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1年，苏俄远东局派赴外蒙古的“契卡”报告列宁称：“蒙古男性居民中44.4%都是喇嘛。”所谓“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通过直接实施恐怖行动同反革命做斗争的情报机构，也即人们耳熟能详的“特务”，彼时苏俄红军在对阵旧沙俄白匪军中占据优势，尤
1921年，苏俄远东局派赴外蒙古的“契卡”报告列宁称：“蒙古男性居民中44.4%都是喇嘛。”所谓“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是通过直接实施恐怖行动同反革命做斗争的情报机构，也即人们耳熟能详的“特务”，彼时苏俄红军在对阵旧沙俄白匪军中占据优势，尤欲继承旧沙俄政治遗产大举张势，希图布武东方染指外蒙古，便派遣大批契卡深入渗透蒙古地方，不难发现喇嘛教是蒙古传统社会的灵魂，满清王朝为安抚稳定蒙古诸部，采取“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大行赏赐广建寺庙推崇喇嘛教，王公领主纷纷送子入寺为“朵内”即贵族喇嘛，百姓亦效仿鼓励子弟为僧以豁免赋役，故而蒙古男子几乎一半成为喇嘛。
苏俄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
根据迈斯基1921年考察统计，外蒙古有2565所寺庙和10万多名喇嘛，经过战乱和“革命”的摧残后，只有747所寺庙仍有喇嘛居住。佛教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即三宝“佛法僧”，其中喇嘛便是三宝之一的“僧”，也是喇嘛教经义的受持者和传播者，彼时喇嘛教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世俗政权相适应，寺庙中少数的活佛、朵内为上层喇嘛，养尊处优受人供施朝拜，而多数牧民出身的喇嘛则为下层喇嘛，充斥庙宇为洒扫杂役。尽管如此，底层民众但凡有子弟入寺为僧，便可拥有免除赋役和兵役的利益，农牧民选择皈依喇嘛教以求苟活，凡出家当喇嘛者为解父兄困厄，亦甘心青灯黄卷出家奉佛。
喇嘛
牧民子弟常于7岁时送往寺院，诵习经典从“班第”即学徒做起，偶有聪睿智慧者亦可跨越等级，成为等级较高的扎萨克达、苏拉、经头喇嘛一类，而活佛、朵内则不仅拥有显赫的名号，诸如呼图克图（圣者）、绰尔济（法主)、诺门罕（法王）、达尔罕（栋梁）等名号，至清朝末年外蒙古称名活佛达数十人，诸活佛仍有不等份额的庙产或领地，更有虔诚信众时常供养奉献牲畜、金银、器物，如此寺庙不独是喇嘛修佛之所，也是喇嘛及信众财富积聚之地，甚至成为上层喇嘛左右家国大事的中枢。
活佛哲布尊丹巴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帝宣布独立，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大蒙古国”，喇嘛教中“呼图克图”是道行最高的教主，也是众多喇嘛僧众的祜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称帝则成为宗教、世俗双料首领，上层、中层喇嘛遂公开介入正式的政治权力，总理及财政、内务部长诸要职均由喇嘛充任，喇嘛群体占据外蒙古男子中的大部分，且将民众置于喇嘛教影响之下，人们经由喇嘛教获得心灵、罪孽、惩罚诸端唯心启示，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已见载于喇嘛教典籍，故而喇嘛教能够施展不容置疑的权威。
喇嘛集团
早先沙俄曾尝试洗脑蒙古人，招募儿童到俄国城市学习，待学成后便送回蒙古诸部，这些人身处虔信的亲朋之间时，意识形态再度被喇嘛教世界观全部占据，最终皆成为不学无术的人；而且沙俄曾于驻库伦领事馆处开办小学，为入学的蒙古儿童提供奖学金，许多孩子就学一、二年之后，又被交给喇嘛经师处学习，父母们如此转述喇嘛们的教导：“孩子经过严格的喇嘛教典籍学习，不再需要学习异端书籍。”除了教育，喇嘛仍以西藏传统医学救助施展影响力，民众或是牲畜患病均求助于寺庙，而且约75%～90%的寺庙从事商业、高利贷活动。
喇嘛教典籍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如是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师从马克思哲学的苏俄据此观点发挥，认为外蒙古的喇嘛阶层是外蒙古最大的祸根。显而易见，喇嘛教影响力的长期存在，对于苏俄在外蒙古建立并巩固权威是重大的“威胁”，故莫斯科当局“谨慎而又坚决”的主张清除外蒙古喇嘛，这一主张渗透于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夺权的全过程，其谨慎之处在于武装夺权之初，以“民族统一战线”为纲而不触动甚至团结喇嘛阶层，而建立和巩固政权之后，便自上而下逐步削弱喇嘛势力，至外蒙古执政党确立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时，苏联则授意蒙古当局发起大规模清除喇嘛的运动。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读》
1921年7月，蒙古人民党人进占库伦并建立政权，出于稳定政治局势的考虑，苏俄建议蒙古人民党在喇嘛问题上暂时妥协，保留活佛哲布尊丹巴宗教优先权和寺院喇嘛的物质权利，不要与喇嘛阶层过早分裂，直到彻底掌控大权为止，故而外蒙古实行立宪君主制度，保留哲布尊丹巴名义君主地位，一些颇有名望的大喇嘛也被吸收参与政府，实际权力则逐渐落入蒙古人民党囊中，直至1924年5月活佛哲布尊丹巴突然去世，苏俄当局决定乘机发起外蒙古清除喇嘛影响的运动。仅数月，外蒙古便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宣布建立共和国制度的决定，迅速采取旨在削弱喇嘛阶层势力的措施。
蒙古人民党
这一政治变局实际已昭然若揭，就在活佛哲布尊丹巴的葬礼隆重召开时，库伦的外国公司纷纷送来花圈祭奠，但苏联驻库伦人员均没有送花圈，也没有派遣人员前往凭吊。苏俄授意外蒙古当局对寺庙牲畜征税，出台征召喇嘛服兵役的法律，禁止少于三个孩子的农牧民家庭送子为僧，规定超过三孩的农牧民家庭仅送一子为僧。与此同时，当局派遣政委改造沙毕衙门，起初沙毕衙门专门管理活佛的喇嘛属民，政委进入主持工作遂成立党委会，仅2-3个月内便控制整个衙门，取消衙门属众供养活佛的几十万美元费用，就这样沙毕衙门被改造为外蒙古党和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至1925年当局决定正式撤销沙毕衙门。
士兵与民众
1925年，苏联情报机构出台关于喇嘛问题的秘密报告称，活佛哲布尊丹巴离奇死亡后，转世灵童的问题没有提前决定，极有利于蒙古人民党逐步清除喇嘛影响力，而且谨慎的预测最坏的结果，即喇嘛们一旦群起攻击，那么蒙古人民革命党便难以立刻打倒喇嘛势力。这种预测并非危言耸听，彼时外蒙古民众无不信仰喇嘛教，一旦苛待喇嘛必然激惹群众，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对喇嘛问题亦存分歧，对于彻底消灭喇嘛势力信心不足，党内左派一旦提出消除喇嘛教的问题，右派老辈成员便立即要求谨慎对待，仍无解决喇嘛问题的确切办法。
外蒙古男女
1925年6月，苏联共产国际报告中指出：“采取措施将喇嘛教从蒙古国家中分离出来，依据宪法取消喇嘛阶层作为剥削者的权力，废除阿拉特居民对喇嘛阶层的义务，逐步清除喇嘛教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1926年9月，蒙古当局实施政教分离的政策，立法禁止喇嘛阶层参与政治，而且清除出身封建领主和喇嘛的党员，次年共产国际再次提出清除喇嘛影响力的问题，要求蒙古当局长期削弱喇嘛阶层势力。这一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右派掌握政权，在内外政策上寻求独立自主，公开表达不满甚至直接反对苏联指令，对喇嘛问题持“维护态度”。
喇嘛
这种变局引起沉渣泛起，外蒙古领导层萌生重新确立活佛转世的想法，这种局面根本违背苏联的意图，便于1928年10人民党“七大”召开的契机，扶植左倾激进的“农村反对派”取代右倾领导层掌握大权，农村派政治纲领完全是由苏联一手炮制，集中于反对封建神权和资本主义，且对喇嘛问题采取重大行动，12月正式通过废除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此举给予外蒙古喇嘛教以重大打击，而共产国际更进一步要求分化瓦解喇嘛阶层，持续削弱喇嘛教在蒙古民众中的影响力，提出解决外蒙古喇嘛问题“基调”，即内部瓦解、注重宣传、分配庙产、政治斗争。
外蒙古男子
1929年3月，外蒙古当局将同喇嘛阶层斗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确保彻底摧毁喇嘛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左倾激进的发展路线日渐占据上风，将喇嘛集团定性为最大的封建剥削阶级，责成寺庙将牲畜交给牧民和集体农庄放养，千方百计使喇嘛还俗从事生产劳动，运用多种手段摧毁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影响力。不到一年时间，寺庙牲畜诸如骆驼、马匹减少25万头，为避免牲畜落入政府之手，寺庙大量宰杀牲畜用于祭祀，仅科布多寺院便宰杀全部牲畜的23%，此举大大影响苏联在外蒙古的各型牲畜采购计划，故而苏联向寺庙喇嘛发起雷霆一击，绵延数百年的喇嘛教顿成齑粉。
苏联士兵
来源：火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