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夕阳染红了西直门车站，暮霭冷清清地停滞在近郭的村落。 七点多钟，我们的车箱，渐渐向西移动，接着一声狂喊，向暮色苍茫中飞奔前进。宇宙的一切，缓缓地收藏到黑暗里去。我在车窗中，才完了晚眺的功课，思绪如潮一样地纷纷杂起，我觉得这使命的重大，我们如果失败，不啻给后来的

在这样喧阗扰攘的政潮中，忽然接到冯氏来电，欢迎我们西去，于是我和另一位同志陶君，即日起程，开始这塞外浪迹的生涯。

夕阳染红了西直门车站，暮霭冷清清地停滞在近郭的村落。 七点多钟，我们的车箱，渐渐向西移动，接着一声狂喊，向暮色苍茫中飞奔前进。宇宙的一切，缓缓地收藏到黑暗里去。我在车窗中，才完了晚眺的功课，思绪如潮一样地纷纷杂起，我觉得这使命的重大，我们如果失败，不啻给后来的同志一个闭门羹， 最少也使他们增加不少的困难。

跟着这个情绪，又起了许多幻想，有时预想将来工作顺利，并设想官兵热烈地信仰的种种情形，不觉喜上心头，独自微笑；有时设想官兵反感的情形，或者甚至于隔窗笑骂，以及耶教牧师因嫉妒而用阴险手段对付我们，又不觉皱眉不乐。这样由乐观而悲观，又由悲观而入于乐观的幻境，递回环绕，驱之不去，脑力渐觉疲乏；车轮单调的震动，使此种情绪逐渐入于模糊，而终止于睡乡。

火车带着千千万万的客梦，出了居庸关。在黑暗中，天险奇隘，不能给任何旅客以何种感想。夜二时，车抵张家口。在夜色深沉中，冷清清的车站，只有三五疏落的路灯，闪耀着无力的光芒，所有张家口的一切景象，都躲藏在黑暗的幕后。我们依赖一位旅馆的招待，将行李搬进一个山西人所开的旅馆，预备挨过这所剩无多的残夜；至于这旅馆的招牌是怎样写着，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没有留着痕迹，因为它不是阔老做窠的六国饭店。

在土炕上，转侧着，转侧着，和秋潮一样的思绪，乱涌心头。计算着明天应付的辞令，推测着明天所得结果，以及计划将来工作的进行，种种切切，和乱麻一样蓬勃而起，我用尽方法想求一刻宁静，但是睡魔却益加遁逃无影。在隔床听到陶君的转侧声，我知道他和我陷入同样的苦境里。

朦胧中张开眼来，朝暾已经在照墙上映着，我们起来，胡乱吃了早餐，就坐车到新村去见冯氏。在摇荡的人力车中，我们认识了张家口局部的街市，这街市具备了北方城市的普通条件，牛马粪照例是道路上的点缀品。我和陶君无言默默地依赖车夫的两腿去接近新村，彼此精神都很紧张，仿佛是战士第一天上火线去一样。

在市西山坡上，围墙所圈住的，就是所谓新村。荷枪的卫兵态度严肃地站在门口，有时略略走动着，抚弄着手中西北军所特有的大刀，日光映照在刀上，闪闪刺目，更显出门禁的森严。我们上去向他们值班的官长说明来意，他在约略盘问之后，就领我们到招待处去。

招待处是一座清洁的西式平房，石榴花静静地在门前红着。我们进去时，只见老的，少的，胖的，瘦的，候见的人挤满一室，不言而喻，都是为图谋一亲颜色而来的。这时就有位副官，上来向我们问讯，我们约略说明来意，并出名刺请传达，他很和气地请我们坐在靠窗仅有的空位上，拿了名刺，匆匆地出屋去了。

会客时间，规定是上午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听说冯氏从前会客的时间，规定是上午四点钟到六点钟，这也是冯氏疾恶官僚的滑稽表现；因为从四点钟到六点钟，无论在夏天与否，正是一般官僚被窝中的黄金时代，所以这个规定的会客时间，不啻挂着牌示说：“官僚止步”。可是现在却总算可以通融了。

在就坐的几分钟后，有一位传令员高举着两个名刺说：“督办请！”我和陶君见是我们的名刺，就立起跟他出室。这许多权门之客，尤其是久候未见的人，都目送着我们出门，在目光中，微微泄漏出惊奇我们竟能尽先传见的神色。

一个人在新的境遇的前面，多少是要含着迷茫的情意的。 我们当时，不自主地跟着传令员出了招待处，向右转弯， 一所大厦呈现在眼前，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讲堂”二字；我们进了讲堂，静悄悄地只见一个身躯高大的徒手兵士在里面徘徊着，四壁响着我们足步的回声。讲堂的左边，有一间侧室，传令员将门帘一揭，默示着请我们进去的意思，我们就跨进门去，知道这是冯氏的会客室了。

室内的陈设非常简单，但是非常洁净。我们相对地默坐着，精神异常兴奋，恰似严阵以待的样子。忽然传令员将门帘高高揭起，我们知道黄河流域的人物，北方政治的支配者，顷刻间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了，我和陶君不约而同的严肃地起立期待着。

从门帘下，突然呈现着微笑的巨面，真使我非常奇异！我不信我们所企图晋谒的人物，竟就是刚才在讲堂中徘徊着的身躯异常高大的兵士，他很从容地跨入客室，伸手和我们握手为礼。

在就坐以后，他开始叙述客套：“两位肯到这里来工作，兄弟是万分欢迎的。”我们都微笑着将身子抬了一抬，表示愧不敢当的意思。在这一次见面，我们都不愿多说废话，以免给他以不良的感觉，所以这样全室就沉寂了半晌。

后来，他接着问：“两位行李，还在旅馆里吗?”

我们说：“是的。”

他继续说：“搬到这里来罢。住在外面，我们谈话很不方便的。”

停了一停，又说：“今天就搬，好不好?”

我们说：“很好，很好。”

这样又归于静寂了。在静寂中，我们都搜索着最得体最适当的话头，引到主义方面和工作方面去；但是在我们未说话以前，他又开始郑重地说：“近来我也常常研究，知道的确是救国救民。”

我当时接着说：“而且是唯一的救国救民，只要多数人真能够了解，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

陶君说：“在北京时，听说督办抱病给兵士讲演，这种精神，真要叫人佩服。”

他微微地一笑，就正色地说：“但是光靠我一个人去说，能有多少人听得着？况且军事上的事务太多了。那末，我们现在怎样进行呢?”

他说着，注视我们的面部，等待我们答复。

我当时回答他说：“我们的意思，最好先办一所俱乐部，官兵们轮流着到俱乐部里来 玩，在游玩的时间中，给他们短时间的讲一点主义，或许比纯粹严肃的讲堂形式的讲演，容易灌输些。”

他一边点首， 一边说：“很好，这样很好。那末我们决计就这样办。”

我们这时觉得第一步的任务，已经圆满地达到了，而且想到招待处里，挤着满堂的客人，更不能不起立告辞。

我说：“这样，以后听督办的后命好了，我们暂时回去。”

他巍巍地跟着起立说：“也好，以后谈话的机会，反正多着。”

接着他伸手和我们握了一握，回头用命令的 口吻对传令员说：“你领着他们两位到里面去玩玩，对冯旅长说， 给他两位找个房子，住在里面，一切都由他负责。听清楚没有？”

传令员很严重的复诵了一遍，我们就对他鞠了一躬，跟着传令员出了讲堂，去遍游新村的前后。

所谓新村，当然不是和武者小路氏的有同样意义的[武者小路实笃，日本文学家，曾办《新村》杂志，宣传乌托邦思想]。十五座的西式小平房，拱卫着一座大讲堂和一个大饭厅，这不过是冯氏的行署罢了。

里面办着一个高级军官补习所，学员都是现任的团长和营长中挑选出来的，占了新村西边一带的房子；此外基督教西北协会和牧师们也占了不少的房子；冯氏长子鸿国和他的业师王瑚，住在招待处靠北的小平房内，冯氏自已住在大讲堂的南侧室。西部是一个操场，建设着平台、杠子、天桥等物，是给高级军官补习所的学员和新村的卫兵练习用的。这所述的一切，可以说是我们当时跟着那传令员游玩时所得的新村调查记 。

新村中的各处游览遍了，那位传令员领着我们去见冯治安。在十五年前，他是一个伙夫，可是现在却是西北边防督办署的卫队旅旅长了。他因兼任着高级军官补习所的所长，所以也住在新村里面的。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含笑起立让坐，眉目间隐露着精悍的气概。传令员传达了冯氏的命令以后，他立刻命他的传令兵，到旅馆里去给我们搬取行李，同时又给我们在新村内寻找住所。

我们住在五号小平屋中，共是三间房子，不过侧室中尚有一位从他处来此的牧师住着。冯治安派了一个学兵，到我们这里来服务，此外所有床椅桌凳，也都次第设置就绪，在这样琐碎的叙述中，我们草创了这为时代而努力的鸟巢。

从建筑这虚有其名的新村，而实际却是一所签押房〔旧衙门官吏办公处〕的事件中，来认识冯氏的生平，这完全是一致的。当他命令他的工兵，在张家口西部的山中炸毁岩石来做造屋材料的时候，当他督率他的兵士，自已盖造这新的房屋的时候，他心中本来没有怎样来试办武者小路氏的“新村”的计算；而且进一步说，甚至没有了解怎样才是比较有意义的新村的诚意。

当他将这部分的房屋定名为新村的时候，所起的感想，和他的客室中，添置了一个赝鼎的宋窑花瓶的感想是一样的。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绝对信仰的人物，也没有绝对信仰的思想，所以孔、孟、关〔羽〕、岳〔飞〕、曾〔国藩〕、胡〔林翼]、耶稣、甘地以及孙中山先生，虽然都可说占据了他的整个信仰的一部，而中心的车轴，却是他自己。这也可说就是冯氏的伟大。

本来从近代式城市的天津，到中世纪城市的 西安的经济背景中，这样包罗古今的角色是容易出现的，这就是所谓鞭策一切的英雄。所以武者小路氏，如果有兴致到敝国来参观唯一的新村以资参考的时候，当他看到大门口卫兵明晃晃的大刀的一刹那间，他一定会觉得自己的渺小，而辟易百步的。

天地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是不用占卜，而可以预先知道的。我们这次到张家口来，早晚是要和基督教牧师起一种斗争， 这是很明白的事情。

无论冯氏本身，或许有溶化基督教义和主义于一炉的感想，但是信仰的不可入性，将他所有的感想，是切实否认了。

可是在当时，我们是远来的客军，而敌人方面，却有其历史和组织的坚固阵地，在这种强弱分明的情势之下，不但不允许取挑战的攻势，就是防御上的应付，稍有差池，也容易遭失败的厄运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时，已经有个相当的讨论，对于基督教，以取“置之不论，不反对，也不赞成”的态度为原则；但是实际上真要取这种态度，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冯氏检阅第七混成旅的队伍，命一位副官来请我们参观，地点就在新村西部的操场上。这次检阅，并没有举行分列式。我们到场上的时候，他已在按名考验士兵的学科，对我们微微颔首。我们就站在他的旁边，看他逐名考验下去。他对士兵的态度，是严肃中带着一种慈祥的颜色。

当一个士兵对于他所考验的问题完全不能答复时，他就用很严厉的态度，斥责他的官长，而对于士兵，却只温言劝他用功。

他这样耐烦的考查，一直继续到五、六小时，我们的两腿，已经觉得非常酸麻了，而他的精神，却更觉奕奕增长；我不觉暗自纳闷。到了十二时半，检阅完毕，他回头对我们说：“你两位看得怎么样?”在他沉着的声浪中，隐隐显出傲岸的意思。

下午三时左右，我和陶君正在整理案上的书籍，曾经在招待处见面的牧师徐香圃，忽然从容地走进门来；我们勉强地表示欢迎的态度，迎将上去。

他微笑的面容，眉尖眼角，暴露出一种阴险的傲慢，在未就坐之前，突然对我们说：“请你两位归教罢!” 这样的一种急进的袭击，真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

当我正在搜索适当的答复时，我的朋友陶君却笑着回答说：“很好，基督教我们也是信仰的，不过我们对于教义，尚无研究。等到我们研究有相当了解时，就请徐先生介绍。”

我对于陶君这样迅速而巧妙的防御战术，未免暗暗心折；那位牧师听到这篇答词，也只好说： “也好，这里有两册《圣经》，送给你两位看。”我们装出很欢迎的样子向他道谢，并且将那本书拿在手里随意翻阅着，表示急于求知的意思， 一直到他回去，我们相对笑了一笑，不约而同地将那本新、旧约向书夹内一插，使它消受永远的清福。

我们吃饭是在一个大饭厅中，和高级军官补习所学员同吃， 冯氏自己也按时驾临大嚼。座次并无一定，寻常我和冯氏、冯治安总是同桌。每桌八人，但许多学员因习惯回避冯氏，所以我们这一桌总是比较空些。

有一天，冯治安因事留在卫队旅旅部，吃饭号吹了，冯氏先已入座等候，学员们都回避着挤在别桌上，使他宣告了独立。我因后到，即就近门的桌上入座。忽然冯氏含笑 向我说：“黄先生，他们都讨嫌我，难道你也讨嫌我吗?来，这里宽空着啊!”我这时也不觉失笑了，就离座到冯氏坐的桌上去共食。

有一天，我们的菜蔬有点不良的气味，不满意的声浪，蚊声似的起于座间；如果在普通学校里，闹饭厅这一幕的趣剧，是一定要开演了。

冯氏似乎有所察觉，忽然含笑大声说：“咳!这些馒头，为什么做得这样好，是我们伙夫做的吗?”说着，看着学员，又看着冯治安，冯治安起立说：“是！”全厅的空气，却归于静寂了。

他又含笑向学员们说：“你们算谁吃得最多?我想T团长，你这么高的架子，一定能吃得很多。”学员们听了，都不禁笑着，看着T 团长。

T 团长起立带笑而仍拘束地说：“我吃得不算多，W 营长一气能吃六个。”这样，全厅都起了一阵笑声，冯氏也汩汩地笑着说：“吃六个，其实也不算多。从前的时候，谁呀，一气能吃十个，哈！哈！”

大家也都跟着一笑，他接着把头一低，一边自言自语说：“真好馒头！这样好的馒头！”就举着大嚼起来，学员们也都忘了菜的气味，杯盘狼藉，快乐地大吃而特吃了。我这时只暗暗地佩服这个伟大的牧羊者。

另一天，将吃饭的时候，我和陶君都在门口闲眺，忽然有一个学兵来说：“徐先生请两位先生吃饭。”我当时想，徐牧师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呢？难道在吃饭时，又要劝我们归教吗？但是既然来请，是不能不去的。我对陶君说：“去罢!”陶君略略犹豫说：“去也好。”

这样，我们就跟着那学兵去赴席。在入座以后，忽然那徐牧师高声说：“大家做个祷告。”同座的人，原来都是牧师，于是都合掌闭目地作起妖法来；我不觉微微地带着窘状了，陶君当然也和我一样，我们只好暂时把头略低着，这是半投降的表示。

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次聚餐的参与，乃是意外的光荣：原来徐牧师是命学兵来请和我们同室居住的牧师的，我们却张冠李戴地赴宴了。不过我们既然去了，在事实上他却不但有不能下逐客令的苦衷，而且要虚伪地欢迎我们。这事直到现在想着，还要发笑。

光阴从虚空中过度着，匆匆地一周多了，可是我们工作的端绪还是漂渺着，我们未免暗暗着急。可是革命的党人，大约都能了解，任何运动，都是循序的渐进，由量变到质变，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和陶君商议的结果，决计写一封信给冯氏，信稿是由我起草，措辞力求委婉，大意是说：“到此以后，谬蒙宠恩，不胜感激。然长日闲居，无事转觉有所悒悒，愿督办有以教之!”这封信送去以后的第二天，我和陶君正在球场上掷篮球，忽然那位初到时领着我们游览新村的传令员来说：“黄先生，督办请你。”我连忙穿上衣服，跟他去。

远远的看见冯氏站在大讲堂门口等待着， 当我离他不远的时候，他就一面走上前来，和我点首为礼，一面慢慢向新村大门方面走去。我只好跟着他走着。

他一边走一边问我说：“住在这里，觉得怎样?”

我答说：“什么都好，督办对我们未免太客气些，不过闲着没有事做，觉得有点难受。”

他微笑地说：“都是自己一家人，我倒觉得并没有客气。那末事情怎样进行呢?”

我这时看看将近大门口了，逆料他是有事出去的，所以很简约地说：“督办事情很忙，我们事事来磋商请示，事实上是迂缓得很。我想俱乐部的办法，督办既然同意了，那末莫如我们回头拟定一种大纲，呈给督办批一批，对了，就立刻进行，如果不对，修改之后，再呈督办。我想这样办法，或许便利一点。”

他一边点头一边说：“对，对，很好！那末我们就这样办罢。”

这样，我就兴辞而退，目送这巨大的人影隐没在大门外面。

这天晚上，我和陶君开始这俱乐部设计的起草，办法是照着俄国军队中俱乐部的组织和设备而加以斟酌的，第二天就缮成送去。约莫过了两天，这份稿子就发回来，每句都加墨点，这是表示他是逐句看过的，后面还批着一个“阅”字。

当天晚我们就去见冯氏，在谈话中，决定了几件事情：

一、以大讲堂为俱乐部址，各种球场，在新村内空地上或操场上设置；

二、 一切购办，由代理副官长薛云峰负责。

这样我们的工作，可说是渐渐进于实际了。只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觉不快的，就是冯氏当面介绍徐香圃来帮助我们筹备一切。这个情形，正和几天以前徐香圃对于我们误会赴宴一样，不但不能拒绝，而且反要佯示欢迎。凡是一个人，当他没有能力反对和他思想上的敌人共事时，其中的难堪，一定会和我们一样的。

从这天起，徐香圃就和苍蝇附着臭肉般地粘住我们，我们厌恶他的心理，与时俱增。即使我们有时对他显出鄙薄的态度，而他为着上帝来监视这两个叛徒的责任却丝毫不肯放松。在旁人以为他这样跬步不离的伴着我们， 一定是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无限的便利，而实际上，他是阻碍我们的工作的。

关于球类、乐器、 玩具、书籍等的采办清单，我们在冯氏介绍他的一天，已经开具给他了，但是隔了好几天，这一切的娱乐物品依然毫无消息。我想我们的采办清单，大约一定是和他送给我们的圣经，在同一待遇中了！因此，不能不时常去催迫他。

但是当我们去催迫的时候，他总是说：“快了，就派人上北京去买，请不要着急。”说完了，照例面上呈着卑鄙的笑容，两眼迷迷的挤着，馀笑停留在眼角的皱纹上，至于久久。有几次我气得简直想力批其颊，但是使命不允许我有此举动，我终于忍耐着。

过了两天，有一位穿着武装便服的中年人来找我们，入门就自己介绍说：“我是高震龙。”我们对于他的大名，是早已知道的，因为他是西北军的训练总监。就坐之后，他说明他是奉督办的命令来协助我们的，因为薛云峰赴北京去的缘故。

我们当时， 是不便将徐香圃妨碍工作的情形说明的，只好说：“关于购办物品的清单，已经在徐牧师处，高先生命人去取也可以的。”

他当即说：“徐先生着人去办也好，我是军人，有许多不大内行的地 方。”

我听了这话，知道工作尚须有一停顿期间，因为徐牧师对于这事，当然是无诚意的，而我们在事实上，不能对他有任何指责的表示，所以当时我们都没有别话可说，他坐了一会儿，也兴辞走了。

有一天，高震龙又到新村来谈话，我和他就一同到大讲堂去看看，因为这是我们未来的工作场所。提起这讲堂，本来就是一个军官们的礼拜堂，每到礼拜日，在张家口的驻军，连长以上、或营长以上军官及其眷属，差不多都要到这里来做礼拜。我们常常听到他们粗暴的赞美诗，响彻云霄，证明这是牧师所管辖的天下。可是我们却正在图谋篡夺这皇国。

我和高君看了讲堂，又看了讲堂的西边侧屋，我心中一边默默的计划着办事室、阅书室和娱乐室的布置， 一边重新回入大讲堂内，仰头看到壁上挂着耶稣圣像，我不免有点发愁：我想在这个版图内，是不许有其他信仰的象征存在的；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毫不客气除去这个像片呢?如果因此而引起一种反感，在我们现在所有的力量，是不能应付的。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回头忽见冯氏默默地站在东边侧室——即冯氏的客室门前，我连忙鞠躬为礼，一边和高君走将过去。

他很和蔼地问我说：“这几天进行得怎么样?”

我说：“只要娱乐器具和书籍买来，就可很迅速就绪的。”

他把头点一点，转问高君说：“去买了没有?”

高君很谨慎地回答说：“明天就派人到北京去买。”

他听了这个答复，盛怒立刻充满在脸面上。“明天？你们前几天干的什么？这一点事情，都这样拖延着，还能办旁的事情么！”

他这样大声斥责高君，使高君不敢再吭一声，只是立正着、脸上青红杂陈。我看到如此怒目的金刚，行施雷霆之气，也不免暗暗的有所震栗。这样紧张沉寂的空气大约持续到一二分钟，他有意无意地对我点一点头，就缓步走入客室间壁的休息室去。我这时，看见高君却如初释放的囚人一样，所谓如释重负，只是面上隐约呈现着微量的惭色。

从高震龙碰了钉子以后，于是乎徐香圃不再来阻止我们的工作，而且当夜就有人上北京去采办各种物品，他们反客为主工作比我们更努力，更提起精神了。不久，清单上的字迹，都变成现实的物品。

【宣侠父（1899年－1938年），又名尧火，号剑魂，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院，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准公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母校停止公费留学待遇。1922年回国，和共产党人俞秀松、宣中华在杭州、台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曾为“左联”秘密盟员。宣侠父是黄埔一期学生中的特殊人物，因蒋介石破坏以党治军的制度而抗命不从，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1929年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高级参议，从事统战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因工作卓有成效，招致国民党当局忌恨，1938年被暗杀于西安。】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