事贵族率领下，攻入了幽州境内。此时刘仁恭正为了扩张地盘而将大部分兵力都用于与魏博等其他藩镇的火并上，幽州本土仅能凑出数百骑的精锐部队。
关键时刻，幽州附近的百姓主动与述律阿钵接触，并摆下了犒军宴席，而就在述律阿钵轻装前去赴宴之时，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带领甲士杀出，当场便生擒了述律阿钵及其麾下的主要将领。契丹军队投鼠忌器，只能乖乖送上五千匹战马作为赎金。
五代“千秋万岁”铭鎏金银盒。来源/浙江省博物馆
这位述律阿钵之所以如此值钱，是因为他的妹妹嫁给了契丹部中风头正劲的耶律阿保机。他在中原史料的名字“萧敌鲁”，可谓是整个有辽一朝，萧氏外戚的鼻祖。
述律阿钵被俘一事，被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大肆宣扬，以至于《旧五代史》中称之为“（契丹）自是十余年不能犯塞”。然而真正令契丹人始终无法攻入幽州的原因，更多是当地军民传承已久的“烧荒”战略。
八卦纹镜，五代。来源/故宫博物院
幽州方面的季节性烧荒，虽然一度起到了牵制和削弱契丹的目的，然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并不会就此放弃。近代历史学家姚从吾便提出：
“（耶律）阿保机放牧的区域，在今热河西南部，距平绥路张家口、大同一带不远。契丹在山海关一带遇到障碍后，他即从宣化向西北大同方面另找出路，因与李克用结盟、双方合作，从背后（南方）攻打刘仁恭。”
对于耶律阿保机的企图，刘仁恭是有所察觉的。天祐二年（905），当得知契丹部将攻打活动于云州以北的“黑车子室韦”部族时，刘仁恭随即命养子赵霸前去支援。可惜行至武州（今河北省宣化市）时，赵霸便因遭遇了耶律阿保机的伏击而损失过半。
天祐二年（905）十月后，彻底降伏了“黑车子室韦”部族的耶律阿保机率七万骑兵到云州与李克用会盟。然而，这场看似热闹的相聚，终究不过是两位枭雄的逢场作戏。天祐四年（907），朱温正式建立后梁政权，耶律阿保机便当即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选择向朱温请求册封。
朱温画像。来源/《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得知此事的李克用已然身患重病，当即便将三支箭矢交给其继承人李存勖，并留下了遗言：
“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鎏金青铜衔环铺首，五代十国。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儿皇帝的馈赠——五代时期幽云十六州的易手
天祐八年（911）八月，发动政变囚禁其父的刘守光在幽州悍然称帝，国号大燕。然而，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多年以来在幽州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导致其政治口碑甚至不如昔日的史思明，其所建立的政权也被后世称之为“桀燕”，李存勖趁势由云州、幽州交界的飞狐口出兵，一举直扑对方的核心城邑。
虽然通过向后梁求援，刘守光得以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然而，随着后梁援兵被击退，“桀燕”也跟着土崩瓦解。有趣的是，在刘守光败亡的过程中，幽州的文臣和武将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其中不少文臣选择了带领自身家族出奔契丹。而武将则大多选择了投靠李存勖，并很多都在日后的“灭（后）梁之战”中崭露头角。
李存勖和耶律阿保机在这场“分赃”中究竟谁比较占便宜或许很难分辨，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桀燕”政权的覆灭，华北的政治形势也随之发生改变。一方面，羽翼丰满的李存勖有了与后梁政权正面对决的资本，而另一方面，契丹与沙陀之间也失去了缓冲带，不可避免地将发展直接冲突。
白釉小瓶，五代。来源/故宫博物院
由于与后梁的战争牵扯了大部分兵力，李存勖所建立的后唐政权在与契丹争夺幽州的交锋中始终处于下风。更糟糕的是，由于将领周德威治军不力，后唐早早丢失了渝关这一险要关隘，使得契丹军队能够长驱直入，进占幽州东部的营州与平州。
天祐十四年（917）三月至八月，契丹大军围攻幽州近两百天，直到李存勖派李嗣源率军驰援，才勉强解围。这场围城战也成为五代初期幽州遭遇的最大危机。
契丹神册六年（921）十月，后唐新州防御使王郁投降契丹，引其军队越过居庸关；十一月契丹攻占古北口，接连夺取檀、顺、涿等州，次年四月又陷蓟州。虽然后来后唐收复了卢龙军大部分州县，但因丢失古北口，北部边防门户大开，契丹频频南下侵扰。至后唐同光元年（923）正月，契丹攻占平州，后唐彻底失去滦河三角洲，幽州东、北两面完全暴露在契丹兵锋之下。可以说，早在石敬瑭割让燕云之前，后唐在幽州的防线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同光四年（926）李存勖被杀后，耶律阿保机公然向后唐使臣姚坤索要幽州、镇州等地，只是因耶律阿保机突然去世而作罢。
国历君自制表情包。底图来源/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幽州形势严峻，云州方面同样不容乐观。天祐十三年（916）秋，契丹大军包围云州，多亏大同防御使李存璋死守才未陷落。长兴三年（932）冬，契丹国主耶律德光更长期驻扎在云州附近的捺剌泊，大举修造攻城器械。也正因契丹军队“近在云、应”，石敬瑭在太原反叛后立即以“幽云十六州”为条件向契丹求援。
永安一十铁钱，五代十国，后梁。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尽管在正式获取“幽云十六州”之前，契丹已控制古北口、渝关等关隘及营、平诸州，但全面掌控幽州之后，中原政权重新依托燕山山脉和古长城组织防线的可能性又大大降低。契丹南境推进至河北平原腹地，极大便利了其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孔雀蓝釉陶瓶，后唐，五代十国。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契丹夺取云州，则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向东可控制军都陉、飞狐陉等通往河北的要道；向南威胁代州、岚州，直逼河东重镇太原；向西渡过黄河，更可向西北扩张。幽州与云州彼此呼应，不仅使中原政权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也稳固了契丹在华北北部的统治，为其在10—12世纪崛起为东北亚强大政治力量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辽金西夏史（中国断代史系列）》，李锡厚、白滨著。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契丹史》：武玉环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2月
3、《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李碧妍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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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