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谓的战争计划经济能站住脚，很⼤⼀部分理由是战争带来了紧急状态。战争期间，不完美的⾃由经济不再被允许存在；必须要⽤更完美的管制经济来填补空缺。战后是否还要回到“⾮德式”的个⼈主义体系，这⼜是另外⼀个问题了，答案也⻅仁⻅智。
所谓的战争计划经济能站住脚，很⼤⼀部分理由是战争带来了紧急状态。战争期间，不完美的⾃由经济不再被允许存在；必须要⽤更完美的管制经济来填补空缺。战后是否还要回到“⾮德式”的个⼈主义体系，这⼜是另外⼀个问题了，答案也⻅仁⻅智。
但是，战争计划经济的这⼀论证并不充分，这也是在战争专制主义在各个⽅⾯阻碍⾔论⾃由后，⺠众政治思考的典型特征。只有确定了管制经济⽐⾃由经济的产出更⾼，它才能真正成为⼀个强有⼒的论据；然⽽，这⾸先必须得到证明。
对拥护⽣产⽅式社会主义化、希望废除⽣产⽆政府状态的计划经济者来说，战争不是正当化计划经济措施的⾸要条件。但对计划经济的反对者来说，战争及其经济后果也不是推荐这些措施的正当理由。如果认为⾃由经济是经济活动的更优形式，那么战争创造出来的新需求，正好成为放弃所有阻碍⾃由竞争的路障的新理由。战争并不需要中央管制经济，即便战争可能在经济利益的数个⽅向上做出⼀些特别限制。在⾃由主义时代，即使世界⼤战这样级别的战争（⾃由和平主义时代所能够想象的这样⼀场战争），也绝不会推动计划经济化趋势。
针对采取计划经济化措施的必要性，最常⻅的理由是处于被包围状态。德国及其盟友被认为处于围城之中，敌⼈竭⼒⽤饥饿强迫我们屈服。为了应对这种危险，需要采取所有被包围城市采⽤的常规措施。存货要纳⼊统⼀机构进⾏管理，以公平地满⾜所有需求，相应消费也须采取配额制。
这⼀观点源于⼀些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过去的战争历史⾥，饥饿战（最⼴泛意义上）通常只是⼀种战术⼿段。但在这场世界⼤战⾥，饥饿战显然成了战略⼿段（原注：1904年德属⻄南⾮的⿊雷罗（Herero）起义，通过饥饿迫使对⼿投降被⽤作战略⽅法；某种意义上来讲，北美的南北战争以及最后的布尔战争，也可以算做这种类型。）。但是仅从这些事实就得出以上结论是错误的。⼀旦我们认为同盟国的境况堪⽐围城，那就只能得出这种军事⻆度的结论了。应当记住，从所有的历史军事经验来看，围城必定会被饥饿迫降，唯有外界的帮助能拯救它的失败。只有时间站在被包围的⼀⽅时，“坚持下去”的计划才有意义。然⽽，如果外部的帮助不可期，⼀个⼈就不应蒙住⾃⼰的双眼：随着时间流逝，同盟国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因此，即使达成和平所需要付出的巨⼤代价，也许此刻从战术⻆度来看并不合理，我们也很有必要寻求和平。⽽如果缩短战争可以获得⼀些回报，对⼿⽅原本也乐意做出⼀定的让步。
我们不能认为德国总参谋部忽视了这⼀点。然⽽，如果它仍然坚持“坚持下去”的⼝号，这与其说是对双⽅军事形势的误判，不如说是对对⼿某种⼼理倾向的预期。同盟国更习惯于战争，盎格鲁-撒克逊⼩店主⺠族会⽐同盟国更快厌倦战争。⼀旦英国⼈感受到了战争的不利影响，⼀旦英国⼈认为战争限制了其个⼈需求，他们会⽐中欧⺠众更加敏感。这种对英国⼈⼼理状态的误解是⼀个巨⼤的错误，它也导致德国采取了开始有限制的、随后⽆限制的潜艇战。潜艇战策略还基于其他⼀些误判，如过⾼估计了⼰⽅的效能，过低估计了对⽅的防御能⼒，最终全⾯误判了发动战争的政治前提以及战争允许⾏为的范围。但是讨论这些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任务。究竟是哪些⼒量推动德国⺠众进⼊这场⾃杀式冒险，这个话题就留给更有资格的⼈来全⾯分析吧。
除了这些军事⽅⾯的缺陷，包围-社会化理论在经济政策⽅⾯同样存在严重缺陷。
当德国⾃⽐为⼀座围城，⼤家忽视了这种⽐较只适⽤于那些不能在德国本⼟⽣产，⽽且不存在国产替代的产品。除了奢侈品，当对这类不可替代进⼝品采取配给制时，已经表明随着封锁加剧以及意⼤利、罗⻢尼亚加⼊战争，所有的进⼝路径均已被切断。在那之前，允许全⾯⾃由贸易当然会更好⼀些，⾄少不会减少那些通过间接渠道获得这些进⼝品的机会。战争初期采取惩罚性措施抑制产品价格上涨是错误的，尤其是在奥地利。如果贸易商出于投机考虑，囤积物品，推⾼价格，这将在战争初期有效遏制⺠众消费。⽽限制产品价格上涨，必定导致纯粹的恶果。对这些⽆法在本⼟⽣产、⼜没有国产替代的产品来说，国家最好限定最低价格，⽽不是最⾼价格，以尽可能遏制消费。投机预测未来的价格波动；其经济功能包括平滑不同地⽅、不同时点的价格差异，通过价格对⽣产与消费施加压⼒，从⽽调整库存及需求。如果在战争初期，投机商囤积货物以索取⾼价，短期内他确实能够推⾼价格。但由于较⾼的价格会限制消费，可售库存量必定上升，价格调整随后也会出现。如果要排除投机这⼀不可或缺的经济功能，就应该⽴即采取其他⼿段替代投机，也许是没收所有库存，由国家统⼀管制及配给。⽆论如何，仅仅采⽤刑罚⼲预是不合适的。
战争⼀开始爆发时，⺠众预计战争将持续三到六个⽉。商⼈据此安排他的投机活动。如果国家知道得更清楚，它就有义务进⾏⼲预。如果国家认为战争将在四周内结束，那么它本可以介⼊，防⽌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为了使库存和需求相匹配所需要的幅度。为此，仅仅制定最⾼售价也是不够的。如果国家认为战争持续时间将超出⺠众预计，那么它应当要么限定最低价格，要么囤积更多商品。因为存在这样⼀种危险：投机商不了解总参谋部的秘密意图和计划，不会很快将价格推⾼到可以确保在⼿库存能在整个战争期间提供供给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预价格完全必要，也合情合理。但这并没有发⽣，原因很容易解释，因为军事和政治当局对战争预期时间⼀⽆所知。因此，他们所有的准备都失败了，⽆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经济。
对那些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能不受敌国影响、在同盟国本⼟⽣产的产品，包围理论则完全不适⽤。对这些产品也设定最⾼价格，实在是糟糕的业余爱好。⽣产只会为较⾼的售价所激励；限制价格上涨扼杀了⽣产。因此，毫不意外，国家强制种植和⽣产均以失败⽽告终。
详细阐述同盟国在战争期间采取的各项愚蠢的经济政策，这是经济史的任务。例如，有段时间因为饲料短缺，所以当局下令减少牲畜、增加屠宰；随后⼜禁⽌屠宰，采取措施增加牲畜饲养。类似的⽆计划性充斥着所有领域。措施和反向措施交替进⾏，直⾄整个经济体系崩塌。
包围-社会化政策最⼤的危害在于，切断了农产品过剩地区与消费地区之间的联系。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站在协约国⼀边的苏台德地区的捷克领导⼈，尽可能限制⻝物出⼝到奥地利的德意志地区，尤其是出⼝到维也纳。⽐较难于理解的是，维也纳政府容忍了这种情况，还容忍了其他德意志地区有样学样，容忍了匈⽛利将⾃⼰与奥地利主动隔绝开来。因此，尽管乡村和匈⽛利粮⻝充沛，但在维也纳，饥荒早已蔓延。更令⼈费解的是，类似的地区分隔政策同样在德意志帝国⽣根，农业区被允许与⼯业区隔绝开来。⼤城市⺠众对此政策也未加以反抗，这只能解释为，⺠众沉迷于经济⽣活的国家主义概念、盲⽬相信全能的政府⼲预，以及⼏⼗年来对⾃由主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尽管国家主义试图摆脱不可避免的崩溃，但最终，它只是加速了这⼀进程。
——摘自《民族、国家与经济》，蒋豪译，略改动
来源：近现代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