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秋十月，镇上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我骑着电动车从县医院回来，刚到十字路口，就看见大姐家小卖部拉下了铁门。门上贴着张纸条，写的什么看不清楚。

金秋十月，镇上的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我骑着电动车从县医院回来，刚到十字路口，就看见大姐家小卖部拉下了铁门。门上贴着张纸条，写的什么看不清楚。

奇怪了，大姐从不休息的。

十五年前，大姐接手了这家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卖部。那时镇上刚通了自来水，政府给安置的这排门面还没贴瓷砖，外墙的水泥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

我把车停在门口，犹豫要不要打电话。电动车后座放着给父亲买的药，应该尽快送回去。但铁门上的纸条让我心里没底。

“三叔！”

回头一看，是大姐的小女儿莉莉，已经上初二了。

“你妈妈呢？”

“妈在医院，让我来拿个账本。”莉莉眨着眼睛说，看起来有些慌张。

“医院？”

“嗯，体检。”她说得很快，眼睛看向别处，手指在包带上不安地绕着圈，“没什么大事，就是…体检。”

孩子说不了谎，眼神总会泄露真相。

“走，我送你回医院。”

“不用了三叔，我骑自行车来的。”

“别废话，上车。”

县医院的住院部四楼，大姐躺在靠窗的床位上。窗台上摆着半瓶农夫山泉，旁边是一个削了一半的苹果，已经氧化发黄。电视里正放着《乡村爱情》，声音调得很小，几乎听不见。

大姐见我进来，笑了笑，伸手要去抓床头的围巾。

“不用遮了，”我说，“莉莉早就露馅了。”

大姐叹了口气，让莉莉去楼下小卖部买点卫生纸。

“啥情况？”我问。

“中期了，”大姐轻描淡写地说，语气像在谈论天气，“医生说还有得治。”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说了又能怎样？”大姐望向窗外，十月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我才发现她瘦了许多，“你爹那病刚控制住，家里一堆事，再添我这一桩，你扛得住吗？”

病房里另外两个床位的病人都出去了，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电视里赵本山正在说什么，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钱的事别担心，我…”

“不缺钱，”大姐打断我，“小卖部这些年攒了点。”

我想起大姐的小卖部，想起那个总是亮着的冰柜，想起那些一块五一包的香烟，想起她家门口的那只瘸腿黄狗。

护士进来换吊瓶，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衣兜里插着一支红色的圆珠笔。她一边换液体一边和大姐聊天，声音轻快，好像在聊一场即将痊愈的感冒。

我站在窗边，看见医院对面的建筑工地上，几个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正在吃盒饭。他们蹲在一块木板上，有说有笑。从这个高度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只能看见他们手中的饭盒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莉莉回来了，手里拿着卫生纸和一个信封。

“妈，找到了。”她把信封递给大姐。

大姐接过信封，犹豫了一下，然后递给我：“给你看看。”

是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有些旧了，边角都磨出了毛边。里面是一个蓝皮的记事本，大概A5大小，上面贴着一张已经泛黄的便利贴：“欠账”。

我翻开第一页，看见一行工整的字：

“李大爷，白面一袋，32元，2008.4.12”

下面用红笔画了一条横线，旁边写着”已还”。

第二行：“赵婶，白糖5斤，18元，2008.5.1”

同样画了红线，写着”已还”。

“这是…？”

“欠账记录本。”大姐说，“我记性不好，怕忘了谁欠钱。”

我继续往后翻，密密麻麻全是记录，有些已经还了，画了红线；有些没有画线，应该是还没还。最早的记录是2008年，也就是大姐开小卖部的第一年。

翻到一半，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老三，方便面一箱，36元，2009.2.16”

已经画了红线。

我想起来了，那是我刚找工作的时候，手头紧，去大姐店里拿了东西。后来工资发了，我还上了。但我早就忘了这件事。

继续往后翻，又看到了我的名字，几次，都已经画了红线。

突然，一行字让我停了下来：

“王奶奶，核桃酥一包，2.5元，2012.8.9”

没有画红线。

王奶奶是我们村里的老人，住在村口，五年前就去世了。

又往后翻：

“张大爷，香烟一包，8元，2013.5.6”

张大爷也已经不在了，去年走的。

再往后，陆陆续续有很多熟悉的名字，都是村里已经去世的老人。他们欠的钱，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没有一笔画红线。

我看着大姐：“这些…都没还？”

大姐笑了：“他们哪有钱还啊。那时候政府补贴还没到位，很多老人连种地都种不动了，日子过得紧。”

“那你为什么不擦掉？”

大姐沉默了一会，轻声说：“记着吧，也没啥。”

我继续往后翻，看到了更多名字，更多未还的账。其中有几个名字特别熟悉：

“刘强，方便面两桶，啤酒一罐，16元，2014.9.2” “刘强，香烟一包，矿泉水一瓶，13元，2014.9.3” “刘强，泡面一桶，火腿肠两根，12元，2014.9.5”

连续好几页都是刘强的名字，没有一笔画红线。

刘强是村里的后生，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那几年他考上了大学，但家里拿不出学费。

“刘强现在…?”

“在省城当工程师，去年回来看过我一次，”大姐说，眼睛里有光，“买了辆小轿车，还带了他爱人和娃。”

“他知道这些账吗？”

“不知道，”大姐摇摇头，“那时候他大学快开学了，还差一千多学费。他整天在村里打零工，但来不及了。他经常饿着肚子来我店里，我就让他拿点吃的。”

“那怎么没…”

“他后来想还，我说记不清了，”大姐眼神望向窗外，“那孩子有出息，何必让他记着这些。”

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又翻了几页，我看到了李家院子里那个总是淋雨的小男孩，那个总是一个人吃饭的留守老人，那个卖煎饼的单亲妈妈…

那是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像被风吹散的记忆碎片，突然在这个蓝皮本子里重新聚合。

“你知道吗，”大姐突然说，“我这小卖部赚的最多的不是方便面和香烟。”

“是什么？”

“是早饭，”大姐笑了，“每天早上四点半起来，煮一锅粥，蒸两笼包子，炸几盘油条。五点半就有人来买了，都是镇上干活的。”

我点点头，记得大姐的手艺确实不错。

“有个姓周的老头，”大姐继续说，“每天早上五点来买一碗粥，两个包子。他是扫大街的，冬天手冻得通红，我总是多给他倒半勺粥。他每次都推辞，说不用，但还是会接过来。”

“后来呢？”

“后来他生病了，再也没来。他儿子来还账，说他爹临走前一直念叨着要还我钱，怕欠着不安心。”大姐的眼圈有些红，“那才几个钱啊…”

窗外传来一阵喧闹声，我探头看去，是楼下有人在卸货，几箱矿泉水堆在人行道上。一个戴红帽子的男人大声指挥着，声音在医院的墙壁间回荡。

大姐又指了指账本：“你再看看后面。”

我翻到靠后的几页，发现记录的格式变了。不再是谁欠了多少钱，而是：

“马丽，尿不湿三包，168元，转交” “老李头，降压药两盒，75元，送到” “小刘家，大米一袋，面粉一袋，86元，放门口”

“这又是什么？”

“有些人不好意思开口，”大姐说，“但我知道他们缺什么。”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继续翻看账本。

最后几页，我看到了一个意外的名字：

“老三女儿，学费，2000元，2016.9.1” “老三女儿，补习班，800元，2016.11.5” “老三女儿，电脑，3500元，2017.6.10”

那是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那几年我在外地打工，生意失败，一度陷入困境。家里的大部分重担都落在了妻子身上。

“这些…”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你嫂子告诉我的，”大姐平静地说，“她不想让你担心。你那时候已经够难的了。”

我想起那段时间，我总是在电话里告诉家里一切都好，马上就能赚钱了。而妻子也总是说家里一切正常，女儿学习很好。

没有人说实话，但所有人都在咬牙坚持。

“这些钱我会还的，”我说，声音有些哽咽。

“已经还了，”大姐笑了，“你女儿考上大学的那天，就还清了。”

我疑惑地看着她。

“她考上重点大学，就是最好的还报。”大姐的眼里闪着光，“比什么都值钱。”

我低下头，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滴在那本蓝色的账本上。

医院的走廊上，一个清洁工推着拖把经过，地面被擦得发亮。广播里播放着呼叫医生的声音，很快又归于平静。

“我这病,”大姐靠在床头，“医生说有六成把握。”

“会好的，”我握住大姐的手，感觉到她的手背上有一层厚厚的茧，“我陪你。”

大姐点点头，又想起什么似的，对莉莉说：“去我枕头底下拿个东西。”

莉莉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沓房产证和存折。

“这些年赚的钱不多，但也攒了一些，”大姐说，“够莉莉上大学了。还有两套房子，一套给莉莉，一套给她哥。”

“你别说这些…”

“说说怕什么，”大姐打断我，“就是交代一下。我这人记性不好，怕到时候忘了。”

我接过那沓证件，沉甸甸的。

“还有,”大姐指了指那个账本,“那个给你。”

“我？”

“嗯，”大姐闭上眼睛，似乎有些疲倦，“你替我记着。我这病好了,还得开店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头。

护士进来说探视时间到了。我拿着账本，和莉莉一起走出病房。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