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四川和成都的重建

摘要：四川成都建城至今2300多年，其间饱经无数劫难。明末清初的战乱，更使成都遭受空前大破坏，古街道几无存。清朝后的重建，终于奠定近现代成都街道的基本格局，再次展示了这座历史名城顽强的生命活力。

四川成都建城至今2300多年，其间饱经无数劫难。明末清初的战乱，更使成都遭受空前大破坏，古街道几无存。清朝后的重建，终于奠定近现代成都街道的基本格局，再次展示了这座历史名城顽强的生命活力。

明朝末年华阳县知县沈云祚的儿子沈苟蔚写的《蜀难叙略》，描乌340多年前的惨烈画面令现代人读起都震惊：“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唯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愿闾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

在现存明朝《天启成都府图》（《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从这张1621~1627年绘制的地图上，可想见明末成都的繁华景象（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成都府城新建成的“三衢九陌”为主干的街巷，是何等繁华，到清初却已荡然无存了！

沈荀蔚

亲历明末战乱、九死一生的沈荀蔚，于1659年自洪雅县回到离开16年的成都，眼前情景令他“惨不忍见，梦魂皆咽”。他看见城中两万多口水井，大都填满尸骨。几个残存的老和尚，从军营中找来些人力车辆，从各街道废墟中搬运尸骨出城，每天要拉几十趟，城外已是“白（骨）山累累”…….

唐朝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诗中的锦绣城市，明末怎么变得如此地狱般凄惨？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也即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绝望的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就在这年农历八月九日，张献忠的“大西军”用炸药炸开西北角的城墙，杀进成都。蜀藩王朱至澍夫妇先吞药、后跳井；明朝四川巡抚龙文光等大批官员也哭嚎着自杀“殉国”。

农历八月十五日，“八大王”张献忠在成都登基建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自称大西王，令臣民称自己为“老万岁”。张献忠这个屠夫，攻陷成都后曾下令大西军屠城掠城三日：每十个百姓拴成一串，屠猪羊般赶到东门外中园较场杀死。后来他又发兵到川南各州县剿杀明残余势力。

张献忠像

“老万岁”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部下就乱杀特杀，因杀人太多，难以搬运统计，只好割人尸的手掌、人头、耳朵、鼻子堆成堆来计数，以致“凡有大西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记录这段骇人史实的人叫欧阳直，当时在大西政权任职。他亲见一个副将升为总兵的请功札子，“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区区副将就砍杀一两千人，所以欧阳直在《蜀警录》书中哀叹：“鸣呼！惨哉！由此推之其他将兵杀人更不可知也！”

欧阳直还记述：张献忠以“科考”为名，“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到则禁之大慈寺……士子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据载仅这一次就杀了17000多个读书人…

欧阳直还在书中记述了当时骇人听闻的街道奇景：张献忠把不屈服于他的官员、士绅剥皮，“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即今天府广场位置）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

这个“大西皇帝”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部下士兵、妃子和亲信。四川百姓都怏杀光了，这“老万岁”的皇帝梦也泡了汤。张献忠称孤道寡不到两年，便在清军攻势狼狈逃离成都。

被张献忠抓获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亲眼看到成都化灰烬！…“张献忠复令兵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掌阔，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官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张献忠登基的老皇城大殿修得牢固，烧不起来，他命令士兵“灌以脂疼”：盘龙石柱烧不烂，则“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近代文学家李劼人先生所说：“成都城经张献忠这一干，的确是焚完毁尽！”

“张献忠离成都后仍杀杀杀，一路杀到西川。1647年1月3日终被清军射死。

张献忠死后，张献忠余部、残明军队、满清军、吴三桂军队，乱兵土匪……走马灯样，换花样在四川反复折腾破坏屠杀，闹得四川田园荒芜，导致四川大饥荒，兵匪所到之处只好捕人作“人粮”，将活人按整猪羊之法而宰食之，闹得人口锐减。成都明末清初的这段浩劫，在历史典籍中充满悲哀的记载：“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倾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相，非笔舌所能形容··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成都地区千里无烟”，“举城尽为瓦砾”，“成都空，残民无主”……城内残存少数身体稍好的人，也成兽类，“聚众掠男女”，把其他人杀了晒成肉干充饥。接着瘟疫流行，人又死殆尽。最后成都成了虎豹豺狼的天下，以致“渡水登楼，州县皆虎”°。“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遍体皆生毛”，成了野人；还有无奈流落到深山去为少数民族土司当奴隶娃子。

1647年清朝李国英大军进入成都后，只能在杂草丛中居住，省府也只好暂设保宁府（今阆中）。直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四川巡抚商民瞻才把省府迁回成都。而此时的成都，《滟预囊》等史书的记载是：“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砾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当高民瞻登上残破城楼，眺望一座“死城”，这位清朝汉军镶白旗将军不禁悲从中来。

甘肃、陕西一些百姓随清军到成都（民工杂役），这些人可说是清初最早入川的移民。据沈荀蔚目睹，高民瞻对他们实行多劳多得的占地政策：“俱伐树白之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移民们“先施棚帐于偶髅瓦砾间”，用作建筑工棚；接着砍树做房柱，割下齐人高的蒿草做屋顶……慢慢地，随军百姓和兵士中有了简单的物品买卖，外省商人也渐“趋利而来”；但可怜，残存的四川本土人则在千百人中找不到一两个了！瓦砾废墟中的这些“战时建设”和市场，自然也是没有街道可言的。

清顺治十七年（1660），汉军正蓝旗人佟凤彩任四川巡抚，上奏朝廷请重修成都残破城邑，但清廷财力有限，只好作罢。康熙六年1661年清廷第一次户籍清理，全四川仅有8万多人，成都只1万多人，财力实在有限，修城只好作罢。到了康熙六年（1667），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任四川巡抚，才和布政使司廷湘、按察使李狮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喧等人一起，共同捐资重修成都城墙。

新修城墙有四座重要城门：东边叫“迎晖”，南边叫“江桥”，西边叫“清远”，北边叫“大安”。此后逐渐形成东大街、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四条纵横贯穿成都的重要街道，所以清人竹枝词中说：“东西南北一城环，四条大街对四关。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正中间”。这种街道基本布局影响至今，东华门在今盐市口附近，仍是市中心。

道路、街巷是最基本的市政设施，清朝历代官府很重视街巷建设。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川动员全川力量，由各府、州、县分段承包，再次修建成都城及街道。雍正五年（1727），四川巡抚宪德又增修成都。1729年冬，宪德专门给雍正皇帝写《奏报垫铺成都低洼街道折》说：东门、授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

大街一段“系商旅往来要路，低洼积水，不利行人”，请求把原明朝蜀王府（即皇城）倒塌的城墙砖用来铺砌街道。

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总督福安康“奏请发帑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成都城。修整后的大城十分巍峨：周围长二十二里八分，砖高八十一层，城楼顶高五丈。修城同时，用石条“创修”了不少城中街巷°。清代中期成都各街道也大都有“阴沟”等排污设施，且各街有“土地会”民间团体，负责每年淘浚阴沟等卫生工作。

清宣统成都地图

贵州黔西人李世杰（1716~1794）是个被称道的官员。他继福安康任四川总督，又搞了两年的城市街道建设。李世杰在其《北门修路记》中说：出北门的重要街道直达京师，“行旅往来如织”；但街道低洼，“每于夏秋之季，漳（烂泥坑）深数尺，车马困于泥泞”··他带头捐钱，并倡议下属官员们都掏腰包捐款作修路经费。这条道路后来一直铺砌到十多里外的三河场，从而使北门内外道路“宽平修整，履之坦然”。有个叫杨燮的诗人在竹枝词中对此大加称颂：“驷马桥头石路平！”

五代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大植芙蓉，从此芙蓉城成为锦绣成都的代称。李世杰为了“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还命令官民在城内外空地及街道两旁“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他认为这并不仅是美化，也是为了保护城市。他专门写了《成都种芙蓉碑记》，说：绿化后的成都将“葱葱郁郁蔚为茂林”，不仅“春秋之季望若画图”，而且可防“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

清代成都街道维修常常只能靠官员和民间捐钱当善事做，故街头巷尾常有“修桥补路”的功德碑，在东门一带街边桥边，有许多这种半截埋在土里的残碑。地方志中也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善人”。但因无固定市政经费，烂街也不少，民间竹枝词中也就有了“最是‘南府街’洼下，雨中门板当船拖”的滑稽场景……

清光绪成都地图

近代成都建没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是“少城”的修建。康熙五十七年（1718），荆州八旗兵3000人来川。康熙六十年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要在成都大城垣内新筑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其眷属，以免与汉人杂处滋生事端。此“城中之城”称作“满城”，又叫“少城”。从酝酿到建成完善，前后历时二三十年。

“少城”方圆约十里，范围大体上南起现在的君平街、小南街，东自半边桥街至清代成都幽深的少城内一条小街道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有四座城门：南名“安章”，北名“延康”，东边两门一叫“迎样”一叫“受福”。“受福”门在今祠堂街口，清末时城楼内有“少城旧治”、外有“既丽且崇”的巨匾，巍峨壮观。“少城”内房屋街巷是按照八旗军传统及五行相克律来规划的，使“少城”内街道形似蜈蚣：将军衙门（旧址约在今金河大酒店处）像蜈蚣脑袋；城内中心宽街（今长顺街）像蜈蚣身子；宽街两侧有官街八条（八旗分驻）、兵丁胡同三十三条，就像蜈蚣百脚。

“少城”的建成，给清代成都街道至少带来以下五大变化和特点：首先将“胡同”这样具北方特色的名称带到成都，如现在著名的宽巷子、窄巷子为正蓝旗驻地，原名就叫仁里头条胡同和仁里二条胡同（辛亥革命后废“少城”各胡同之称，改为街、巷）。其次，形成至今城西一带街巷密布、错综复杂的格局。第三，形成“大城中又有二城”（老皇城、少城）格局，产生了与城有关的很多新街名，如东城根街、月城街、东门街、东西顺城街，等等。第四，使成都街道更增添耐人咀嚼的历史渊源和浮厚的文化品位。

少城

如现“祠堂街”，清时叫喇嘛胡同，是因1718年旗人驻军为纪念修筑“少城”的年羹尧而建生祠于此而得名；最奇特的要算半边桥街，这是因为“少城”东边城跨桥而筑，一桥两分，满汉各占一半。清代就有竹枝词道其古怪：“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这道奇异风景可能全国都罕见。第五，“少城”密布的大小庭院，种种古朴风貌，为成都街巷增添了无穷秀丽典雅：街巷林荫茂密、鸟语花香；金河碧波横贯东西且可航船，两岸夹杂稀疏农田菜畦·…难怪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中说：少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鹤声树影，令人神畅！”

少城

至今走到城西同仁路等街巷，仍可感到其风景好于它处；如今许多老街荡然无存，宽巷子、窄巷子已成为成都老街子遗珍宝原因……

清初从全毁到开始重建，仅隔二十来年。因旧踪易寻，成都街巷仍大致保留前朝格局。在光绪三十年（1904）的成都街市老地图中，可发现其街巷建设仍基本沿袭明代以前顺应河川地势，房舍多形成棋盘方格式布战火中毁灭的成都，如凤凰涅槃般在烈火中重生。在《华阳县志》等方志中，距1644年明亡后不过六七十年的康熙后期，成都“人民康市殊倍于昔”，街道已相当繁华。再过几十年后的乾隆、嘉庆年间，更是“商贾辐揍，偶圈喧闹，称极盛焉！

据100多年前的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记载：成都当时的主要街道有117条。到宣统二年（1910）《四川官报》统计，成都共有街道438条，小巷113条。诸如玉器、纱帽、骡马、牛市、书市、盐市、绸缎、银号、油米、木柴，等等，常集中在某街巷而形成专业街市（如弓箭鞍葬铺在提督街、衣铺多在鼓楼街），使成都再现中国西南重镇的辉煌。至今我们一提到骡马市、打金街、盐市口、打铜街、染房街等数不清的街名，虽然如今大都只徒留虚名，但仍会勾起对老街的历史的回味。

清代中后期成都街道很有近代商业大都市风采，已誉满中外。1870年，一个大胡子洋人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街头，这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他满怀感情地给本国友人写信说：“成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街道宽畅，大多笔直，相互交叉成直角”。街道两旁房屋墙壁上处处可见的壁画、雕塑令他欣喜不已：“这种艺术情趣在周围郊区随处可见，而每一个小城镇在这方面都好像是成都的再现。由红砂石建成的牌坊在乡间触目皆是，所有的旅游者无不为其精湛的艺术而感到惊异…其中一些不愧是中国的艺术杰作。这种优美在人民文雅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成都府的居民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各地！”

1897年，另一个身体健壮、眼神锐利的法国人马尼爱来到成都。他是法国研究地理旅游的组织“舆地会”成员。他在《游历四川成都记》中说：成都“景色清幽，如龙盘、如虎踞”。城内几条街市令他吃惊：“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指上海）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观！”他几月中已遍游中国，认为成都比“沿海一带及内地各城”都好；在清末衰败的中国“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尚有城市规模者，此为第一！”

1905年，短小精悍的日本人山川早水到成都，他说：“东大街足有十七八公尺之宽，其他各大街也不逊色。同不能两轿并行的上海城内的街道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真有大城市的气派；而且，街道整洁（比较而言），我去过的城市中，还未见过像成都这样的城市·…如果将其与北京相比，其面积固然不可及，而其整洁远在其上。

百年前研究城市建设的法国“老外”马尼爱来成都，在赞美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批评：在成都“魏峨气象”外表包裹中，其“脏、乱、差”也吓得死人！他说：衙门、商贸等面子街道当然是“金碧辉煌”“宽衢华厦”，但更多偏僻街巷却不仅狭小，还“随路秽积”“恶陋无比”。这位马尼爱先生坐一顶小轿子“穿羊肠、越鸟道，所经房屋秽败摧朽，如人身之患大麻疯，无相比，其面积固然不可及，而其整洁远在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