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评毛主席的《蝶恋花》：没一句通的！是眼光高还是故意贬低？

摘要：这声“只论格律”，很快被海外报纸添油加醋地传成了“故意贬低”。一石激起千层浪，诗词圈、政治圈都炸开了锅。要弄清胡适到底出自何心，不妨把时间倒回到四十年前。

“1957年4月，北京旧鼓楼大街的茶馆里—— ‘老胡，你真说〈蝶恋花〉一句都不通？’ 胡适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只丢下一句：‘我只论格律，不论人。’”

这声“只论格律”，很快被海外报纸添油加醋地传成了“故意贬低”。一石激起千层浪，诗词圈、政治圈都炸开了锅。要弄清胡适到底出自何心，不妨把时间倒回到四十年前。

1918年，北大图书馆的借书台前，22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和胡适面对面。大伙都知道，毛是来旁听课的，也是来找思想养分的。那会儿的胡适刚从哥伦比亚回国，西装笔挺，年薪两百大洋；毛则拿着每月八块的管理员薪水，满手墨迹，却精神抖擞。两人谈话不多，但毛听完“文学改良”那堂课后，对友人萧三说：“胡先生敢打破八股，我佩服。”这句佩服，不是客套，当时毛确实把胡适当成“思想领路人”。

三年过去，新文化运动风头正劲。毛在长沙办《湘江评论》，办书社，拼命推销胡适和杜威的书。胡适也给《湘江评论》写过短评，四次夸毛“切论时事、文字干净”。如果时间就停在1921年，两人几乎是惺惺相惜的同道。

从1925到1930，两条路径开始岔开。胡适继续信奉“渐进改良”，在《独立评论》里劝学界“建设性不破坏”；毛则在井冈山摸索“枪杆子里出政权”。路线愈走愈远，私人情分却未立刻断绝。1936年，斯诺把《西行漫记》手稿给胡适看，胡适在文章空白处写下数行批注：“泽东文字极畅达，可惜太Left。”这句“可惜”透着惜才，也透着分歧。

1945年春，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董必武专程找到当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递上一张小纸条：“延安方面望先生出面，促和。”胡适却摇头：“共产党若愿和平，只需解散武装。”这番话传回延安，毛对周恩来说：“老胡恐被假相迷惑。”语气里还有宽宥，但温度已降。

事情真正拐到“负数”是1946年的第二封电报。美国记者冀德尔在南京见到胡适，顺道带来毛的问候。胡适旋即回电：“亲爱的不仅旧情，还有和平。望弃武装，回国会。”毛看完电文，沉默片刻，对身边人讲：“他把我当私交，我却不能拿革命当私事。”自此不复回信。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电台仍给胡适发去邀请：留任北大校长、北平图书馆馆长。按理说，这是情意极重的一手，但胡适心绪复杂。他写日记：“内外棋局未定，身在其间无立足处。”最终，他登船去了纽约。此去，山高海阔，人情存档。

转到台湾之后，胡适日子并不好过。蒋介石要他做“政治花瓶”，他却偏偏讲民主体制、讲新闻自由。1954年创办《自由中国》月刊，一年后即遭停刊。胡适自嘲：“我这辈子挨骂最多，右派、左派都不喜欢我。”正是在这种郁闷情绪下，他遇见了《蝶恋花·答李淑一》。

再看1957年的那首词：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飘扬直上重霄九……” 真实、浓烈，有骨头，有泪水。大陆报刊连篇转载，词坛里多半点赞。消息飘到台北，有人拿报纸送到胡家。胡适拿起放大镜，一字一句抠。末了，他说：“从头到尾，韵不对。蝶恋花，上下阕要押同韵，八韵不少一韵。”听者愣住：“可读者都有感动。”胡适摆手：“格律有铁则。否则不叫‘词’！”

他真的是“眼光高”吗？还得从胡适的学术背景说起。胡适早年拜陈汉章、夏承焘学词，最推崇周邦彦、姜夔的严密律法。他提倡白话文，但对白话诗词反而更抓格律——典型“外松内紧”派。1922年写《评近代词》时，他就批评王国维“填词太随意”。把这一套标准搬来衡量毛的词，结果自然是“一句都不通”。

问题在于，胡适1957年这次并非纯粹学理批评。他自己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明明写过“音韵不必胶柱鼓瑟”。朋友私下提醒：“你当年说过‘不讲声律’，现在又拿格律说事，岂非自打嘴巴？”胡适沉默。外界猜测，他是借词讥刺大陆批判自己的浪潮。多少也有可能。1955—1957，大陆文坛对胡适的批判文章上百万字，他看在眼里，无处发泄。碰巧《蝶恋花》出现，格律正好给了他“学术点评”的壳子。

然而，他并非对毛“一黑到底”。唐德刚晚年回忆，1961年胡适口述自传时曾谈到毛的文字：“大陆人写白话，数他最好。”这话说得坦然，没有酸味。可见胡适评价毛，政治归政治，文字归文字。只不过，1957年那一刻，他选择了最锋利的角度。

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胡适先挑词牌，再挑韵脚，却只字未提意境。显然，他并不否认词本身的情感重量。朋友李敖后来在《老胡与小毛》一文里写：“胡适批毛，只限技术，不触情怀。”李敖满嘴调侃，但这点倒符合事实。胡适身为自由主义者，自认应在“技术层面”保持立场。只不过，他低估了公众的阅读心理——大众先看情，再看技。技术批评难免被视为酸言。

站在1957年的岛内舆论场看，此事还有一层现实考量。当时台湾接连颁布戒严令，报禁森严。胡适若公开称赞毛的作品，无异于触犯当局敏感神经。用“格律不通”四字轻描淡写，既不激怒国民党，也表明自己“坚持学术标准”。在复杂政治空气里，这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

有人问，那毛泽东之后有没有回击？没有。1958年冬，毛在杭州谈诗词，对身边人说：“有人说我词不押韵，无妨。词体自宋以后多散韵。苏东坡也常打破。”语气淡淡，波澜不兴。毛对胡适的人情旧账早在1946年划线，没必要因一首词再引口水战。

1962年，胡适病逝台北。当时大陆《人民日报》只发了短讯，没有置评。熟悉内情的人透露，毛看见电报后说了一句：“学问是学问，人是人。”随后再无言语。两人半个世纪的交汇，就在这四个字里落幕。

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胡适说“没一句通”，到底是高标准，还是故意贬低？答案或许介于两者之间。以学术标准，他确实对格律要求苛刻；以现实心态，他也借题吐槽。文学批评从来掺杂立场，不存在绝对客观。胡适自诩“论格律”，却难逃被时代理解为“论阵营”。在那样的温度里，一句学术评语很容易被放大为政治口水。

从文本角度看，《蝶恋花》破格在所难免，却并不削弱它的感人力量。正如苏轼讲“无意于佳乃佳”，真正动人的诗词往往跨越章法。胡适明知此理，但他选择守住旧学的细线。守得住学理，守不住政治博弈，这大概是他一生的悖论。

毛后来再写词，如《水调歌头·游泳》《念奴娇·昆仑》，同样不完全依律，但传播更广。时局决定接受度。技术讨论终究让位于历史流向。胡适一句“没一句通”，在浩大注释声里，反而成了引言：读者因此对照格律，反复品味，作品被更多人记牢。讽刺归讽刺，这算另一种“反向推广”。

把目光落回两位当事人早年的交集，会发现一个更大的吊诡——提倡白话、解放文字的胡适，为后来的革命者打开语言工具；把白话用到极致的毛泽东，则用诗词为政治动员注入激情。师友关系、学术争鸣、意识形态，全系在一条文字脉络上。胡适坚持“格律秩序”，毛坚持“内容先行”。辩到最后，也就是“旧规范能否束缚新表达”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