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月的雨像是城里来的客人，来得匆忙也走得随意。李婶站在家门口的小坡上，望着弯弯曲曲的村道，心里默数着今天是李大柱住院的第十七天。

三月的雨像是城里来的客人，来得匆忙也走得随意。李婶站在家门口的小坡上，望着弯弯曲曲的村道，心里默数着今天是李大柱住院的第十七天。

她右手拎着刚买的两个青皮冬瓜，左手挎着一个塑料编织袋，里面塞着两身换洗衣服和一盒速冻饺子。

昨天医院食堂的王师傅悄悄跟李婶说：“明天中午给你留一份红烧肉。”李大柱住院这么多年，她已经跟医院的不少人混熟了。

电话响起时，李婶正要出门。她把那个老式按键手机从围裙口袋里掏出来，屏幕上闪烁着”县医院”两个字。

“喂，是李大柱家属吗？”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应该是新来的小护士。

“是我，怎么了？”李婶的心猛地一沉，电话里的背景音嘈杂，她听见有人在喊担架。

“李阿姨，您快来医院一趟，您丈夫有变化。”

李婶的腿一软，险些坐到地上。她强撑着站起来，颤抖着问：“他…是不是…不行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

“李阿姨，是好消息！您丈夫能站起来了！”

李婶愣住了，冬瓜从她手里滑落，在土路上咕噜噜滚了好远。

李大柱和李婶结婚四十年，日子过得平淡但踏实。

李大柱是镇上粮站的司机，李婶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卖些糖果、饮料和日用品。他们膝下一儿一女，儿子在城里当教师，女儿远嫁南方。

日子本来可以这样一天天过下去，直到十五年前那个阴雨绵绵的夏天。

那年李大柱去送粮，路上遇到山体滑坡，他被埋在车里整整三个小时才被救出来。人救出来了，但脊椎受损，从此只能躺在床上。

李婶记得医生当时的表情——欲言又止，眼神里满是无奈。多年后回忆起来，她总觉得医生其实想说”别费心思了”，但看着她那双期待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起初，村里人总是来看望。李大爷送来自家种的白菜，刘婶带来自家酿的米酒，就连平日里不怎么来往的张寡妇也送来了一袋子自己做的豆腐干。

但渐渐地，来人越来越少。三年过去，五年过去，能记得李大柱的人不多了。村里新搬来的人甚至不知道李婶家里还躺着个大活人。

小卖部支撑不了家用，李婶就在家门口种了点菜，每天天不亮就去镇上卖。回来后给李大柱做饭，喂水，擦身子，再打扫房间，洗衣服，到田里侍弄那几分地。

日子像被拉长的橡皮筋，总觉得会有断裂的那一天，但又神奇地一直延续着。

李大柱刚瘫痪那会儿，整个人都像丢了魂。曾经一个能扛两袋面粉的壮汉，现在连翻身都要靠人帮忙。

“你别管我了，让我自生自灭吧。”他常这么说。

李婶从不接这种话茬，只是默默地给他换尿布、擦身子，一天三顿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

李大柱的儿子李小强刚开始每周回来一次，后来忙起来，两周一回，再后来，一个月难得回来一次。

“妈，你也别太累了，我们找个护工吧？”李小强提议。

李婶看了看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丈夫，轻声说：“不用，我能照顾好他。”

其实她知道，即使是专业的护工也未必会像她这样细心。李大柱身上从来没有过一块褥疮，这在长期卧床的病人中几乎是个奇迹。

李婶有自己的一套”功夫”。每天早上给李大柱翻身三次，用热毛巾一寸一寸地擦拭他的身体，包括每个指缝。她给他按摩四肢，用自己从老中医那学来的手法，一按就是半小时。

“你嫌烦了没？”李大柱有一次突然问。

那天李婶正帮他擦背，动作顿了一下，笑着说：“你当年追我那会儿，我妈问我烦你没，我也没烦。现在咋会烦呢？”

李大柱眼睛湿润了，自那以后，再也没说过”让我自生自灭”的话。

十年过去，李婶觉得自己和丈夫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

她能从他的眼神中读懂他想喝水还是想翻身，他也能察觉她什么时候累了需要休息。尽管李大柱说话仍然不太利索，但他们的交流从未中断。

李婶的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医生说是风湿。她笑着说，可能是年年下雨天都要出去摆摊卖菜，把雨水都蹲进了骨头里。

村里人都说李婶是个傻子，伺候一个瘫痪的老头，图啥？

李婶总是笑而不答。有一次喝了点米酒，她对隔壁的刘婶说：“你知道吗，我们家大柱年轻的时候可帅了，骑着自行车从我家门前过，我在缝纫机前一抬头，那眼神一对上，心就跟针扎似的。”

刘婶笑着摇头：“都老夫老妻了，还这么肉麻。”

李婶拿起扇子假装要打她：“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人这一辈子啊，能找到一个愿意和你一起走到老的人，多不容易。”

刘婶不再笑了，拉着李婶的手轻轻拍了拍。

十二年过去，生活像一辆驶入荒野的车，日复一日地在相同的轨道上前行。

李婶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煮一锅粥，切好菜码，然后给李大柱擦身、翻身、按摩。

六点出门去赶集，中午赶回来给他做午饭。李大柱总是等她，哪怕饿得前胸贴后背也不吵。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饿瘪了。”他有时会开玩笑。

李婶便笑着说：“那正好，省得我天天抱你，你轻点我也省力。”

日子就在这样的打趣中一天天过去。村里人看到李婶的背影都会叹气：“这日子过得，图啥啊？”

李婶却从不觉得苦。她有时会在喂李大柱饭的时候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在集市上又碰到老王了，他媳妇跑了，孩子都不管。咱俩这日子，多踏实。”

李大柱会微微点头，眼里闪着满足的光。

第十五年的秋天，李大柱突然高烧不退。

李婶手忙脚乱地叫了村里的三轮车，把他送到县医院。检查结果是肺部感染，情况不太乐观。

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医保只能报销一部分，自费部分需要不少钱。李婶拿出了积蓄，又向亲友借了一些。

李小强从城里赶来，看到母亲憔悴的样子，眼圈红了：“妈，要不…我们把爸接回家吧？”

李婶明白儿子的意思——医院太贵了，与其在这里花冤枉钱，不如回家好好照顾最后一段时间。

“不行，”李婶难得地强硬起来，“你爸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一关咱也得闯。”

李小强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去医药费窗口交了钱。

李大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李婶只能隔着玻璃看他。她每天站在那里，像是守在时间的闸口，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那个破旧的塑料编织袋一直挂在她手臂上，里面装着丈夫的换洗衣服和她自己的一些日用品。医院走廊的长椅成了她临时的床。

医院的护士见她可怜，有时会偷偷让她进去看几分钟。李婶进去后，总是先用热毛巾给李大柱擦脸，然后轻声在他耳边说：“大柱，你得挺住啊，咱家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今年结了好多果子，等你好了回去看。”

李大柱的病情时好时坏，像秋天的天气一样变幻莫测。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清醒的时候，会用眼神示意李婶回家休息；糊涂的时候，会喊着多年前就过世的母亲的名字。

那天早上，李婶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门口买了两个冬瓜，准备中午炖汤给李大柱喝。她刚走出菜市场，就看到旁边小店的电视里在播一个养生节目，说什么”脊髓损伤康复新方法”。

李婶站在那里看了半天，直到店主提醒她挡住了别人的路，她才恍然大悟地离开。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在想那个节目。虽然她没听懂那些专业术语，但节目中提到脊髓损伤未必都是不可逆的，这让她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

可是当她回到家，准备出发去医院时，那个电话就打来了。

“李阿姨，您丈夫能站起来了！”

李婶赶到医院时，整个神经内科的走廊上都站满了人。

“就是她！李大柱的爱人！”有人喊道。

人群自动分开，让出一条路。李婶心跳如鼓，快步走进病房。

李大柱坐在床边，双脚垂在地上，两个护士扶着他的胳膊。看到李婶进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

“别动！”李婶喊道，快步上前。

但李大柱已经用力站了起来。他摇摇晃晃地站着，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他的双腿在颤抖，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但他就是倔强地站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李婶。

那一刻，病房里异常安静。李婶站在原地，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然后李大柱张开了双臂。那个动作那么缓慢，却充满了力量。李婶冲过去，扑进他的怀里。

李大柱站不稳，两人一起倒在了床上。护士们惊呼一声，赶紧上前查看，却发现两位老人抱在一起，笑着，哭着。

后来医生解释说，李大柱的情况属于”不完全性脊髓损伤”，这种损伤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部分恢复功能。他的高烧引发了一系列生理反应，可能刺激了某些休眠的神经通路重新激活。

“这在医学上是罕见的，但并非没有先例，”年轻的神经科主任说，“不过老实说，我认为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李阿姨这十五年如一日的护理。没有她的精心照料和持续的肢体按摩，即使神经有恢复的可能，肌肉萎缩也会让站立变得不可能。”

李婶听不懂这些专业解释，她只知道，她的大柱能站起来了。

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李大柱需要重新学习走路，从最基本的站立开始，一点一点找回平衡感和肌肉力量。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