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在茶馆门口系鞋带，看见王婶推着自行车从面前走过。那辆老凤凰自行车吱吱呀呀响，后座绑着个塑料筐，里面堆满了塑料袋，露出几根葱头。她骑得不稳，踩得也很吃力，腰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那年王婶离婚的时候，镇上的茶馆炸开了锅。

“听说了吗？王家媳妇和那个卖电器的跑了，两个娃扔给她一个人带。”

“那还用说，肯定是她不正经呗，王家小子长得多俊啊，谁家不想嫁？”

“就是就是，你看她那衣服，离婚没两天就穿了件红毛衣。”

“嘘，别说了，她来了。”

我正在茶馆门口系鞋带，看见王婶推着自行车从面前走过。那辆老凤凰自行车吱吱呀呀响，后座绑着个塑料筐，里面堆满了塑料袋，露出几根葱头。她骑得不稳，踩得也很吃力，腰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那年王婶三十二岁，比我小两岁，但看上去像四十出头的人。她那件红毛衣其实已经洗得发黄，袖口还有几处磨白的痕迹。

茶馆老板娘冲着我使眼色：“钱老师，别理她，教书的人得讲究交往。”

我装作没听见，匆匆走开。那时候，我虽然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但在面对流言蜚语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懦弱。

王婶的两个孩子都在我们学校上学。大的叫小宇，读初二；小的叫小雨，刚上小学三年级。离婚后，他们爸爸去了城里，几个月打一个电话，说是要等在城里站稳脚跟再接孩子过去。

王婶在镇上的蔬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青菜。天不亮就要去县城的批发市场进货，然后赶回来摆摊，一直卖到下午四五点。两个孩子放学后就在她的摊位上写作业，小宇还会帮着称重、收钱。

有一次放学我看到小宇一边做作业一边帮妈妈卖菜，想去关心几句，走近了才听见隔壁卖鱼的李大姐嘀咕：“你们妈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也不嫌害臊，离了婚就忘乎所以。”

小宇红着脸没吭声，继续低头算账。

我本想上前说两句公道话，又怕引起更多闲话，只好在他们摊上买了两斤菠菜。递钱时，我看到王婶手上有几处被菜刀削到的伤痕，指甲里嵌着泥土。

她那天穿的”花枝招展”，不过是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领口别了一朵小小的塑料花，大概是小雨送她的吧。

那年夏天，镇上的人都在议论王婶。

“听说她晚上在夜市卖烤串，经常跟男人说说笑笑的。”

“那肯定的啊，寡妇门前是非多，一个女人家家的，能安什么好心。”

“她家小宇成绩还挺好的，就是有点野，前天还跟人打架了。”

“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我猜测小宇打架的原因，多半是有人说了他妈妈的坏话。但我太忙了，期末考试将近，我有一堆试卷要批改，哪有空管别人家的事。

直到有一天晚上快十点，我在办公室整理资料，听见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

是小宇。

他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钱老师，我能不能问您借两百块钱？明天一定还您。”

我愣住了：“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小雨发烧了，四十度。我妈在县城进货，手机没电了联系不上。”小宇的声音发抖，“我带小雨去诊所，医生说要吊水，我钱不够。”

我赶紧拿了钱和他一起去了镇卫生院。小雨躺在简易病床上，小脸通红，额头上贴着退烧贴。看见我来了，她害羞地把脸转向墙壁。

“妈妈呢？”她小声问哥哥。

“妈妈忙着挣钱呢，很快就回来。”小宇摸着妹妹的头发，声音轻得像一阵风。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十四岁的孩子身上有种令人心疼的坚强。

当天深夜，王婶赶来了，满头大汗，嘴唇都咬破了。看到孩子没事，她长出一口气，然后又立刻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递给我：“钱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您看这够吗？”

我摇摇头：“不急，等孩子好了再说。你先照顾孩子吧。”

王婶的眼圈红了，但她很快又挺直了腰：“您放心，我明天就还您。我们家不欠人情债。”

她转身去照顾女儿，我才注意到她手上拎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烂苹果和一个开封的八宝粥罐头，估计是她的晚饭。

那个夏天过后，我开始留意王婶的生活。她确实在夜市摆了个烧烤摊，但那些”说说笑笑的男人”大多是来买烤串的客人。她总是笑脸相迎，却从不多说一句闲话。

王婶的一天是这样的：凌晨四点起床去县城进蔬菜，早上七点回来开始在市场卖菜，下午四点收摊，回家做饭给孩子吃，六点又去夜市摆烧烤摊，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才收工回家。

她的手上总是有烫伤的水泡，夏天也晒得黑黝黝的。那些说她”不检点”的人，有谁见过她深夜骑车回家时疲惫的样子？

有一次，我去夜市买烤串，特意找了王婶的摊位。她忙着给客人翻烤肉串，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把领口都打湿了。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钱老师来了，给您多加点辣椒。”

我注意到她摊位旁边有个小桌子，上面摆着两本翻开的作业本。小雨趴在那里写作业，小宇则在帮忙串肉。

“生意还行吗？”我随口问。

“托您的福，能养活两个孩子就行。”王婶的回答很平静，眼睛却一直盯着烤炉，生怕糊了客人的烤串。

这时，一个醉酒的男人踉踉跄跄地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小雨旁边的塑料凳上，带倒了她的水杯。小雨的作业被打湿了一角。

“来十串羊肉，要辣的。”醉汉大声喊道，呼出的酒气熏得小雨直皱眉。

王婶的脸色变了，她放下手中的肉串，走到女儿身边：“对不起，我们家的羊肉卖完了。”

“明明还有那么多，你骗谁呢？”醉汉不满地嚷嚷，伸手就要去拿烤架上的串。

王婶挡在前面：“真的卖完了，请您去别家看看。”

醉汉骂骂咧咧地站起来，临走还故意把小雨的铅笔盒碰到了地上，铅笔散落一地。

王婶没有说话，只是蹲下来帮女儿捡铅笔。我看见她的手在发抖，但脸上依然保持着平静。

我忍不住说：“你应该让那种人滚蛋。”

她抬头看我一眼，笑了笑：“没事，反正他明天酒醒了就不记得了。我们小本生意，能忍则忍。”

小宇在旁边低声说：“妈，我高中毕业就去打工，不上大学了。”

“胡说！”王婶难得严厉起来，“你必须上大学，必须比你爸强。我还不是这点出息？”

她说完，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纸包，递给小宇：“这是今天卖菜的二百三，你收好了，够下个月的补习费了。”

小宇没接，低着头说：“我不去补习了，你太累了。”

王婶把钱硬塞进儿子衣兜：“你给我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妈妈不累。”

那天晚上，我站在夜市的灯光下，看着这个倔强的女人翻动着烤架上的肉串，忽然觉得她比我认识的许多人都要坚强得多。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王婶的菜摊生意越来越好，因为她的菜新鲜，价格公道，还会送顾客一把葱或者蒜。夜市的烧烤摊也渐渐有了固定客源，甚至有城里人专门开车来吃她做的烤羊肉。

小宇和小雨的成绩也一直不错。小宇尤其突出，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那一年，王婶把菜摊转让出去，专心经营烧烤生意。她租了个小门面，不用再风吹日晒。店里挂着小宇和小雨的奖状，还有一张全家福，只有母子三人，但笑得很开心。

那张照片旁边贴着一张发黄的纸条，写着：“欠钱老师200元，一定要还。”我去吃饭时看到，忍不住笑了。那钱早就还了，可她还留着这张纸条。

镇上渐渐不再有人议论王婶，取而代之的是对她烧烤手艺的赞叹。就连当初最爱说闲话的茶馆老板娘，也会偶尔去她店里打包几串羊肉回家。

转眼过去了七年，小宇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

那天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王婶破天荒地没有开店，而是在门口摆了两桌酒席，请四邻八舍来吃饭。她穿着一件新买的红色上衣，脸上的皱纹里都是笑意。

我受邀坐在主桌，看着她忙前忙后招呼客人，还是那么瘦，但精神好多了。小雨已经上初中了，亭亭玉立的，帮着妈妈端茶倒水。

酒过三巡，王婶站起来敬酒，说：“谢谢各位这些年的照顾，我儿子考上大学了，以后有出息了，不会让大家看不起。”

她的眼睛湿润了，但很快又笑起来：“来，大家吃好喝好，菜再凉也比我这人差不到哪去！”

席间，曾经的卖鱼大姐主动跟王婶碰杯：“嫂子，这些年苦了你了。我们那些闲话，你别往心里去。”

王婶笑着摇头：“都过去了，不值当的事。”

后来王婶给我倒酒时，我终于问出了那个憋了很久的问题：“王婶，这些年那么多人说闲话，你怎么撑过来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小宇和小雨：“还能怎么撑？咬着牙也得撑啊。我要是倒下了，谁来照顾他们？”

席散后，王婶送我到门口，突然说：“钱老师，其实我有时候也想不开，尤其是最开始那两年。”

她望着远处，声音轻了下来：“有一次半夜收摊回家，自行车链子断了，我蹲在路边哭。那会儿小宇才十四岁，硬是从家里走了两公里来找我，背着我回去的。”

“从那以后，我就发誓再苦再累也不能在孩子面前掉眼泪。他们不欠这个世界的，是这个世界欠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我看着她布满老茧的双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又过了三年，小宇大学毕业了，在省城一家企业做了技术员。小雨也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王婶的烧烤店已经扩大了一倍，还雇了两个服务员。她不再亲自掌勺，但每天还是会去店里转转。

那年冬天，县里搞了个”自强母亲”评选活动，王婶被推荐为候选人。评选结果公布那天，她竟然获得了第一名，被评为全县榜样。

颁奖典礼在县文化中心举行，王婶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呢子大衣，头发也特意染黑了，扎了个简单的发髻。她站在台上的样子，和十年前判若两人。

主持人问她有什么感受，她憨厚地笑了笑：“没什么感受，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让他们受了委屈。”

下台后，她拉着我说：“钱老师，这个奖状我准备挂在店里，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看看。”

她的眼神里闪着光，但又很快黯淡下来：“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榜样，就是个普通人，想给孩子好日子过。”

那天晚上，全镇的人都在说王婶的事。茶馆老板娘对我说：“谁能想到啊，当初那个’不检点’的王寡妇，如今成了全县榜样。”

我笑了笑没接话，心想她从来就没有”不检点”过，只是人们需要一个由头来贬低别人，好衬托自己的高尚罢了。

去年春节，我碰到了从城里回来探亲的王婶前夫。他在街上叫住我，问我王婶的店在哪里，说想去看看孩子。

我指了指方向，忍不住问他：“你现在在城里过得怎么样？”

他苦笑一声：“还能怎么样，打工呗。前些年是有个女人跟我好，没两年就散了。现在自己一个人，挺后悔的。”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后来听说他确实去了王婶的店，王婶还请他吃了顿饭，就当是街坊邻居。小宇认出了爸爸，但只叫了一声就再没说话。小雨根本不认识他，一直喊他”叔叔”。

他走的时候，在店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那块”自强母亲”的牌匾，默默抹了好几次眼泪。

前几天，我去王婶店里吃饭，看到桌上放着一张请柬，是小宇要结婚了。

“钱老师，您一定要来啊，我让小宇亲自去请您。”王婶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笑起来还是那么温暖。

我问她累不累，她笑着摇头：“不累，现在日子好了，店里有人帮忙，我就是个甩手掌柜。”

她的手上依然有烫伤的痕迹，指甲里还是有洗不掉的油垢。这双手撑起了一个家，抚养大了两个孩子，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临走时，我看见她的柜台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十年前我们学校给小宇颁发三好学生奖状时的照片。照片有些泛黄了，边角还沾着油渍，但被擦拭得很干净。

旁边的小抽屉半开着，露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扉页上工整地写着：“收支记录，2012年-2022年”。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王婶的坚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无数个深夜流泪后，在账本上一笔笔艰难平衡后，在被议论中抬头挺胸后，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十年时间，足以改变一切。从”不检点”到”全县榜样”，王婶用自己的双手改写了命运，也改变了一个小镇人的偏见。

在这个普通的小镇上，她的故事或许不够轰轰烈烈，但对于我，对于认识她的每一个人来说，她都是真正的榜样。

不是因为她多么坚强，而是因为她在软弱时依然选择了坚强；不是因为她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她在平凡中活出了不平凡。

茶馆里的闲言碎语早已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有那个推着自行车，穿着红毛衣的倔强身影，在小镇的记忆中越发清晰。

来源：一颗柠檬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