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张申府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

摘要：以周恩来等人为核心的觉悟社为周恩来和张申府相识创造了机会。觉悟社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分子组成，共20人，邓颖超和刘清扬就在其中。觉悟社经常邀请社外先进人士和名人前来讲演，邀请人员中，张申府郝然在列。

周恩来与张申府初见于1920年8月，彼时他们志同道合，之后两人虽然身份角色几经转变，由党内同志变为了党外友人，但始终保持密切来往和对彼此的信任关怀。

01 周恩来与张申府相识相知

以周恩来等人为核心的觉悟社为周恩来和张申府相识创造了机会。觉悟社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分子组成，共20人，邓颖超和刘清扬就在其中。觉悟社经常邀请社外先进人士和名人前来讲演，邀请人员中，张申府郝然在列。

与此同时，张申府在北大和李大钊在图书馆共事，同样忧国忧民的他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了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还担任了各种进步期刊的编委，成为早期深入接触、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尽管他到觉悟社演讲时并未与周恩来相识，但是，也可以算得上有一定的师生关系。

张申府 (右一) 、李大钊 (右三) 、梁漱溟 (右二) 、雷国能 (右四) 在中央公园合影。

周恩来想要联合各地进步团体共同开展革命活动，发起了陶然亭聚会，并在会上提出了联合各革命团体进行改造的主张。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参会的张申府在陶然亭聚会看到了周恩来，听到他的发言，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评价他“气度不凡”。

在相识之前，张申府和周恩来都因对彼此有所耳闻而知道对方，这也加深了他们的友谊。之后，两人更是经常见面，一起讨论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交谈理想志向，来往更加亲密。

1920年10月，在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成为北京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底，法国里昂大学聘请张申府讲授逻辑课，临行前，张申府受党组织委托在国外发展新党员，张申府不负组织重托，积极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周恩来正是他在巴黎发展的党员之一。

周恩来与张申府法国相遇，源于周恩来到法国换乘前往英国。1920年12月13日前后，周恩来到达法国马赛港口，但因病在法国停留，这一契机，让两人在异国他乡重逢。

他乡遇故知，两人分外欣喜，他们开始了更为密切的交往。正是在这段时间，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周恩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了新的党员，并且成立了旅法华人早期党组织，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于1922年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周恩来与张申府的关系在1923年2月的比扬古“少共”会议上迎来了一次考验。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书记，张申府虽未参会，但因他曾公开指责过留法中国工读学生存在“幼稚”“狂热”的行为，并对少共有过多干涉，引起少共成员的不满，他们在会上弹劾、并要求开除张申府，最终形成弹劾张申府案。会上对是否开除张申府争论得十分激烈。多数人要求开除张申府，周恩来以一己之力为张申府辩护，并且在投票表决时拒绝投票。

1923年德国柏林合照 (左起依次为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

02 力荐与力劝：周恩来与张申府相惜

1923年底，从欧洲回国的张申府，在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同时还出任了广东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在筹备黄埔军校期间，廖仲恺、戴季陶请张申府推荐一些留学生到校任职，张申府非常重视，给他们列出了一个详细的人员名单，并将周恩来排在第一位。

他特别表明，周恩来非要不可，特别说明周恩来对军队建设有独到的见识。张申府强调说，在柏林不止一次地听周恩来说过建立革命军打倒军阀的重要性，他夸赞说“并非一般人能有此认识，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

对于到黄埔军校发展之事，张申府特意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也应邀回国，他们在广州再次重逢。对入职黄埔，周恩来非常高兴，满怀激情。事实上，正如张申府所说，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在黄埔军校展示出了非凡的才干，为黄埔军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张申府本人，因无法兼顾军校和大学两处工作，加上反感蒋介石的作风，不再在黄埔军校就职。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的才华得到施展，快速成长为革命的先锋。而张申府的选择，体现了他在政治与学术的权衡与抉择，也凸显了他毫不妥协的脾气秉性。

正是这种秉性，让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巨变。中共“四大”上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张申府主张共产党应该保持独立，不能通过加入国民党来进行革命，认为革命依靠工人阶级即可。与会的一部分人对张申府这个观点表示反对，并对其进行嘲讽，这让张申府非常气恼，当即提出退党，并中途退出会议。周恩来及时跟随并阻止张申府，但没有成功。

退出“四大”会议回到北京后，张申府对自己在“四大”会上的遭遇，及会议最后选择的国共合作方式都无法释怀，最终选择了退出共产党。

03 关怀与信任：共同续写友谊

张申府退党后，仍然关心共产党的事业，配合共产党的工作。退党后的张申府主要在学校任教，并从事哲学研究，他依然密切关注政治和时事，保持为科学、民主奋斗的热忱，这也促使他成为了“一二·九”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因此被清华大学辞退。同时，他活跃在其他党派中，成为共产党的重要盟友，践行了他当时所承诺的党外配合共产党工作诺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申府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当时，张申府经济十分困难。周恩来当时在长江局工作，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在得知张申府的情况后，立刻给予经费照顾。

后来，张申府因为得罪蒋介石，生活再次拮据，周恩来出面让他到《新华日报》上办一个《科学专页》副刊，每月送他50块钱。周恩来还托人给张申府送过延安产的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周恩来照顾张申府的生活，张申府也以一颗真诚之心对待周恩来，关心周恩来的家人。周恩来父亲周劭纲病逝时，张申府前往追悼。为此，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给他写信致谢。

1948年，张申府因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让他的政治生涯有了污点，个人生活也遭受重创。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他于10月23日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公开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恢复和平，被民盟剔除，刘清扬也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与他解除夫妻关系，一时间，张申府成为众矢之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