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两年前，笔者有幸修读了李明洁老师荣休前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社会语言学》课程。彼时的明洁老师神采如炬，意兴盎然，全然未见“将退者”惯有的“倦态”。细读此番新著《破坏试验》（广州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不由忆起课堂之上她娓娓道来，与我们分享在纽约的片羽光
约两年前，笔者有幸修读了李明洁老师荣休前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社会语言学》课程。彼时的明洁老师神采如炬，意兴盎然，全然未见“将退者”惯有的“倦态”。细读此番新著《破坏试验》（广州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不由忆起课堂之上她娓娓道来，与我们分享在纽约的片羽光影。依照书中的时间推算，那时她刚结束2023年初在纽约的田野回到上海，而纽约正处于她笔下所描绘的“欢迎所有人”的阶段。如今文字与记忆交织回响，一幅纽约市井众生相徐徐展开，既陌生又亲切。
明洁老师似乎特别钟爱存在主义文学，尤其是加缪的语句。开篇即借加缪之口“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以喻过去六年纽约的创痛与最为沉郁的不安。初读时，其中诸多直白的经验与感受或许令人诧异，毕竟这与极为理论的人类学民族志大相径庭。不过，诚如刘擎老师于序言中道，作者并未有意将纽约的伤痛与裂隙归纳为某种社会科学的解释。笔者对此深以为然，这也恰是笔者熟悉的明洁老师，她从未满足于“理论驯服生命”的桎梏。
所以，相比于“理论的”乃至“规范的”人类学民族志而言，本书宛如一个洒脱不羁的“浪子”，自在放旷。正因此，纽约日常及其肌理纹路之下的伤痛与裂痕得以纤毫毕现、细腻捕捉，“记住他们的‘受活’，记住他们特殊真实中的普遍真实”。
撰文 | 乔毕洋
《破坏试验》
作者：李明洁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7月
存在与日常
十九世纪中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率先为存在主义潮流奠基。随后，一句“存在先于本质”敲开了哲学存在主义转向的大门。克尔凯郭尔或许不会料想到，这一粒种子竟能掀起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领域持续的思潮变革。《破坏试验》提及的“常人方法学”，正离不开存在主义这一哲学色彩的映照。在《焦虑的概念》中，克尔凯郭尔曾写道：“焦虑即自由的可能性”，是“自由的眩晕”（dizziness of freedom）。尽管克尔凯郭尔意在论述“信仰之跃”，但我们不妨回到字面含义加以理解，当我们感到焦虑、不安，感到世间万物都在离我们远去之际，实则是生命之自由于内心的震颤。简言之，克尔凯郭尔强调，个体存在（existent）及其焦虑、抉择的真实体验，皆可成为自由与哲学思辨的契机，进而追问：“我到底当如何生活？”
以此观之，若说过往哲人偏好于抽象中进行“思想实验”，那么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所提出的“破坏试验”，则强调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观照各色的生命存在。正如明洁老师以“纽约客”之身份全情投入其间一般。作为一名上海女人，即使身处异国他乡，她也未曾忘记自己身上那份“腔调”和“讲究”。2019年大年初二，为了在鹅毛大雪的曼哈顿参加《纽约会客室》关于中国年俗的节目邀约，她仍坚持身着一袭改良旗袍，可即便冷得牙齿发抖也倔强地说道：“在纽约做上海人，你就得穿得像回事。”
除了以上海女人的俏皮身份在书中以令人莞尔的方式出现外，我们更能见到作者其他身份的纷然涌现。她是中国人，是人类学学者，是一名教授，是一个女性，一位母亲，更是当地人的一位朋友。她感受西班牙裔移民社区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参加房东海伦的天主教葬礼，体会普通人信仰之下那些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质朴心声；亲历“9·11”重大事件的纪念日；目睹纽约市政厅前因种族问题引发的激烈抗议；体察新冠疫情下纽约圣诞节的沧桑凋敝。作者如是写道：“世界上没有别的城市像纽约这样，身上带着全世界的伤。”
多重身份的交错令我们看见一位鲜活女性对于纽约变迁的敏锐感知，亦让我们得以从多个向度感触纽约真切的“存在”。这些充斥着情感的叙述看似零散跳跃，却毫不损及针砭时弊的力道。以时间为线索，一个个事件作为纽约“生与死”的分析快照，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外是细腻优美的文字在书中流淌，一部部文学作品被信手拈来地穿插在日常的叙述中，情致悠然。作者道，“我爱东哈莱姆层累交织又历历在目的容颜，就像波德莱尔所言：‘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
纽约之存在与人们之日常，于书中彼此交织辉映，催生出对于生命本身的反思与珍重。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于《哲学研究》中以冰面比喻道，光滑的冰面上没有摩擦，但也正因此，我们无法前行。那么，“让我们回到粗糙的大地上来吧！”因此，对粗粝生命世界的关怀，使纽约得以被我们谈论，被我们关注，这或许正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意义上的共在（being with），我者与“他者”，共存于同一片广袤而厚重的宇宙中。
克尔凯郭尔。
身份政治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言：“人是对话性的存在”，我们的身份建构依赖于他者的承认。然而，一旦身份被用作可被反复审视，甚至评判的对象时，总会有一缕声音悬停在人们的头顶，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便可能引火烧身。尤其当“身份”与“政治”纠缠交织时，险象环生。原因在于，一旦人们认同某种身份，总有尖锐的声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指责其“不够纯粹”，甚至被要求“这还远远不够”。正如部分女性主义者总被质疑其还不够女性主义（not feminist enough）。
“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铺满了善意”——同样的情境也在纽约日常中上演。当作者听闻纽约公立高中不断拉低及格线以迁就所谓的教育公平；当她发现曼哈顿一所小学竟然为了所谓的避免性别诱导而禁止学生使用“妈妈”和“爸爸”的称呼；当她听到一位白人母亲无奈诉说儿子从学校回来后愤怒地指责全家因“白肤色”而需跪地赎罪时，我相信，这正是所谓“正确的”身份政治如幽灵一般在背后呢喃：“这还不够”，其以一种教条主义的方式影响到美国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
因此，身份政治真正可怕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多元或单一，不在于归属或异己，而在于其潜藏着一种“极端均质化”的倾向。这种冷峻的“同质”逻辑试图无限切割乃至抹除差异，使人们被迫选边站队，并在“队伍里面”逐渐失去自由喘息的空间，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警醒：“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当我们以绝对化的尺度衡量自我与他人之时，最终将发现自己正被身份的枷锁牢牢困住，动弹不得。正如作者开篇提到，纽约本该是一个移民社会，其多元的文化本该孕育出真正的包容、理解与共情，本该如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恶之花》中吟唱那般：“犹如河流之于风景，雷雨使花朵焕然一新”。
波德莱尔。
他人的痛苦于我而言？
在上世纪末日本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设定中，莉莉丝以“智慧之果”繁衍出人类，而人类借之“理性与智慧”的力量蹚过历史长河的重重关隘。然而，与其说是借由“智慧”的力量，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正是人类那份渴望与他人共情的能力与情怀，帮助我们得以繁盛下去，正是对他人的帮助，是对世界的“爱”支撑起了人类文明于岁月中的星光点点。
但令人无奈的是，人类的悲欢实在难以相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康托屋顶花园曾展出过一件装置艺术，名为《只要太阳还在》。从作者提供的图片中可见，一只蓝色卡通大鸟静静倚靠在一轮月牙之上，其整体悬吊的造型颇似昔日菜市场里人们所用的老式秤砣。这只蓝色的大鸟赢得了诸多评论家的赞赏，有人甚至评价道：“它孤独得像过去一年被迫独处的我们。”正如作者所言，这恰恰是纽约当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当大多数底层民众尚因疫情被迫“不独处”时，这些“中产阶级”竟已开始沉浸于家中房子内独自隔离的淡淡忧伤。而这种仅仅沉溺于自我怜悯甚至自我感伤的姿态，显然偏离了作者所欲表达的“社会性伤痛”。
《新世纪福音战士》剧照。
《信睿周报》在2022年曾刊登过黄剑波教授的一篇文章，标题就叫作《在一个残缺的世界找回痛感》，他说到不论是作为普通人还是学者，我们在感受到一种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伤痛”的同时，更需学会体察和理解他人的痛苦。
笔者始终相信，人类社会从未缺乏伤痛，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纽约亦然。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伤痛应当如何被看见和理解。罗宾森（Joel Robbins）所倡导的“迈向良善的人类学”虽因暗含基督教式的“救赎色彩”而遭受批评，但人类伤痛之下的愈合与希望始终构成了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底色。一如达斯（Veena Das）在对印巴分治后惨烈暴力的民族志书写中揭示的，极端苦难并未彻底湮灭人的希望，反而促使“生命在语言与沉默之间，在伤痕与日常生活之中，重新寻找到归属与可能”。正是在那些看似微小的寻常伦理（ordinary ethics）中，人们用最细密的实践修复着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所造成的深刻裂痕，托举着人类于未来浩荡前行。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纽约“疼痛”的谈论绝非自怜沉溺。我们之所以谈论伤痛，是因为当我们看到另一个人身体上的疤痕时，会下意识地去抚摸，并不由自主地问出那句关切的话：“疼吗？”这正是歌手崔健那首《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引得人们共鸣的原因，“想”去感受到伤痛乃至他人的伤痛，我们才得以反思“纽约的破坏试验”。
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疼痛是不可通约”的。正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这是“两种不可能之间的断裂”。当我们触摸他人的伤疤时，绝不可能真实感受到他人刹那间被划破皮肤的痛觉。“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因此，见证伤痛的前提，在于承认自身与他者之间的距离，在于承认你的“伤痛”不可能与我相同。伤痛的不可通约性让我们看见，其一，我与他人“分享”疼痛的感受；其二，“想”要去与他人感同身受的“渴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在、见证和关怀才有其应有的重量。
走向愈合？
世界在下沉，六年光影，世事如流，孰是孰非，终归难辨。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忧心忡忡地预言，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冷战后的世界主轴。但他或许并未料到，此书出版近三十年的当下，不仅文明之间的张力愈演愈烈，甚至在纽约这一座城市之内，不同身份、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也日趋激烈、冲突频频。“究竟要历经多少死亡与伤痛，人类方才醒悟生命已逝去得太多、太多”。过去六年来，纽约这座城市的残缺恰透视出一个被多重危机缠绕的世界，包括战争、疫情、阶级、性别、种族……然而，正如作者在纽约目睹巨幅广告牌与星条旗下，聚集的人群高声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所采取的“特别军事活动”一般，在遍体鳞伤的现实中，人们仍在寻找表达，在发声，在“呼吸”。
因此，残缺的纽约也才更显希望的重要。费孝通在《访美掠影》中曾以异乡者的视角审视他乡，而作为一名从未踏足美国社会的人类学学生，笔者亦被过去六年在纽约发生的一切所深深触动。人类学始终被“比较的幽灵”所萦绕，那是他者目光的驻足与凝望，是对残缺世界的叹息与沉吟。一切看似在缓缓回归正轨，但我们心知肚明，那条经损毁又被修复的轨道所承载的列车，已然驶向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目的地了。列车上的乘客走走停停，一如人类历史的行进从来都不只拥有一个终点。
《访美掠影》
作者: 费孝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年版
诚然，没有人能够独自生活在孤立的岛屿，“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无论是纽约还是我们，经历过的伤痛与裂痕并非最终的宿命，而是通向愈合的契机。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曾吟：“我歌唱自我，但我同时也歌唱你们。”日常生命的温度能够重燃，岁岁常相见。
最后，笔者仍愿以“学生”的身份向明洁老师发出追问。所谓“走向愈合”，到底意味着什么？似水流年，过去几年间的许多事“来之匆匆，去之也快”，我们究竟是忘却，还是带着无法言说的伤痕在世界的残缺中行走？当我们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可消弭，承认每一道伤痕不可通约，所谓“愈合”会不会只是我们不愿直面“我们仍旧残缺”的一种语言？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撰文：乔毕洋；编辑：李永博；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来源：吉棠说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