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母亲当时躺在床上的模样：往日里总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唯独肚子像充了气的鼓，绷得发亮，腹壁上暴起的青筋像蜿蜒的蚯蚓，触目惊心。那时的鼓胀病被视作不治之症，看着母亲气息奄奄的样子，家里人都慌了神，父亲四处求人，终于请到了同一

我的医生梦，萌芽于六十多年前一个弥漫着草药香的午后。那时我尚不满十岁，家里的天却险些塌了——四十刚出头的母亲，突然被一种名为“鼓胀病”的顽疾缠上。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母亲当时躺在床上的模样：往日里总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唯独肚子像充了气的鼓，绷得发亮，腹壁上暴起的青筋像蜿蜒的蚯蚓，触目惊心。那时的鼓胀病被视作不治之症，看着母亲气息奄奄的样子，家里人都慌了神，父亲四处求人，终于请到了同一条街的龚老先生。

龚医师是位老中医，在同街有个诊所。每次来动作缓而稳。他总先坐在母亲床前，细细询问病情，再伸出三根手指搭在母亲腕上，双目微阖，凝神切脉。片刻后，才取出自带的笔墨纸砚，一笔一划地开药方。临走前，他总会弯下腰，用温和却有力的声音对我说：“高家小弟，这药方，你一定要去童天成药房抓，莫要去错了地方。”

巧的是，我小学同学王为民的父亲，正是童天成药房的老药工。后来我才知道，那位王叔后来成了能独立开方的老中药师。每次我攥着药方跑到药房，王叔都会格外上心，从一排排整齐的药斗里精准抓出药材，当归、茯苓、白术……不同的草药在戥子上称量妥当，用纸包成小小的药包，还会特意嘱咐我煎药的火候和时辰。

母亲的药，一日一剂，煎好的药汤带着微苦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按规矩，煎药罐中的药渣必须倒在家门口的石板路上。龚医师每周来调整一次药方，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鼓胀的肚子竟真的慢慢消了下去，暴起的青筋也渐渐淡了。看着母亲能坐起来喝水，后来甚至能扶着墙慢慢走动，我心里对龚医师的敬佩如潮水般涌来——原来这世上真有能“妙手回春”的人，能把亲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

也是从那时起，“长大了要当医生”的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龚医师问诊时专注的眼神、开方时郑重的笔触，还有他对病人那份天然的悲悯，都成了我最向往的模样。那股萦绕在记忆里的草药香，连同救回母亲的温暖力量，一起刻进了我的童年，也悄悄勾勒出我一生追寻的方向。

我从小学习很好，不少任课老师见了我母亲夸道，你家小弟聪明伶俐，成绩又好，以后保证能保送大学的。

可是那个特殊年代来了，不仅打碎了我的大学梦，也扼杀了我的医生梦。我不甘心，下决心走自学的道理。天无人绝人之路。就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缺少文化，缺乏书籍的书荒之际，我一个哥哥62年当兵时部队做卫生员，复役后不喜欢学医，人体解剖学，中华内科学，外科学等全套医学书都送给了我。下乡后晚上总是在知青屋读书，有蚊子，躲进帐子里也在细读，无独有偶，我大嫂也是个医生，下乡隔段时间回家总要向大嫂借換几本医学类书籍。到了1974年我父亲被误诊为晚期肺癌，在上海胸科医院与医生交谈时我说了一句父亲一直与我在一起，从味见他咳嗽与吐痰，你下判决书总得有个理由，或者说抓贼要抓赃。他的一句“侬小赤佬懂啥，中央首长也是阿拉看的。”他的羞辱也激怒了我，我一口气把身上所有的钱，到上海新华书店买了医科大学教科书全套及有关肺癌的中西医类书！后来我父亲的康复日记我写了几年，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嘉兴一个首次判断我父亲是癌症专家亲自登门把我父亲的治疗日记要去作为他的教材。我患癌后写的文章里就有一篇《癌症诊断抓贼必须抓赃》重磅文章，就是出于之处，在癌界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个笑话，我下乡时1972年队里一中年妇女胃不好，我写了个字条让她去医院配维生素U，保扩胃粘膜。第二天在田头告诉我没配到维生素油，我傍晚去她家看了真实配了维生素U。她把U误以为是油，才闹笑话。

所以我虽没系统学医，但几十年来也积累了不少医学常识。所以在抗癌担当领头羊时运用这些医学常识。加之大学里学的心理学，营养学为病友解疑释惑。协会不少病友检查后第一时间咨询我，由于与病友在一起的感受，有时判断与专业医生几乎不差。有个卵巢癌病友女婿本身是一家医院医生，但她吃什么药，怎么吃，化疗如何间隔时间都要打电话咨询我！我基本上均能驾轻就熟地应对。

对于主动找上门的新的癌症朋友发来初诊意见，我均会给出精准确诊，精准治疗和相关注意事项的看法。所以不少好友调侃地说我，这辈子不当医生有点可惜。

好吧！这辈子来不及了，那就下辈子吧！

来源：健康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