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2年某一天清晨，位于山东阳信县银高乡的郭名太村，春风轻拂过这里的田野，但是却不是茂盛的样子。
1992年某一天清晨，位于山东阳信县银高乡的郭名太村，春风轻拂过这里的田野，但是却不是茂盛的样子。
此时有一名八旬老太倚在破旧的门框边，她瘦弱的身影在晨光中微微颤动，如果仔细去看她，会发现，她的泪水着已经模糊了视线。
在她面前，站着一名男子，这是她的儿子。
而老太太紧紧抱住阔别26年的儿子李显斌，低声哭诉：
“这么多年了，你也不回来看看我……我一直守着这个家，等着你回来。”
不远处，五间新盖的砖房静静伫立，这新房似乎没有任何居住的痕迹，而新房的墙面崭新却空无一人，李显斌的母亲宁愿守在熟悉的旧居，也不愿搬离那片承载了半生记忆的土地，
而在不久之后，李显斌在青岛机场被查出身份有问题，经过之后的一系列调查，竟然爆出惊天大案，李显斌，乃是26年前驾驶飞机逃到台湾的解放军空军战士。
李显斌的叛逃，给他的家人以及国家蒙羞，他也最终获得了15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李显斌是如何叛逃的呢？
他又是怎么回到大陆的呢？
李显斌，1937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阳信县银高乡郭名太村一个贫寒的农家。
李显斌家中世代务农，生活清苦，父母与叔伯却将他视为珍宝，百般呵护，家中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甚至在他11岁时为他娶了个年长五岁的媳妇，只为延续香火。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生活，给予了李显斌过度的宠爱。
而这种过度的宠爱，在他幼小的心底种下了自私与任性的种子，贪图享乐的性情也随之滋长，乡邻眼中的李显斌，是个被捧在手心的孩子，却鲜有人察觉，这份溺爱日后会酿成怎样的后果。
1955年3月，18岁的李显斌应征入伍，告别乡野，踏入军营，次年7月，他进入空军某航空学校学习飞行，这一消息传遍银高乡十里八村。
对于这个小地方的人们来说，能出一个飞向蓝天的飞行员，简直是梦幻般的事情，如今的飞行员都是稀缺人才，而当时空军飞行员更是稀缺无比，能飞上天的年轻人无一不是乡亲们的骄傲。
也是因为李显斌的出色，李家因此风光一时，门庭若市，父母脸上洋溢着自豪，乡邻们称他为“金凤凰”，期盼他为穷乡争光。
在这样的夸赞之下，初穿军装的李显斌意气风发，他心中满怀憧憬，仿佛未来尽在掌握。
但是，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吃过苦的李显斌，很快就暴露了缺陷。
新中国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刘亚楼曾经说过，中国的空军一定要保证非常丰富的饮食，原因就是，飞上蓝天的空军战士们，往往会因为眩晕导致大量呕吐，其次就是长时间的飞行工作，导致没有食欲，如果平时不吃多一点，身体很快就会垮掉。
所以，空军部队的艰苦训练很快显露李显斌的不足。
李显斌从小娇生惯养，缺乏吃苦耐劳的毅力，学习飞行技术时不甚用心，除此之外，文化基础薄弱的他，在航校的严格课程中步履维艰，飞行技术始终落后于同侪。
1959年8月，他从航校毕业，分配至南京空军航空某师二十二大队担任飞行员，同窗多被授予少尉军衔，他却仅获准尉，这一落差让他心生不平。
而他到部队后做的第一件事更令人震惊，这件事情，便是与大他五岁的原配妻子离婚，旋即与本乡一名年轻民办教师结婚，追求更为“匹配”的生活方式。
入伍后的李显斌，虽然专业水平一般，但是生活变得有起色，可他的心态却愈发狭隘。
1961年，他要求家属随军未获批准，便对领导心生埋怨，1962年12月，组织终于安排妻子随军至南京，可不久部队换防至杭州，他无法常伴妻子，又满腹牢骚。
1963年1月与6月，妻子两次探亲共住三个多月，第二次探亲第三天，大队政委在队前讲话，要求家属参与早操与地面训练，这让李显斌非常不满，李显斌对此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苛责。
此时的李显斌已经表现出非常敏感的心态，这种敏感的心态，帮不了他，反而还会害了他。
同年，部队组织夜航训练，他因头痛胃病住院未能参与，次年因技术不达标未被安排，他竟关门痛哭，甚至以绝食要挟领导，情绪失控，在部队之中，每个空军战士都是这么过来的，可就是李显斌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归根结底，他的原生家庭对他过于宠溺，他有太多不可接受的事情。
在他情绪崩溃大哭之后，各级领导与战友曾对他耐心开导，而组织还安排他住院检查身体，生活上给予多方照顾，党支部委员廉宝生还被指定与他谈心，帮助他调整心态。
但这种暖意，并没有让他改变想法。
他执意偏行，思想逐渐滑向深渊。
1965年7、8月，民航一飞行员叛逃南朝鲜的消息传入耳中，震动他的内心。
有了这个先例，他由此萌生驾机叛逃的念头，幻想借此追求自由与政治影响。
他开始刻意低调，假日闭门不出，以听天气预报、对表为由，独自在部队俱乐部偷听敌台广播，台湾的宣传逐渐与他内心的不满共鸣，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生出仇视，下定决心铤而走险。
1965年下半年，李显斌伪装积极，表现出钻研飞行技术的姿态。
他向飞行员与领航员询问不同高度的油料消耗、在海上飞行如何修正偏航，甚至探问领航员能否干预飞行员操作，他索要台湾地区作战地图与大比例航图，着手处理钱物，将银行存款取出，寄给家乡堂哥转交父母，叮嘱“无特殊困难勿动用”。
9月7日，他利用低空投弹训练机会，制造“左发动机单发故障”的假象，脱离规定航线，以每小时470公里、超低空300米飞向海上11分钟。
领航员李才旺多次提醒转航，他置之不理，继续装作飞机失控的假象，与此同时，地面人员紧张备援，后勤的消防车、救护车严阵以待，李显斌眼看如此大的阵仗，才慢慢驾驶飞机欢欢落地，后勤进行排查，发现飞机正常。
而这，其实就是李显斌叛逃的预演。
李显斌虽然脾气不好，而且态度极其恶劣，但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心思缜密，非常会做双面人。
1965年11月10日，李显斌所在的空军部队转入单机低空光学轰炸训练，航线偏向东南，飞往台湾的距离缩短，李显斌视之为难得的时机。
当夜飞行员宿舍寂静无声，战友们早早入睡，他却坐卧不宁，在房间内筹划叛逃细节。
轰炸机三人机组分处座舱，靠机内通话器联系，他不担心位于机尾的通信射击员廉宝生，因其无法看到前方，仅在电台故障时负责联络地面。
他真正忌惮的是，位于驾驶舱前下方的领航员李才旺。
领航员虽只提供航行数据，无法控制飞机，却通过脚下小洞与驾驶舱相通，为防干预，他利用擦枪的机会，拆除李才旺手枪的复进簧，确保其无法连发。
那一夜，他心绪复杂，紧张与憧憬交织，难以成眠。
11月11日，他驾机起飞，制造故障，杀害廉宝生，生俘李才旺，以超低空300米飞往台湾，这11分钟的飞行，是他叛逃的顶点，亦是悲剧的开端。
他初到台湾，被国民党封为“反共义士”，获280万台币奖金，按当时折扣价每两黄金1400台币计算，远低于市场价2200台币。
这一刻，让李显斌沉迷其中。
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他风光一时，却不知这不过是短暂的幻象。
他到台数月，国民党派人严密监视，不准外出或见人，甚至连大门都不得擅出。
他提出继续飞行，被直言拒绝：
“你们不可靠，怕再飞回去。”
国民党当局政府给他安排再婚，但是妻子，却是特务人员。
婚后，军方通过妻子探查他的动向，他不敢多言，工作仅限于看报、剪资料，后期负责会计与行政琐事。
他叹道：
“大陆追我罪责，台湾不视我为友，我如无根之萍，处处不得安身。”
在台湾，他备受冷遇。
国民党空军军衔晋升通常三四年一次，最长不超过五六年，他却从少校到中校耗时七年，至上校八年余，且多为宣传需要，晋升后无人问津。
其他军官退休可担任顾问或有安置，他却只能自谋生计。
住房分配上，他申请公房被拒，经多方审批才分期付款购得一套，子女因其大陆背景受歧视，读书迟到记过七八次，他人却可免责。
而李显斌此前获得的奖金280万台币需存两年，提前取出扣税40%，他对此耿耿于怀。
1988年3月，他向“立法院”请愿补发1.2亿台币，称驾驶轰炸机价值高、杀通信员风险大、26年生活潦倒。
但他的要求却遭嘲笑，被斥为“黄金党”。
除了金钱没有，李显斌的感情生活同样坎坷。
李显斌在台湾的首任台湾妻子由空军政战部参谋介绍，意识形态与生活习惯迥异，常骂他“共匪”，最终离婚，他与两子相依。
1987年，他与年轻貌美的潘某结婚，她文化高、能力强，表面感情尚可，常为他提供外界信息。
但是，潘某却隐瞒已婚身份与两个孩子，1984年骗取加拿大护照，经日本赴台，与李显斌结婚时谎称32岁未婚，实则38岁。
她与大陆丈夫未离婚，多次探亲，李显斌却蒙在鼓里。
这些生活让李显斌心态再次崩溃，整整26年，他自述“生活在痛苦深渊”，与早期叛逃者共叹“丧家之犬”。
李显斌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他在大陆的次任妻子带两子改嫁，女儿因“叛徒家属”身份精神失常，家中只剩年迈父母。
父母背负骂名，孤苦度日，老母卧病在床，日夜思子。
上世纪80年代末，大陆与台湾的来往逐渐变得通畅，李显斌这才有机会返回家乡，但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假身份，或者说，是台湾当局给予他的不太正当的身份。
1992年，李显斌偷偷携潘某回乡探母，他的母亲看着他痛哭流涕，正如开头的那一幕。
李显斌不敢住家，匿于距家120公里的济南，乘出租车长途奔波，他托人送1万元盖五间新砖房，试图弥补愧疚，老母却守着破旧土屋不愿搬离。
李显斌多次返回，他的行踪终究被怀疑，他再也无法掩饰下去。
1992年3月25日，他在青岛机场被以“证件问题”滞留。
而相关部门的敏感察觉，李显斌的“历史问题”浮现。
6月26日，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敌叛变罪判他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当时因为两岸关系的和谐，台湾方面对此低调处理，舆论未掀波澜，中广电台仅称“27年前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被扣押”，两岸关系未受影响。
而李显斌的叛逃人生，以法庭的宣判画上句号，他也没有想到，当年他自以为是的决定，最终让他成为了一粒尘埃，再也没有人重视。
来源：闲说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