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动力受到双重趋势的支配：市场在不断地扩大，然而这种扩大的趋势受到有明确方向的相反趋势的抑制。尽管那种相反趋势对社会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最近的分析显示它与市场的自我调节是不相容的，因此它也与市场体制本身相抵触。
本文节选自《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十一章（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动力受到双重趋势的支配：市场在不断地扩大，然而这种扩大的趋势受到有明确方向的相反趋势的抑制。尽管那种相反趋势对社会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最近的分析显示它与市场的自我调节是不相容的，因此它也与市场体制本身相抵触。
那种体制以跳跃式的方式发展。它吞噬空间和时间，通过创造银行货币，它带来了一股迄今未知的动力。大概在 1914 年，当那种体制达到它的最大程度时，它把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所有的居住者以及那时尚未出生的后代、自然人以及被称为公司的巨大的虚拟实体都包括在内。一种号称自基督教开始传播的那个年代以来，并以空前绝后的广泛性在这个行星上传遍一种生活新方式，只不过这一次这种趋势处于纯粹的物质层面上。
不过，同时有一种相反的趋势在发展。这种趋势已经不仅仅是社会面对变革时一种通常的防御行为；这种趋势是对抗混乱的一种反应，这种混乱已经攻击了社会结构，而且可能会破坏正是由市场创造出来的生产组织。
罗伯特·欧文的洞察是正确的：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就会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
生产是人和大自然的互动。如果人们通过自我调节的易货贸易和交换机制来组织这个过程，那么必定会将人和大自然带到市场体制的轨道上。人和大自然必定受制于供求关系，换句话说，都会被作为商品、作为生产出来供出售的货物来对待。
这种情形恰恰是根据市场机制来安排的。人以劳动力的名义、自然以土地的名义供出售；人们可以用一种被称为工资的价格来到处购买和出售对劳动力的使用，人们也可以通过协商来达成一种被称为租金的价格来对土地的使用。既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也有土地市场的存在，两种市场的供求关系分别受到各自市场的工资和租金高度的调节；劳动力和土地有待出售的假定一直受到支持。因此，出于不同部门之间自动平衡收入的要求，投资在不同的劳动力和土地组合的资本能够从一个生产部门流向另一个生产部门。
但是，尽管在理论上人们能够这样组织生产，但是这种商品假设漠视将土地和人的命运留给市场的事实，在效果上无异于摧毁土地和人。因此，那种相反的趋势存在于抑制与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有关的市场的行动之中。这就是干预主义的主要作用。
生产组织也受到相同领域的威胁。就生产组织受价格水平变化影响而言，这种危险是针对整个行业的，无论其是工业、农业或商业行业。因为在市场体制下，如果价格下跌，那么业务量就会削减；除非成本的所有要素同比例下降，否则“运作的公司”被迫倒闭，尽管价格的下跌很可能并不是由于成本的全面下跌，而只不过是由于货币体制的组织方式。事实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就是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之下发生的情况。
理论上，这里的购买力是由市场行为自身提供的并受其调节；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说货币是一种商品的时候，它的数量取决于这种商品碰巧作为货币发挥作用时的供求关系——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货币的古典理论。根据这种学说，货币只是相比其它商品更经常地被用于交易的一种商品的另一个名字，所以人们占有货币的主要目的是方便交易。是否是使用兽皮、牛、贝壳还是黄金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重要。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物体的价值取决于这种情况，即好像人们寻求它们只是因为它们的用途与营养、衣着、装饰或是其它目的有关。如果黄金恰好被用作货币的话，那么它的价值、数量以及运动是受到完全相同的法则支配的，而这种相同法则也同样适用于其它商品。所有其它的交易手段都会涉及到在市场之外货币的发行，无论由银行还是由政府发行货币，都会对市场自我调节构成一种干预。这个关键点是：（1）作为货币的商品与其它商品没有什么不同；（2）它们的供求如同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样受到市场的调节；（3）因此，除了作为间接交易的手段外，所有赋予货币其它特征的观念在本质上是错误的。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如果黄金用作货币，假如存在纸币的话，纸币必定会代替黄金。李嘉图学派正是根据这种学说期望英格兰银行统筹货币的供应。确实，再也想不到其它的方法能够阻止政府“干预”货币体制，从而保证市场的自我调节。
因此，就商业来说，存在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就社会的自然和人力财富而言的情况。出于基本上相似的理由，自我调节的市场对它们全体都是威胁。如果就劳动力来说，人们需要工厂立法和社会法律来保护产业工人不受商品假设的影响；如果人们需要创造土地法和农业关税来保护自然资源和农村文化免受与它们有关的传统商品的影响；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人们需要中央银行和对货币体制的管理来保护制造业和其它生产型企业免受包含在传统商品内的应用于货币的危害。相当荒谬的是，不单是人类和自然资源、而且就连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组织都有必要寻求保护，免受自我调节的市场的毁灭性影响。
让我们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双重趋势。它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两种组织原则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趋势为自己规定了具体的制度上的目标，拥有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并且使用它自己的独特方法。其中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旨在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依赖的是贸易阶层的支持并且主要使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它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保护的原则，旨在保护人类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依赖的是那些最直接受到来自市场的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主要、但并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不相同的支持，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的手段作为它的方法。
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地主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塑造了 19 世纪的整个社会的历史。因为它们有能力承担源自社会总体状况的不同功能的职责，所以它们各自发挥作用。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承受者，总的来说，它们的商业利益跟生产与就业有关的一般利益并行；如果生意兴荣，那么所有人都有就业的机会，土地所有者有机会收到租金；如果市场扩大，人们就能够自由和容易地投资；如果贸易界成功地与外国竞争的话，那么本国货币就是安全的。在另一方面，贸易阶层缺乏能够察觉危险的机构；那些危险涉及榨取工人的体力、破坏家庭生活、破坏邻里关系、滥伐林木、污染河流、工艺标准的退化、社会习俗瓦解以及生存总体水平的下降，这种生存包括房屋和艺术、还有无数并不影响利润的私人和公共的生活方式。通过发展一种几乎是神圣的信念，即认为利润是普遍的善行，中产阶级以此履行它们的职责，即使这种信念剥夺了它们成为对于幸福生活的重要性一如对于促进生产的重要性的其它利益的保护者的资格。这里的机会就留给了那些从事的活动并不需要应用昂贵、复杂和特殊的生产机械的阶级。粗略地说，确保国家的军事能力的目标落在了地主贵族和农民身上，这种能力仍然主要依靠人和土地；同时，在或小或大的程度上，已经是无家可归的劳动人民变成为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这一或那一时间，即使它们没有意识到，每一个社会阶级代表着比它本身更广大的利益。
在 19 世纪来临之际——此刻普选权变得相当普遍——工人阶级在本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另一方面，倒向立法机构一边的贸易阶层不再不受挑战，变得特别注意与它们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有关的政治权力。只要市场体系继续在没有大的压力和张力的情况下运作，这种奇特的影响力和权力的定位就不会造成麻烦；但是，当出于内在的原因情况不再是这样、并且当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发展的时候，因为斗争的各方使得政府和企业、国家和行业分别成为它们的大本营，所以社会本身处于危险状态。人们使用和滥用政治和经济这两种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派别利益的斗争武器。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危险的僵局导致在 20 世纪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危机。
因此，我们打算从这两个角度来概述形成 19 世纪社会史的趋势。一种是从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角度来提出的，而这种社会保护导致根深蒂固的体制上的紧张关系。另一种是从各阶层之间的冲突的角度提出的，它与第一个角度相互影响，从而把那种危机转化为灾难。
来源：近现代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