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站在院子门口，一手拖着个蓝色行李箱，一手拎着两瓶老村长，脸上晒得黑红，眼睛却比以前亮了。穿着件灰色羽绒服，上面有几处线头微微翘起，明显穿了好几年了。

腊月二十七这天，我正在自家院子里剁肉馅，准备包饺子。

“二弟，二弟在家不？”

院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有点沙哑，但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是三年没回家的堂哥。

“在呢，进来吧，开着呢！”我手上沾满肉末，也来不及擦，就这么迎了出去。

他站在院子门口，一手拖着个蓝色行李箱，一手拎着两瓶老村长，脸上晒得黑红，眼睛却比以前亮了。穿着件灰色羽绒服，上面有几处线头微微翘起，明显穿了好几年了。

“这不是春节了嘛，我回来看看爹妈。”他笑着，挠了挠脑袋，表情有点不自然。

我们俩就这么客气地站着，好像我们不是从小一起摸鱼捉虾长大的亲堂兄弟，而是街上偶遇的点头之交。

堂哥叫刘建国，比我大两岁，却总被人叫”老刘家的小子”，不知从何时起，人们连名字都懒得叫了，好像他只配有个标签，没资格有个名字。

关于堂哥和赌博的事，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会堂哥从矿上辞了工作，说是和朋友合伙开个修理厂。两个月后，他爹妈来我家借钱，说是建国做生意周转不开。我爹二话没说，拿出五万块给了他们。

过了半年，村里人开始传闻，说老刘家的小子赌博欠了一屁股债，那什么修理厂根本就是个幌子。再后来，村口的小卖部里，刘叔总点着最便宜的烟，眼睛通红地盯着棋牌游戏的宣传单出神。

堂哥欠了五十多万，这在我们湘西小县城，足够买两套小户型了。刘婶带着一把鼻涕一把泪来我家，说他们决定卖掉老宅子，还有刘叔退休前攒下的一点积蓄，全部给建国还债。

“早知道这小子这么不成器，当初就不该让他读什么高中，”刘叔恨恨地说，“初中毕业就该去矿上干活，像他三叔那样。”

那一年的春节，堂哥没回来，听说躲在福建一个工地上。刘叔刘婶在亲戚家借住，春联也没贴，红灯笼也没挂，门口那棵老桂树下，堆着几袋待卖的旧家当。

“进来坐，婶子上街买菜去了，叔去镇上取药，估计得晚点回来。”我示意他进屋。

堂哥把行李箱靠墙放好，从兜里掏出一包软中华，抖出一根递给我。

我摇摇头：“怪不得回来了，混得不错嘛，都抽上软中华了。”

“哪有啊，占朋友便宜。”他赶紧把烟收起来，有些尴尬地笑笑。

屋里暖气不足，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他双手捧着，却没喝，只盯着水面出神。

“你爹妈那边……”我试探着问。

“我知道，”他打断我，“他们在周村姑妈家住着呢，我刚才路过，没敢进去。”

“为啥？怎么着也是你爹妈，都三年了，回去看看吧。”

他摇摇头，眼圈忽然红了一下，又很快恢复正常。厨房的台钟滴答作响，楼上邻居家传来电视剧的声音，外面偶尔传来鞭炮声，我们谁也没说话。

那个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就这么尴尬地过去了一小时。堂哥接了个电话，说要去镇上办点事，晚上就不打扰我们家了，找个旅馆住。我拗不过他，只好目送他拖着行李走了。

刘叔退休前是县建材厂的工人，干了三十年，腰间盘突出，右腿有点跛。每年春节前，他都会亲手写对联，字不算好看但有股倔劲。刘婶是村小学的老师，教了一辈子书，眼睛都近视了，却舍不得配老花镜。他们的儿子堂哥，曾经是村里为数不多考上高中的孩子，大家都觉得他能出息。

谁也没想到，他会迷上赌博。

刘叔刘婶卖房的钱只够还三十万，剩下的二十多万，是我爹妈偷偷补上的。“他再怎么混账，也是咱老刘家的血脉，”我爹对我说，“别让你叔叔婶子绝望。”

堂哥消失的这三年，村里流言蜚语不断。有人说他在深圳被打断了腿，有人说他躲在云南傣族山寨结婚生子，甚至还有人编排他加入了传销组织。

他们口中的主角，此刻正拖着行李箱，消失在了乡间小道上，仿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村里的除夕夜总是很热闹。家家户户贴上新对联，挂上红灯笼，饭桌上摆满了鱼肉和年糕。孩子们在院子里放鞭炮，老人们围在电视机前看春晚。

唯独刘叔家，像是被这欢乐遗忘了一般。

“听说建国回来了？”婶子包饺子的时候问我。

“嗯，昨天来了一趟，又走了，说是去办事。”

“听村口李婆子说，他提了个行李箱，不会又要…”婶子欲言又止。

我摇摇头：“不像，他看起来挺精神的。”

爹敲了敲桌子：“行了，过年别提这些，吃饭吧。”

除夕夜的团圆饭上，我们都刻意避开了关于堂哥的话题。电视里播着春晚，可笑声总是慢半拍，像是在完成任务。

我悄悄给堂哥发了条短信：“除夕快乐，在哪过年？”

没回应。

初一早上，刚过七点，门铃就响了。

开门一看，是堂哥和一个陌生中年男人，两人手里各拎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和礼品。

“二弟，拜年了！”他声音洪亮，完全不像前天那个畏畏缩缩的人，“这是我老板，姓王，特意跟我回来看看。”

姓王的男人四十出头，浓眉大眼，一身名牌，手上戴着块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手表，一看就不是我们这种小地方的人。

堂哥左手拎着几瓶茅台，右手提着个沉甸甸的手提袋。王老板也双手满载，笑容满面地跟我们打招呼。

婶子听到动静，赶紧出来迎接，眼睛瞪得老大：“这…这是…”

“婶子好，我是建国在深圳的老板，早就听他说起过您，做的红烧肉特别香。”王老板自来熟地把东西往桌上一放，“今天冒昧打扰，就是来见见建国的家人。”

我爹也从屋里出来，皱着眉打量着这对组合，眼神中带着怀疑。

堂哥从手提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厚厚的，递给我爹：“伯父，这是我欠你们家的五万块，还有利息，一共六万。”

爹没接，只是看着他：“怎么来的？”

“我在深圳给王总做事，负责工地材料采购，工资不高但有提成，这几年攒下来的。”

王老板笑呵呵地插话：“你侄子可是我们公司的好员工，做事踏实肯干，脑子又活，这两年给我省了不少事。”

堂哥把信封塞进爹的手里，然后又拿出另一个更大的信封：“这个…我想亲自给我爹妈…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吗？”

婶子眼睛湿润了：“在你周姑妈家，要不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堂哥摇摇头：“不用，我去找他们。”转身对王老板说，“王哥，你在这坐会儿，我去去就回。”

直到堂哥和王老板离开后，我爹才打开信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六沓百元大钞，清点一下，确实是六万整。

“你说他这钱…是真来路不明？”婶子小声问爹。

“他不敢骗我，应该是真在深圳打工。”爹把钱装回信封，“这小子，三年前要是老老实实工作，何至于…”

话没说完，电话铃响了。是刘叔打来的，声音激动得发颤：“老弟啊，建国回来了！他，他还清了所有债，还说要带我们去深圳住呢…”

晚上，堂哥和王老板请全家在镇上最好的酒店吃了顿饭。刘叔刘婶也来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里有光。

席间，我趁着上厕所的功夫，把堂哥拉到一边：“实话实说，你这钱…”

“放心，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他笑了笑，“是我这几年真在深圳干活攒的。王哥的工地需要有人盯着材料进出，我每天起早贪黑，跟着工程队跑。”

“那怎么这么久都不联系家里？”

他表情黯淡下来，摆弄着手上的烟盒：“我欠了那么多，不还完债，有什么脸回来？尤其是爹妈卖了房子，你们家又垫了那么多钱…”

“那现在全还清了？”

“嗯，五十万全还了，我前天先去找了当初放贷给我的那几个人，都还清了，还要了收据。这不是怕他们找到爹妈头上。”

我拍拍他的肩：“能想明白就好。”

他苦笑一下：“差点毁了一辈子，这三年没白过，算是彻底醒悟了。”

吃到一半，王老板喝高了，开始讲堂哥这三年的故事。

原来，三年前欠下赌债后，堂哥确实先是躲在福建一个工地当小工，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后来工地解散，他辗转到了深圳，在工地门口等活干，被王老板看中，先是做小工，后来慢慢做到了材料管理。

“你们侄子，刚来工地那会儿，眼睛都不敢抬起来看人，”王老板笑呵呵地说，“我看他算数快，就让他管仓库，没想到他把每根钢筋、每袋水泥都记得清清楚楚，省了我好几十万呢！”

刘叔听得眼圈发红：“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就是…”

“叔，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王老板摆摆手，“我告诉你们，现在你儿子在我工地上是香饽饽，我给他年薪十五万，还有项目提成，保守估计一年二十万没问题！”

桌上的人都惊讶地看着堂哥，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王哥夸张了，主要是他照顾我。”

就在气氛正好的时候，堂哥的行李箱被服务员推了进来。

“这不是你那行李箱吗？”刘婶问，“放酒店不就行了。”

“妈，这里面有个东西，我要给您看。”堂哥站起来，打开行李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最显眼的是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套崭新的茶具。

“这是景德镇特供的青花瓷，我攒了大半年工资买的，”他递给刘婶，“您不是一直想要一套好茶具吗？以前在学校，看您总用那个缺了口的搪瓷杯…”

刘婶捧着茶具，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堂哥又从行李箱底层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爸，这是给您的。”

木盒里是一块表面反光的黑色石头。

“这是什么？”刘叔疑惑地问。

“和田黑玉，我在新疆一个老板那进的货，听说对关节炎有好处，您不是腰腿不好吗？”

刘叔颤抖着抚摸着玉石：“这得多少钱啊？”

“不贵，就一万多，”堂哥笑着说，“我在新疆待了三个月，认识了当地的玉石商人。”

王老板插嘴道：“你们儿子在新疆那会儿，冬天零下三十多度还坚持跑工地，就为了多赚点钱还债。”

酒足饭饱，堂哥执意要送王老板去高铁站，说王哥初二就要赶回深圳处理工程事宜。

我和刘叔刘婶回到家，他们像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建国说要在家住到正月十五，”刘婶喜滋滋地整理着新茶具，“然后带我们去深圳看看，说那边买了套小房子，首付都付了。”

我有些惊讶：“这么快就买房了？深圳房价多贵啊。”

“他说是公司有福利，员工可以优惠买小户型。”刘叔摩挲着那块黑玉，“这孩子，总算懂事了。”

晚上回到家，我翻出之前堂哥欠我家的借条，看着上面工整的字迹，想起了他三年前神情恍惚的样子，再对比今天意气风发的模样，心里五味杂陈。

正月十五前，堂哥一直住在刘叔他们租的房子里。每天早上起来买菜做饭，又是修水管又是换灯泡，把屋子收拾得焕然一新。

村里人看到他，都投来惊讶的目光。

“听说老刘家那小子还清债了？”

“是啊，据说在深圳发了财。”

“真的假的，我看他就是个骗子，指不定又在骗他爹妈。”

这些闲言碎语，堂哥似乎完全没听见，依旧每天忙前忙后，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

正月十四那天，我和媳妇去他们家拜访，堂哥正在厨房包饺子。

“二弟来了啊，坐，待会儿尝尝我包的猪肉白菜馅。”他手上面粉没擦，笑着招呼我们。

灶台上的砧板刻着几道深深的刀痕，那是刘婶用了二十多年的老物件。案板旁放着一只缺了边的小碗，里面盛着切好的葱花。

“在深圳待习惯了，还能包饺子啊？”我打趣道。

“那边工友多是北方人，教会了我好多，”他包出一个褶皱整齐的饺子，“这手艺可比我妈的好多了，您说是不？”

刘婶在旁边笑骂：“臭美什么，你小时候连擀面杖都拿不稳。”

屋子里弥漫着面粉和肉馅的香气，电视里播着过时的综艺节目，音量很小，几乎听不见。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刘叔的黑玉上，反射出莹润的光泽。

我注意到，刘叔手边放着一本旧相册，翻开的那页是堂哥高中毕业的照片。穿着整洁的校服，眼神清澈，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对未来充满希望。

正月十五晚上，堂哥请全村人在祠堂前看花灯，还请了县里的戏班子唱戏。

“这下可算把老脸挣回来了，”刘叔跟我爹小声说，“以前村里人见了就躲，现在又都来巴结了。”

我爹笑了笑：“人心都是这样，别太计较。”

花灯会上，堂哥被村里的年轻人围着，打听深圳的工作机会。他耐心地一一解答，还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有合适的岗位会推荐。

“建国还清了所有债，这孩子有救了，”我爹点着旱烟，看着远处被灯光照亮的堂哥的脸，“欠钱可以还，欠的情分，这辈子都还不清。”

我不太明白爹的意思，就问：“什么情分？”

“他妈为他卖房子那天，整个人像老了十岁，”爹吐了口烟，“那种心疼，这辈子都忘不了。”

远处，堂哥正蹲下来，给一个小孩子发红包，脸上的笑容温和而踏实。

正月十六一早，堂哥就拖着行李箱，带着刘叔刘婶去了深圳。

临走前，我问他：“真想通了？”

“嗯，”他点点头，目光坚定，“人这辈子，错一次可以，但不能错一辈子。”

我拍拍他的肩膀：“有空多回来看看。”

“会的，”他笑了，“下次回来，我准备在老宅子原址上盖新房子，让爹妈回到自己家住。”

行李箱轮子在村口的石板路上发出哒哒的声响，刘婶絮絮叨叨地跟着后面，不停地叮嘱着深圳的天气、饮食。刘叔右手提着那个小木盒，想必里面装着他的黑玉，左手扶着腰，一瘸一拐地走在最后，背影却挺得笔直。

我站在村口，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转弯处，才转身回家。

这一年的春节，我村里多了个传说——老刘家的小子，从赌博窟窿里爬出来，在深圳闯出了一片天。

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提起堂哥的名字，不再叫他”老刘家的小子”，而是恢复了他的本名——刘建国。

关于他的故事，有人信，有人疑。但我知道，那个提着行李箱、还清债务的堂哥，是真的找回了自己。

至于那个行李箱里，到底装着什么秘密，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毕竟每个人的行李箱，都有说不出的沉重。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