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冬天施工记趣事

摘要：1985年的冬，似乎比往昔来得更急切。武汉红旗砂轮厂向我们厂订购的那台烧油石隧道窑，成了这个寒冬里最为紧要的任务。这隧道窑宽度尚可，却长得惊人，总长度达30多米，而且轨道平整度的要求精确到毫米级别。更棘手的是，如此庞大的设备要从厂里运往武昌，单单拆解和装车就需

作者：赵宝塔

1985年的冬，似乎比往昔来得更急切。武汉红旗砂轮厂向我们厂订购的那台烧油石隧道窑，成了这个寒冬里最为紧要的任务。这隧道窑宽度尚可，却长得惊人，总长度达30多米，而且轨道平整度的要求精确到毫米级别。更棘手的是，如此庞大的设备要从厂里运往武昌，单单拆解和装车就需耗费极大的力气。经过几番慎重的商讨，厂里最终做出决定：所有的钢材、耐火砖以及连接件都在当地筹备齐全，我们带着工具和人员直接前往现场施工。

抵达汉口后，首要之事便是寻觅一处落脚之地。砂轮厂的同志告知我们附近有一家旅社，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达工地。于是，我们在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往。那旅社是老式的筒子楼，走廊里的灯泡闪烁不定，墙皮剥落，在地上积起了一层灰尘。由于天色已晚，我们只能暂且将就。然而，这股邪乎的冷意实在难以忍受。后半夜，我们几个披着棉袄去找老板，希望能再加一床被子。老板在柜台后蜷缩着身子烤着火炉，头也不抬地说：“不是我不给，实在是没有了。往年武汉的冬天哪用得着两床被子？今年可邪门了，零下好几度，旅社住满了人，连备用的被子都被用完了。”

带队的邱启昌总工程师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说：“算了，大家忍一忍，明天我跟砂轮厂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地方。”窗外寒风呼啸，那一夜，大家都辗转难眠。

第二天一早，邱总还真联系到了武汉商业局招待所。踏入那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米黄色的漆地板被擦得锃亮，房间里摆放着带靠背的木椅，最令人惊喜的是墙角立着一个铁皮暖气片，摸上去暖乎乎的。服务员提着暖水瓶走进来，笑着说：“今年冬天武汉格外冷，这一片的旅社就我们这儿有暖气，一整夜都热乎乎的。”

住宿条件是舒坦了，可价格却让人咋舌。之前的旅社每晚只需1块钱，而这里要3块5，价格翻了三倍还多。邱总皱着眉头，抽着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突然猛一掐灭烟头，坚定地说：“超标太多了，回去财务怕是不给报。但报不了我来批！要是大家冻出病来耽误了工期，那损失可比住宿费大多了。”

从招待所到砂轮厂需要乘坐两站公交车，车票只需5分钱。早上七点多，公交车上挤满了人，大家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在一起。好不容易挪到后门下车时，棉裤都被挤得皱巴巴的。午饭在厂里的食堂解决，搪瓷碗里盛着糙米饭，菜是大锅炒制的：5分钱的菜汤，一毛的青菜，两毛的萝卜烧肉，最贵的是红烧肉，三毛一份，油汪汪的，让人看了就垂涎欲滴。我通常会买一毛的青菜，偶尔嘴馋了才会咬咬牙买一份萝卜烧肉，就着米饭能多吃半碗。

早晚饭我们一般在街上解决，最常吃的便是热干面。街边的小摊支着煤炉，铝锅里煮着面条，摊主熟练地将面条捞出来，拌上芝麻酱、葱花、萝卜丁，再浇上一点辣椒油，香气扑鼻。二两粮票加一毛一分钱，就能吃得饱饱的。那会儿出差每天有八毛钱的补助，算下来还能省一点，回去可以给孩子买块水果糖。

我们1班里有个老韩，是出了名的节俭。每次打菜时，他都要盯着窗口看半天，最后总是买五分钱的菜汤，就着两个馍馍对付一顿。打菜的师傅都认识他了，有时还会故意逗他：“老韩，今天改善改善伙食？这肉烧得可香了。”老韩嘿嘿一笑，指着自己的腰说：“罗锅腰上树——前（钱）缺啊。能省就省点。”

食堂里有一道菜叫“广肚”，实际上是用豆制品做的，白白嫩嫩的，浇着高汤。不知是谁先发现“广肚”听起来像“光肚”，于是总有人故意拉长声调喊：“师傅，来份光肚！再来个馍！”这一喊，惹得满食堂的人哈哈大笑。打菜的师傅也不生气，笑着回应：“好嘞，‘光肚’一份，馍两个！”到了饭点，有人故意问：“今天吃什么？”就有人回答：“摸摸光肚（馍，馍，广肚）。”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我们在武汉施工期间，正好赶上电视剧《上海滩》热播，这部剧轰动了武汉三镇，可谓是万人空巷。下班后，我们吃过晚饭，顾不上欣赏武汉的美景，就急急忙忙地往旅社赶，生怕错过看《上海滩》。武汉的街头出现了不少年轻人，专门买了呢子大衣和礼帽，打扮成许文强的模样。我们施工队砌炉班的小宫，个子只有1.5米，走路也学着许文强的样子，肩膀一耸一耸的，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大概干了一个多礼拜，炉子的底座已经浇好了混凝土，炉底盘也砌好了，轨道也校得平平整整。邱总检查完后，满意地拍了拍手上的灰说：“大家辛苦了，明天放一天假，去黄鹤楼转转。”那会儿黄鹤楼刚重建好没多久，听说特别气派。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前往黄鹤楼。站在楼顶向下望去，长江像一条碧绿的带子，江面上的轮船像玩具一样缓缓移动。大家对着镜头傻笑，我想作一首诗，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好词，只能一个劲地说：“真好！真壮观！”如今，我倒是想起了几句话，来弥补当年的遗憾。

登黄鹤楼

武汉施工暂偷闲，
登上名楼望楚天。
遥想昔人诗意盛，
武汉山水真壮观。

从黄鹤楼下来后，我和砌炉班的小宫找了一家饭店吃饭。小宫刚进厂没多久，十七八岁的年纪，一脸孩子气。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家属院，他总爱跟着我。那天，他拿着一斤粮票去买饭，卖饭的找给他二两有点烂的粮票。小宫把粮票扔给卖饭的，要求换一张好的。卖饭的是个壮汉，把粮票扔出来，不耐烦地说：“破点角怎么了？照样能用！爱要不要！”小宫眼睛一瞪，又把粮票扔了回去：“我就要换张好的！”两人一来一往，吵得越来越凶。

我正在那边等着取饭，听到小宫与人吵架，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劝道：“算了算了，出门在外，别跟人置气。”小宫梗着脖子，气鼓鼓的。饭快吃完时，他忽然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说：“赵师，你先走，等会儿我把那桌子掀了，咱跑快点，准保他们追不上。”他指的是饭店门口那张摆满碗盘的长条桌，上面摞着一摞一摞的空碗和空盘子。

我吓得心里一紧，这要是真掀了，还不得被抓起来？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严厉地说：“你敢！这事要是闹大了，不光你师傅饶不了你，厂里还要处分你！我回去就告诉你爸妈！”小宫最怕他爸，一听这话就蔫了，连忙求饶：“赵师，千万别告诉我爸妈，我不了还不行吗？”

我紧紧攥着他的手，一路都没敢松开，直到上了公交车才放开。在车上，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出门在外，忍一时风平浪静。真把事闹大了，咱们谁也回不了家过年。”他低着头，小声说：“我知道错了。”

那台炉子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七才基本完工。还记得最后会餐时，小宫为了讨好他师傅王子明，给他打了满满高高的一碗米饭。端过来后，我们都笑了，王子明看着那满满的一碗米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根本就没法再放菜了。

砂轮厂的同志帮我们买了当天晚上有座位的火车票，还每人弄了两瓶黄鹤楼酒。那酒在当时很难买到，我们都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它裹在棉絮里，生怕碰碎了。吃过晚饭，我们便匆匆忙忙地往车站赶。

一进火车站，就仿佛进入了一场“战役”。车站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跟着人流挤上了车，却发现我们的座位全被人占了。过道里、连接处，到处都是人，连脚都插不进去。邱总举着车票跟人理论：“我们有票！”可根本没人理会。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别跟他们废话，拽！”于是，男同志负责拽男的，女同志去跟女同志协商，实在不肯让位的，我们几个人一起动手，硬生生地把人从座位上拉起来。那些人见我们人多，知道硬抗不行，才骂骂咧咧地让了位。

我刚坐下没多久，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扭头一看，是我小学同学，他正抱着一个提包，在过道里挤得满头大汗，旁边站着一个姑娘，脸冻得通红。“老同学！想不到在这儿还能碰上，真是有缘。”他们没买到座位，只能站着。我看着他身边的姑娘，赶紧站起来说：“你俩坐这儿吧，我去旁边站着。”那一路，我的座位基本上都让给了他俩，腿都麻了，但看着他俩感激的眼神，我的心里却感到十分舒坦。

到家时已是腊月二十八，刚过了年没几天，我们又得往武汉赶——炉子还有点收尾工作没做完。这次去，我还闹了个笑话。

那天晚上，我和杨永泰、赵长平找了一家饭店吃饭。杨永泰爱喝酒，可当时条件有限，没法点几个菜慢慢喝。他提议：“要不买点水饺？又能当菜又能当饭，省事。”我自告奋勇去买，跟服务员说要一斤半水饺，每人半斤。

等服务员把东西端上来，我直接傻眼了——满满一桌子的碗，足有十五个，每个碗里都盛着几个馄饨。“这不是水饺啊！”我急得直摆手，“我要的是北方水饺，带馅的那种！”服务员一脸纳闷地说：“我们这儿的水饺就是这样的啊，你没说要北方的啊。”

杨永泰和赵长平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宝塔，你这是闹哪出？上次来没吃够馄饨啊？”我这才想起，上次来买过一次，知道武汉人把馄饨叫水饺，真正的水饺得说“北方水饺”。可当时光顾着买，压根就没想起来。找他们退人家还不退，看着满桌子的馄饨，我忽然灵机一动，对着排队的人喊：“谁要馄饨？刚出锅的，便宜卖了！”还真有人来买，没一会儿就分光了。

回去后，这事被他俩当成笑话传遍了整个工地。邱总听说了，板着脸说：“宝塔，你这心也太粗了！年前在这儿待了俩月，连水饺和馄饨都分不清？”

炉子很快就彻底完工了。调试那天，看着通红的炉膛，听着电机嗡嗡的响声，一辆辆装着油石的小车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就变成了成品。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砂轮厂的厂长握着邱总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太感谢你们了！这炉子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

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武昌的街景早已焕然一新，黄鹤楼也重新修缮过好几次。可那年冬天的寒冷、热干面的香气、暖气片的温暖，还有小宫气鼓鼓的脸、老韩省吃俭用的模样，都仿佛就在昨天。那些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小事，串联起了一段充实而又难忘的日子，成了我这个普通人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百姓的日子，不就是这样吗？有一点苦，有一点甜，拼凑在一起，便成了一辈子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