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上海解放后，复旦校门仍高悬于右任题写的“国立复旦大学”匾额，这六个字在新时代显得格外刺眼。时任教务长的陈望道心急如焚——这位《共产党宣言》首位中文译者深知：换匾额不仅是改名，更是与旧时代的切割。

毛泽东题“复旦大学”手迹

站在邯郸路220号仰望，毛主席手书的“复旦大学”四字如蛟龙出海。鲜为人知的是，这块金字招牌背后藏着新中国教育史上最戏剧性的“三顾中南海”传奇。

1949年上海解放后，复旦校门仍高悬于右任题写的“国立复旦大学”匾额，这六个字在新时代显得格外刺眼。时任教务长的陈望道心急如焚——这位《共产党宣言》首位中文译者深知：换匾额不仅是改名，更是与旧时代的切割。

1950年深秋，陈望道代表复旦师生写出请毛主席题写校名的信寄往中南海。信中特别强调：“值此抗美援朝之际，新校牌当彰显革命气象。”然而信寄出半年后，杳无音信。

眼看45周年校庆将至，1951年5月11日，复旦大学校务秘书长胡曲园教授致函最高法院院长并兼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张志让，请他有机会当面请毛主席题写校名，或征得毛主席办公厅同意，从毛主席手写体中辑取。

得到回复后，学校随即选取毛主席写给周谷城教授的信的信封上的“复旦大学”四字使用。但是，信封字迹太小，放大后字体变形像赝品。

1951年下半年的一次机会，陈望道教授拜会张志让，专门提及请毛主席题写校名之事。不久，张志让有机会参加毛主席将出席的一个场合，去之前就复旦大学题校名的事与准备一同前往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吴溉之商量。吴溉之说与毛主席的一位秘书熟悉，可转托他代为请示。

不久，张志让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函，内装有毛主席题写在宣纸上的“复旦大学”四字。

如今每天有3000人次在毛体校名下打卡。这方匾额历经三次更迭：于右任的魏碑体见证民国风云，信封集字版铭刻过渡时期的智慧，最终定格为开国领袖的如椽巨笔。2021年修缮时，技术人员用光谱分析发现，金漆下竟藏着1952年学生们偷偷描补的痕迹。

这段求字佳话恰似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续篇——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文传播起点，一个是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标志。当青年学子抚摸着匾额上凸起的金漆，他们触碰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所大学与国运同频的初心。

来源：视角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