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传》指出，古代作《易》者观象察变乃是出于对生存、命运和家国存续的忧患感。“《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下》）这个说法中，既有对上

《易传》指出，古代作《易》者观象察变乃是出于对生存、命运和家国存续的忧患感。“《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下》）这个说法中，既有对上古圣人作《易》之动机的揣测，也体现了《易传》的作者（们）基于当时的时代问题的新思索。这也体现出《易经》与《易传》的同异。《易经》与《易传》在性质、目的和面对的读者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创制过程已杳不可考。作为一部以勘察吉凶为目的的卜筮手册，它从人的生存与命运出发，观察万事万物的内在统一性，并从中找出生命（人生）的意义和来源。《易经》向人显示出：世界万物都与人的生存和命运有着内在的联系，人需要察知这些联系以便更自主地生存。

《易传》的性质则是一部思想著作，是战国时代的士人对《易经》中所蕴涵的天人之理的概括性解释。在《易传》产生的时代，上下陵替、祸福无常的情形给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困扰。我们从《左传》中看到，在这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中，上古局限于庙堂范围内的卜筮之术全面地进入到诸侯大夫以至士人的生活中，指引着他们的决断。少数思想敏锐的大夫士人却已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卜筮的暗示，开始深究吉凶祸福背后的“天人之理”。“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易传》最关注的是变化的“道”，而不是变化所导致的吉凶祸福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原本面向专业卜筮工作者的《易经》，就被思精察微的士人作为系统的思想文献加以传播。所以，就哲学史和美学史的意义而言，《易传》反映了先秦士人关于《易》的态度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其重要性要大于易经。

《易传》是体现儒道两家思想汇聚的一部思想经典。在知识来源上，象数占筮的技术是道家的专长，而它在价值观念上则更接近儒家。《易传》对易象的阐释带有儒家的价值倾向和话语特点，比如卦爻辞凡出现“龙”的地方，《象》传与《彖》传多指向君子、大人。《易传》中还有不少冠以“子曰”的言论，而且与《论语》、《礼记》等文献给我们呈现出的孔子的思想相当接近。当然，像这样公开地大书特书“性与天道”的做法却与孔子本人的教学风格不符，更接近于战国时代儒者的做派。《易传》的文本大概成于战国儒生之手，但其关注天命、重视自修德性的思想渊源却仍可归于孔子。

在价值追求方面，《易传》与《易经》有所不同。《易》的《经》与《传》虽然都以吉凶悔吝来认识“命”，但两者对待吉凶的态度却有差异：卜筮的目的是察知吉凶以便趋吉避凶，而《易传》演德的目的则是知晓吉凶之理，也就是儒家所谓“知命”。这所谓“知”，不仅意味着知晓如何在不同的天时条件下出处进退，而且还要从“道”的层面俯瞰自己的命运。“知命”就是君子以“德”为自己遭遇的“天命”赋予意义。“德”并不随着命运而迁移，如孟子说的“我固有之”，所以能够使人克服命运动荡之忧。《易传》的《系辞》还用了很大的篇幅，以卦象来阐释“德之基”、“德之柄”等等。由这种追求逐渐发展出一种越来越自觉的“深于易者不占”意识。

在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中记载了子贡与孔子关于《易》的对话，子贡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易传》的《象传》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观德”的倾向。《象传》以八卦卦象为主，讲上、下两卦的合象，不论其爻位。《象传》常用“君子以……”“先王以……”的句式来阐发有关于自然、人生、政治的哲理。这其实是把每一个卦象都作为一类境遇的象征，而《传》的解释则提供一些更加明确的指引，帮助人们了解某类境遇下应该具备何种德行，应该做出什么抉择。

“不占”的易学不仅为儒家所主张，也是先秦道家思想家的主张。前面指出，《老子》的“抱一为天下式”就是对占察卜测的传统史官职掌的扬弃。宗白华说：“《易》云：‘圣人神道设教’，其‘神道’即‘形上学’上之最高原理，并非人格化、偶像化、迷信化之神……而为观天象、察地理时发现‘好万物而为言’之‘生生宇宙’之原理。”把象数思维从巫筮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开启智慧的凭借，也正是从主张“不占”的《易传》开始的。

与大致同时代的《中庸》、《大学》等经典一样，《易传》也以“天下”作为运思的指向。“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系辞上》）《易传》的这段话指出占察吉凶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己身家之祸福，而是要为天下的公利筹划，即“以前民用”、“与民同患”。以“民”为事业的指向，既是个人功业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化繁盛和文明积累的价值所在。孔子正是从这个方面赞颂了尧的功德：“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总之，春秋战国的士人作《易传》的意图是“立德”，以便士君子能够在祸福无常的世界中合理地自处，也为“大人”成就利益万民的功德给出一个“天道”的解释。

——摘自《中国美学通史》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