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纪检监察调查期间，被调查人常因记忆模糊陷入回应困境。如何在配合调查的同时规避风险，需要依托法律框架与实务经验科学应对。某省纪委监委的数据显示，合理说明记忆模糊且配合核实者中，68%获得从宽处理；而滥用“记不清”回避核心问题者，83%被认定为对抗审查。两种结果的
纪检监察调查期间，被调查人常因记忆模糊陷入回应困境。如何在配合调查的同时规避风险，需要依托法律框架与实务经验科学应对。某省纪委监委的数据显示，合理说明记忆模糊且配合核实者中，68%获得从宽处理；而滥用“记不清”回避核心问题者，83%被认定为对抗审查。两种结果的鲜明对比，凸显了应对方式的关键作用。
《监察法》明确被调查人需如实供述，但未要求对所有细节精准记忆。这一规定为合理说明记忆模糊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时间跨度长、事务琐碎或非核心环节的内容，可采用“需核实材料后确认”或“印象不清晰”等表述回应。某国企经理被问及2019年一笔招待费用途时，回应“当年刚接手工作，具体单据需查阅财务账目，印象中用于接待审计组”。后续核查显示，财务凭证记录与陈述一致，其坦诚态度既为调查提供了线索，也排除了虚报嫌疑。
需要明确的是，“记忆模糊”与“刻意否认”存在本质区别。对明确存在的事实矢口否认，将直接构成对抗调查。某科长被问及是否收受礼品时，坚决表示“绝对没有”，但纪委监委调取的其家属社交媒体内容显示，相关时间点存在与涉案礼品吻合的物品展示，这一行为即从单纯的记忆问题转化为对抗调查，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回应需基于客观事实，避免使用绝对化的否定表述。
针对时间模糊的情况，可采用“事件锚点”的表述方式，将待确认时间与标志性事件相关联，增强回应的合理性与可验证性。某乡镇干部被询问为工程队批条的具体时间时，回应“应当是2022年夏季，因当日正处于汛期抗涝工作期间”。纪委监委通过核查同期防汛工作记录，成功定位到具体日期，这种关联记忆的方式既体现了配合态度，又为调查提供了明确方向。
在涉及金额不确定的情形下，应优先指向客观证据，而非主观猜测。某公司副总被问及某项分红的具体金额时，并未随意估算，而是表示“具体金额以财务凭证为准，据记忆该分红分三笔发放，第一笔约为两万余元”。尽管最终核查的实际金额为七万二千元，与记忆存在差异，但这种指向财务凭证的回应方式，既避免了虚假陈述，又为调查提供了有效线索，展现了负责任的态度。
当面临人物细节遗漏的问题时，可采用“关键人物优先”的策略，先确认核心参与人员，再说明其他人员需查阅相关记录核实。某局长被问及某次会议的参与人员时，回应道“此次会议由张科长牵头组织，其必然在场，其他参与人员较多，具体名单需查阅会议签到表确认”。纪委监委根据这一回应，通过签到表顺利核实了所有参与人员，这种聚焦关键信息的表述方式，在保证真实性的同时，有效提高了调查效率。
在回应过程中，应避免使用“以调查结果为准”等表述。此类表述易被解读为对调查结果的默认，可能导致申辩权利的丧失。某企业负责人在被问及行贿细节时，曾表示“你们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该表述被直接记录为“对行贿事实无异议”，后续虽试图补充说明，但已难以改变初始记录的影响。正确的做法应如某国企会计所示，在记忆模糊时明确表示“具体转账时间已记不清，但公司网银系统存有相关记录，可申请调取核实”，这种回应既体现了配合意愿，又保留了申辩空间。
同时，应杜绝使用“可能”“也许”等模糊词汇进行猜测性回应。某处长在被询问是否为他人提供便利时，曾以“可能有过类似安排，记不太清了”回应，该表述被认定为对相关行为的间接承认。规范的回应方式应为：“未刻意为他人提供便利，但若工作群中存在相关安排，可通过查阅记录核实”，将模糊的可能性转化为具体的核查方向，避免陷入被动。
在调查过程中，若当场无法确认细节，可主动申请调取相关物证、书证辅助回忆。某副县长在被问及某次会议内容时，直接请求：“关于此次会议的具体讨论内容，我的记忆已不清晰，可否出示会议纪要？我可结合纪要内容进行说明。”纪委监委调取纪要后，该副县长结合文件补充了相关细节，这种主动借助客观证据的方式，既保证了回应的准确性，又体现了积极配合的态度。
在签署笔录时，应对记忆模糊的内容进行特别标注，为后续补充说明预留空间。某科长在签署笔录时，针对其中关于2021年3月支出的记录，特别注明“该笔支出的具体用途需查阅当月报销单据补充说明”。随后，其通过查找相关报销凭证，证实该笔支出为正常办公费用，这一标注为后续的澄清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纪检监察程序规则，被调查人在谈话后15日内可提交书面补充说明。某干部在接受谈话后，发现个人工作日记中存有与调查事项相关的记录，遂在规定期限内整理相关内容并附日记复印件提交，其中记录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信息，有效印证了其陈述的真实性。这种及时补救的做法，不仅完善了证据链条，也体现了配合调查的诚意。
应对记忆模糊的核心原则在于，既要坚守配合底线，又要明确风险红线。对于确知的事实，应如实回应，不得回避；仅对细节问题合理存疑。同时，应避免“选择性失忆”，即对不利事实声称记忆模糊，却能清晰陈述对自身有利的内容。某事业单位负责人在被调查时，对受贿次数表示“记不清”，却能详细描述同期的工作成绩，这种明显矛盾的表现被直接认定为对抗调查，导致了从重处理的结果。
此外，被调查人可提前整理电子日程、通讯记录等客观材料，必要时申请数据恢复作为辅助证据。某部门工作人员在被问及某次外出调研的具体情况时，因时间较久记忆模糊，遂主动申请恢复同期的电子日程记录，其中详细记载了调研的时间、地点及参与人员，有效印证了其陈述的真实性。
纪检监察机关的审查逻辑始终是“证据闭环优先于口供”，被调查人坦诚界定记忆边界并主动配合核实的态度，远比强行编造或消极沉默更为稳妥。在调查过程中，清晰表达记忆的局限性，积极指向客观证据，既是对调查工作的配合，也是对自身权益的有效保护。唯有在合法框架内理性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确保调查工作的顺利推进。
来源：大事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