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尚原：从中医养生角度浅谈书法对身心疗愈的作用

摘要：中文摘要：本文从中医“阴阳学说”的角度出发，将书法创作或训练对人产生的心理作用分为两种，一种是“虚静态”一种是“炽情态”。前者属阴，主静，有利于缓解调节恐惧症或心律紊乱患者的焦虑、紧张心理；后者属阳，主动，适合于自卑倾向者和忧郁症患者抒发或发泄压抑的情感，具有

中文摘要：本文从中医“阴阳学说”的角度出发，将书法创作或训练对人产生的心理作用分为两种，一种是“虚静态”一种是“炽情态”。前者属阴，主静，有利于缓解调节恐惧症或心律紊乱患者的焦虑、紧张心理；后者属阳，主动，适合于自卑倾向者和忧郁症患者抒发或发泄压抑的情感，具有抒情达性之功效。正是这两种书法创作的心理状态，通过手部的运笔练习，相互配合、阴阳互用，最终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所以，本文认为书法的养生功能本质上就是通过手部的锻炼来改善身体各个脏腑的健康状况。

关键词:书法养生虚静态炽情态

弘一法师《心经》（局部）

在环境日益复杂、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中，如何保证人的生命健康显得非常重要。我们不能以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生命健康，尤其是在涉及人类的终极存在问题上，我们需要关注的绝不仅仅是生理性或物质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层面和心灵世界的角度审视人的健康问题。

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的许多身体疾病并不是来自生理机能的欠缺或者损伤，而是来自个人心灵的创伤与情感的剧烈波动。如《黄帝内经》所言：“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1）所以，只依靠物质性的药物来恢复身体机能的平衡，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早在中国古代，我国医学受儒、道思想影响，重视“仁”“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在治疗疾病中的心理治疗作用，不少古代名医都非常重视精神因素对疾病预防或治疗的重要价值。清代著名医学家吴尚先曾言:“情欲之感，非药能愈；七情之病，当以情治。”（2）《东医宝鉴》引太白真人语:“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乃资于道”。（3）可见，“心疗”作为恢复身心健康的方式之一，对现代生活中人们的身体健康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从这个角度讲，书法即是“心疗”，借助书法训练的手段或媒介，进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将个体的艺术潜能激发出来并转化为独特生命经验，从而运用书法艺术所具有的巨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一种虚拟的象征形式来使人们自由地发泄在现实中被压制的情绪或者情感，从而恢复自身的身心健康。

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局部）

孔子所撰写的《易传》曰“一阴一阳谓之道”，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彼此互藏，相感替换，不可执一而定象。二者虽无定象，但随道而变。正是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了万事万物产生、发展、成熟、衰退直至消亡的原动力。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4）可见，阴阳作为一种由中国古代先贤创立的一种哲学本体论概念，是古人对宇宙万物两种相反相成的性质的一种抽象总结和归纳，更是对宇宙对立统一及运行法则的深刻洞察。因此，阴阳概念可以用来统摄和分析世间万物。例如天与地、升与降、上与下等，其中天为阳、地为阴，升属阳、降属阴，上属阳、下属阴。按照传统中医的观念，静属阴，动属阳。那么从这个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将书法创作或训练对人的心理情感状态的影响，分为“虚静态”和“炽情态”两种。“虚静态”主静、属阴，是指书法创作主体较为波澜不惊、随性自然的一种平静和缓的心理情绪状态。“炽情态”主动、属阳，是指书法创作主体激情澎湃、大喜大悲的一种情感充沛的心理情绪状态。两者相互依存、相反相成，都有利于书法创作主体的身心健康。

赵孟頫小楷《道德经》（局部）

首先，书法的“虚静态”是以老庄和禅宗为思想哲学基础。著名学者熊秉明将中国书法理论分为六大体系，其中的道家的天然派所崇尚的创作状态明显属于“虚静态”，他认为：道家追求个人自由，超迈旷达，放任不羁，崇尚慕清静淡泊；体现在书法创作上，道家推崇“空灵”“清虚”“简澹”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既不是人格的完成，也不是感情的发泄，而是人性融入自然性，天人相泯，是一种与道合一的忘我和无我之境，完全超越了喜怒哀乐的各种情感，只剩下一种纯粹的、不可定义、不可言说的安然之态；所以，在书法上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野竹过雨，轻燕侧风”“白云出岫，舒卷自如”等等。（5）此外，禅宗是书法“虚静态”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根基。“禅”全称“禅那”，译为“思惟修”，又名“静虑”，禅定能止息妄念，摄心不乱。可见禅宗主静，书法“虚静态”的心理状态就十分类似于坐禅。正如《坛经·坐禅品》所云：“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6）可见，禅定要求不执着于心，不被心中的种种杂念所困扰，保持本性清净自然。从而动中求静，超越一切执着和妄念，最终达到一种无障无碍、见自本性的境界，以获得真正的清净和觉悟。这就类似于唐代虞世南《笔髓论》最后一章《契妙》对书法创作心理状态的描述:欲书之时，当收视返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止，书则歌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歌，满则中，正则冲和之谓也。（7）从中可知，书法创作如同禅定一般都要保持一种祛除杂念、清净自然的心理状态。

其次，中医养生首要是“养心”，而“养心”的先决条件就是“习静”，正如古人所讲：“一管在握，万念俱销”，可见书法创作中“虚静态”的心理状态对养生的重要价值。书法练习、创作、欣赏的过程，可以使主体凝神静气、排除杂念，忘记一切忧愁烦恼，从而进入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最终产生阴阳平衡、气血调达、五脏俱安的养生效果。如东汉蔡邕在《笔论》中所言:“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8)又如书圣王羲之在《书论》中言:“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9)当代书法家欧阳中石在谈论学习虞世南书法时也曾说：“飞扬浮躁不行，必须凝神息气，正襟危坐方可。”可以说，正是这种“虚静态”使人心神合一，以笔生意，以意达情。从而实现调身、调息、调心的有机统一。尤其是在书法的练习中，一般要求静心端坐，“头正、笔直、手紧、身活”，灵活运用手、腕、肘、臂、腰等身体的各个部位，每一个书写动作，执笔都要求指实、掌虚、腕平、肘起；使力量由腰部逐渐传递到肩和肘，然后到达腕和掌,最终贯注于五指，发散于毫端。而且，“虚静态”往往与书法的字体密切相关，隶书、篆书、楷书等字体运笔速度较慢，其创作的心理状态平静和缓，一般属于“虚静态”。而行书和草书等动态字体运笔速度较快，则属于“炽情态”。如隶书的笔画一波三折，曲中寓直，刚柔相济；篆书字势平稳，运笔往往以中锋平动为主，笔势舒缓，缺少提按起伏；楷书结体方正、结构匀称、用笔较多提按动作等。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书写速度缓慢，没有剧烈的运笔动作，可以使人精力集中、心正平和，通过手、腕、肘、臂的灵活运用，融通全身气血，调动全身气力，调整身体的各部分机能平衡大脑神经的兴奋度，促进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使全身保持一种宠辱皆忘、舒适悠然的心理状态，最终可以有效的缓解紧张、不安、焦躁的不良情绪，这就十分类似于“心无异缘，意绝妄想，六窗寂静，端生默究”的佛家禅定。

更为重要的是书法的“虚静态”与气功养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书圣王羲之曾言：“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做之始，结思成矣” （10）书写前需要先保持情绪安定，排除杂念，舒散怀抱，气沉丹田；这样才能做到耳不旁听、目不斜视，从而凝心安神地谋划全篇。也正是在这种静气平和的“虚静态”之中，书法创作者才能集中注意力，尽情挥洒，心手相应，畅快通达。这与气功练习时意守丹田、气沉体松、排除杂念、调节呼吸等是相同的。书画家刘海粟先生就认为：“写字作画，实际上也是一种气功，同样要求调心、调息、调身的高度结合。”而且，书法创作或练习注重结体、笔法，要想写好一幅字就必须心静神凝，做好谋篇布局，每一个字里的行间距离、笔画、结构等要素都要精心打磨，这样才能写出神韵、气势、意象、境界和情感。

这就必然要求书法练习者和创作者调心存神、绝虑凝神、净化杂念、心平气和，从而犹如气功一样，松紧自然、吐浊纳清、百脉相通，使人从紧张高压、繁杂纷乱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从而进入到一种空灵清净、虚实有度的养生之境。也正是在这种“虚静态”之中，人才能够置身于清净忘我、自由自在的世界，全身放松宁静、精力高度集中，双目凝神，双脚有根，悬肘松肩，臂开足安，从而使体内气机顺畅，真气充盈，升清降浊、扶正袪邪。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精神内守，病安从来？”（11）从这个角度讲，书法就是一种艺术气功或心灵体操。据香港学者高尚仁等人的研究，书法创作对人的心率、呼吸和血压等产生明显的影响，使人进入生理松弛和心理宁静的状态，这对保持身心健康、延年益寿大有裨益。

孟云飞执今之道

如果说“虚静态”是通过祛除杂念、超越一切执着来达到消解烦恼、维护内心平静的心理状态，那么“炽情态”则是通过发泄内心的各种不良的情绪或情感来达到内心的心理平衡，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提出悲剧的“疏泄”概念有净化灵魂的功能。他认为，悲剧通过怜悯与恐惧使情感得以疏泄或净化；一切艺术包括悲剧，都各自有其特殊的功能；军乐使人激昂奋发，哀乐使人沉痛凄恻，悲剧的功能在于激发怜悯和恐惧等情绪，让个人释放压抑的情绪，体验解脱感。按照歌德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论悲剧旨在通过宣泄怜悯与恐惧，达到情感平衡。英国诗人弥尔顿也认为悲剧宣泄怜悯与恐惧的病态情感，达到心理治疗目的。而我国东汉时期著名书法理论家蔡邕曾言：“书者，抒也”。（12）可见书法就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悲剧疏泄情感的功能一样。练习或者创作书法就具有抒发积极情感或与宣泄消极情绪的重要心理作用。正如唐代书画理论家张怀瓘在《书断序》中所说:“或寄以聘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13）

实际上，前文所讲的“绝虑凝神，心正气和”的虚静态并不是惟一的书法创作心理状态。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大量的书法家，尤其是以行草创造见长的书法家，都是以书法为手段来抒发生活里的各种感情，并借助内心激昂亢奋的情感来创造激动人心、灵动活泼的书法杰作，这就形成了书法创作中“炽情态”的创作心理状态。

汉代书法家蔡邕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14）；南朝书法理论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手忘于书，心手达情”；（15）同时期的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钟繇书法“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16）唐朝孙过庭提出“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17）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说:“栖迟卑冗，壮猷伟气，一寓于毫牍间。”（18）大文豪苏轼也提出“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清代周星莲则在《临池管见》中记载：“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挥洒，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觉灵心焕发。”（19）从中可见，当“静坐作楷法”这种“虚静态”的书法创作心理失效的时候，那种任意挥洒的“炽情态”的创作状态却能起到“痛快淋漓”“灵心焕发”的奇效，反而更有利于创作主体的身心健康。

如唐朝草书大家张旭，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文中评价道：“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20）从韩愈的描述中可知张旭以草书为表现手段，将自己在生活中的一切大喜大悲的情感都发泄出去，同时由自己对外在自然事物的敏感所激发的“可喜可愕”之情，也以草书为手段加以抒发。如窦冀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又如唐代李颀《赠张旭》中的描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正是这种激情澎湃的“炽情态”创作方式使张旭的草书创作，奔放恣肆、狂逸不羁、大收大放、变幻无定，其书姿刚健雄奇，气势雄浑磅礴，如拔山掣海、惊蛇入草、飞鸟出林，自由奔放、变幻无定，来不可止、去不可遏，风雨磅礴、奇态纷呈。正如米芾对张旭草书的赞赏：“如神虬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

又如晚明时期的天才艺术家徐渭，其“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结婚，四处帮闲，五车学富，六亲皆散，七年冤狱，八试不售，九番自杀，实堪嗟叹！”这种极端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其字画中透露出“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强心铁骨

”，使人“意甚骇之”。可以说，正是其屡试不第、报国无门的坎坷人生，命运多舛的凄惨经历，加上自身豪荡不羁的狂狷人格，促使其将苦闷压抑的悲情挥洒于笔端，使其草书创作呈现出一种豪迈狂逸、恣肆狂放的特征。他以汪洋恣肆的笔画书写心中郁积的愤懑，奔放奇纵似写胸中之块垒，这使得他的草书有一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气势，有一种癫狂的醉态和狂躁的气息。尤其是其狂草，笔势看上去仿佛粗头乱服、横倒竖歪，但实际上强劲纵逸，粗拙不失飘逸，浓重时见空灵；运笔跌宕腾挪如暴风骤雨，线条如长枪剑戟，飞扬跳踯、大撇大捺，舒展放纵。正是这种内心情感的恣肆挥洒与尽情地发泄，使其进入到了一种忘记运笔而自然有书的境界，寓姿媚于扑拙，寓霸悍于沉雄，诚如袁宏道所评说的：“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

从中医养生角度，张旭和徐渭这种“炽情态”的创作状态具有极强的情感宣泄功能，有利于肝的舒畅与调达。元代朱震亨在其《格致余论·阳有余而阴不足》中提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21）肝的生理特性主动、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气机调畅则有利于血的运行和津液的输布代谢。气血是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气机调畅，血行通达，五脏和调，则情志舒畅。因此张旭和徐渭的长寿绝非偶然。据史料记载张旭大约生于公元658年，死于公元748年，享年90岁左右，比李白和杜甫都年长。而徐渭一生坎坷，悲惨凄凉，甚至9次自杀未遂，仍然活到73岁高龄。可见，他们这种高寿与长期的酣畅淋漓、放纵恣肆的炽情态创作心理必然直接相关。

唐人写经（局部）

综上所述，从传统中医学角度看“虚静态”属阴，它往往使书法创作者心态趋于平和舒缓，能够大幅度减弱心态浮躁、躁动不安等不良情绪，并有利于缓解调节恐惧症或心律紊乱患者的焦虑、紧张心理；而“炽情态”属阳，能够使书法创作者情绪亢奋、积极向上，适合于自卑倾向者和忧郁症患者抒发或发泄压抑的情感，具有抒情达性之功效。可见，两者对人的身心健康的作用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但从身体生理的角度看，无论是书法创作的“虚静态”，还是“炽情态”，其作用的发挥都必须借助于心、手、笔的连锁反应，正如清代大书法家、医学家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所说：“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其中心与手的作用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练习书法就是通过练手来练心。

而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作为一种由五脏、六腑、百骸、四肢、九窍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手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是联系身体各个部位的关键枢纽；手的三阴经，从脏走手，手的三阳经，从手走脏；这样就把手与体内的各个脏腑密切的联系起来。清代著名医学家陈修园就认为,心主五脏六腑之外，还有手。他说：“心乃五脏六腑之大主,其包络为君主之外卫,相火代君主而行事也,所以也有`‘主名’,何以系之于手，盖以手厥阴之脉出属心包,手三阳之脉散络心包,是手与心主合,故心包络称‘手心主’,五脏加此一脏实六脏也”。（22）正是这种心手相应的机理，使身体各个部位的健康状况都由气脉传递到手的各个部位，因而手能反映各脏腑的生理病理。同时，也正是这种“手心主”的生理功效意味着书法的养生功能本质上就是通过手部的锻炼来改善身体各个脏腑的健康状况。所以从中医角度看，历代书家大多身体健康长寿的奥秘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