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口的柿子树又结果了，红通通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树上。这些年，我见过柿子树三次落叶，也看着张老师的私塾从一间破屋变成了现在的三间教室。说是教室，其实就是普通民房，里面摆着歪歪扭扭的课桌，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画。

村口的柿子树又结果了，红通通的，像一盏盏小灯笼挂在树上。这些年，我见过柿子树三次落叶，也看着张老师的私塾从一间破屋变成了现在的三间教室。说是教室，其实就是普通民房，里面摆着歪歪扭扭的课桌，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的画。

今天县里要来人，村里格外热闹。我早上五点就醒了，躺在床上听见张老师家的灯已经亮了。他退休三年，作息倒比上班时还要规律。

张老师姓张名有德，在咱们横山镇教了三十五年书，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县。退休那年，他刚好六十岁，本来可以颐养天年，但他在家里闲不住，总是早出晚归。

“你说你一大把年纪了，天天往哪跑呢？”他爱人王大姐常这样问他。

张老师只是笑笑：“老毛病了，习惯了早起。”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去了镇上最偏远的那个自然村——青龙湾。那地方山高路远，年轻人都走光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学校早就撤并了，孩子们要走十几里山路去镇中心上学。

那年夏天特别热，张老师第一次去青龙湾，中午坐在村口的树荫下喝水，看见三个小孩子在田埂上玩耍。

“你们怎么不上学啊？”张老师问。

“学校太远了，要走两个小时，奶奶腿脚不好送不了。”其中一个男孩说。

“那你们识字吗？”

三个孩子摇摇头。

那天回家，张老师的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王大姐给他倒了杯水，发现水杯旁边是退休时领导送的那本《教育人生》，书页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第二天一早，张老师背着一个旧书包出了门。

起初，张老师是在青龙湾村委会教孩子们认字。没有黑板，他就用粉笔在墙上写；没有课本，他就自己手抄；没有桌椅，孩子们就席地而坐。

刚开始只有五个孩子，慢慢地十个、十五个…来上课的孩子越来越多。有的是本村的，有的是从邻村走过来的。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下了场大雨，张老师正在教《静夜思》。忽然，一位满身是泥的小女孩闯了进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张老师，我想上学。”

“你从哪里来的？”张老师问。

“后山村。”

那是更远的一个村子，要翻过一座山。

“你自己来的？”

小女孩点点头：“我走了三个小时。”

张老师没说话，只是默默地从书包里拿出一块擦过很多次的橡皮，轻轻地放在了小女孩手里。

那天晚上，张老师回到家，对王大姐说：“我想租间房子办个小学。”

于是，张老师用积蓄在青龙湾租了一间破旧的民房，里面还带着上一家人留下的煤油味。村里人都觉得他是疯了，拿自己的退休金去办学校，一个月才收学生200块钱的学费，还管午饭。

“就是做慈善也不是这么个做法啊，”村支书劝他，“你这么大岁数了，该歇歇了。”

张老师笑着说：“我这辈子就会教书，不教书，我还能干啥？”

开学第一天，来了二十多个孩子。张老师站在门口，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好像这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已经认识了很久。

房子虽然破，但张老师收拾得很干净。墙上贴着世界地图，桌上摆着一个地球仪，是他从家里带来的。地球仪已经很旧了，南美洲的位置有一道裂缝，是当年他儿子不小心摔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没舍得换。

村里人起初不理解，渐渐也就习惯了。每天早上六点，张老师就骑着他那辆掉了漆的二八自行车，驮着一锅稀饭去学校。车后座上还绑着一个保温桶，里面装着他爱人做的咸菜。

中午，孩子们就在学校吃饭。一人一碗稀饭，一小碟咸菜，偶尔会有鸡蛋。张老师总是最后一个吃，常常是孩子们都吃完了，他才坐下来，就着凉了的稀饭，慢慢地咀嚼。

有时候我去送东西，总能看见张老师在一边批改作业，一边用旧报纸擦掉不小心洒在桌上的稀饭。他的老花镜已经裂了一角，用透明胶带粘着，戴在鼻梁上总是往下掉，他就习惯性地用食指推一推。

“张老师，您这是何必呢？”我曾经问过他。

他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有光：“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能让更多孩子上学读书。现在，我有时间了。”

张老师的小学一天天红火起来。去年冬天，他又租了两间房子，学生已经有五十多个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镇上退休的李老师也请来了。李老师教数学，张老师教语文、英语、自然、体育、音乐…几乎包揽了所有其他科目。

每个月底，张老师都会把收的学费一一记在本子上，然后掏出自己的退休金，补上不足的部分。算下来，每个月他要贴补近两千块钱。

“你这样下去，咱们的养老钱迟早要搭进去，”王大姐有一次忍不住抱怨，“你说你图什么？”

张老师放下手中的教案，看了看墙上贴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孙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在城里的重点学校，每天补习班不断。而这里的孩子，有的八九岁了还不认识”人”字。

“我这辈子教了那么多书，总觉得还欠着一些事情没做完。”张老师说。

张老师的学校名声渐渐传出去了。起初是附近的村子，后来连县城里的人都知道了横山镇青龙湾有个”张老师学校”，一个月只收200块钱，还包午饭。

前些日子，县电视台来采访，张老师穿上了他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衬衫。镜头前，他有些拘谨，不住地用手抹着额头上的汗。

“张老师，您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办学校呢？这不是政府的责任吗？”记者问。

“责任这个词太大了，”张老师笑了笑，“我就是个退休老师，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但这些孩子，他们等不起。”

采访播出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张老师是”最美教师”，有人说他是”教育楷模”，还有人要给他捐款。但张老师谢绝了所有采访和捐赠，只是像往常一样，每天早上六点骑车去学校。

昨天下午，张老师正在教三年级的语文，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校门口。

“县长来了。”有人在窗外小声说。

孩子们顿时议论纷纷。张老师拍了拍手：“安静，继续上课。”

但很快，县长和随行人员就走进了教室。张老师这才放下粉笔，擦了擦手上的粉笔灰，走上前去。

“您好，我是张有德。”

县长紧紧握住他的手：“张老师，您的事迹我都听说了。今天特地来看看。”

参观结束后，县长在学校的简易会议室（其实就是张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教材和作业本）坐下来。

“张老师，您办学这么辛苦，有什么需要县里帮忙的吗？”县长问。

张老师迟疑了一下，然后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旧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推到县长面前：“这是孩子们的名单，一共五十三个。其中有十七个是特困家庭，我想申请减免他们的学费，能不能…”

县长接过名单，突然发现纸的背面是一张银行存款单，上面的余额只有734.28元。他抬头看了看张老师，又低头看了看名单，名单上除了孩子的名字，还详细记录了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学习进度，甚至还有”爱吃鸡蛋”、“怕黑”、“左撇子”这样的小细节。

“您自己呢？这些年，您花了多少钱在这个学校上？”县长问。

“没算过，”张老师笑了笑，“也花不了多少。”

县长没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的衬衫领子已经发白，手上满是粉笔灰，指甲里还嵌着泥土——那是早上帮村里人修理学校旁边的菜地留下的。

过了好一会儿，县长才开口：“张老师，县里决定把您这里确定为’教学点’，由政府出资进行改造和提升。您看行吗？”

张老师愣住了：“那，我还能继续教书吗？”

“当然，您是校长。”县长郑重地说。

今天一早，村里就热闹起来了。县长又来了，这次是正式宣布”青龙湾教学点”的成立。村民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早早地站在学校门口。

张老师比平时起得还早，天刚蒙蒙亮就开始打扫教室。王大姐帮他熨平了那件旧衬衫，又从柜子底下找出了他们结婚时的领带——三十多年没系过了，有点发黄，但还算整齐。

仪式很简单。县长宣读了文件，然后把一块牌子交给张老师：“横山镇中心小学青龙湾教学点”。

张老师接过牌子，手有些颤抖。他站在那里，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深深鞠了一躬。

县长本来准备了一篇讲话，但看到张老师的样子，他把讲稿放在一边，走上前去，紧紧地拥抱了这位老人。

“张老师，”县长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是您1988年的学生，高考前您给我补了一个月的英语，还借给我200块钱买火车票去省城参加考试。”

张老师一愣，仔细端详了一下眼前的县长，忽然笑了：“是小刘啊！你当年英语可差劲了，现在这么有出息了！”

全场先是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仪式结束后，县长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留下来听了一节课。张老师照常上课，讲的是《爱的教育》中的一个小故事。课堂上，县长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和孩子们一起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做着笔记。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一哄而散，只有县长还坐在那里，眼角湿润。

晚上，张老师回到家，倚在门框上，看着院子里的柿子树。

“今年的柿子红得早。”他对王大姐说。

王大姐看了他一眼：“你今天高兴吧？”

张老师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明天下午三点半，我想教孩子们种树。”

“种什么树？”

“柿子树。”

王大姐笑了：“你这老头子，整天琢磨些啥呢。”

张老师也笑了，他抬头看着夜空中的星星：“等这些孩子长大了，这片山上就全是柿子树了，像灯笼一样亮。”

远处，青龙湾的山影在月光下若隐若现。山脚下，张老师的小学静静地立在那里，窗户上贴着孩子们剪的红色窗花，在夜色中格外醒目。

这个秋天，又有几个孩子从很远的地方走来，他们穿过山路，跨过小溪，来到这所简陋的学校。在这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等着教他们认识世界上的第一个字。

而在县城的办公室里，县长拿出了一张泛黄的存款收据，那是三十五年前张老师借给他的200块钱。他一直保留着，从未舍得花。

“张老师，”县长轻声说，“这次，换我来还你了。”

窗外，秋风吹过，卷起一片片黄叶，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孩子，奔向远方。

来源：白开水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