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石棉瓦上，噼里啪啦，像是有一万只手在疯狂敲鼓。

我爸叫李建国，一个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名字。

但他有个不那么普通的工作。

他是火葬场的守夜人。

九十年代，这份工作在旁人眼里，晦气，还带点邪性。

但在我们家，这只是一份能换来三餐温饱的差事。

我家的房子，就在火葬场后面的职工宿舍区。

一排灰扑扑的红砖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院子里种着几棵歪脖子槐树，据说能镇住不干净的东西。

小时候，我最怕的不是鬼，是别的小朋友问我爸是干什么的。

我一说，他们就做着鬼脸跑开，好像我会传染什么厄运。

后来我学聪明了，我说我爸是民政单位的。

这倒也没错，火葬场归民政局管。

我爸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背有点驼，手上全是老茧。

他很少笑，但看我的时候，眼神总是温和的。

他身上总有股淡淡的烟味和若有若无的焚香味道。

我妈总说，那是洗不掉的“死人味”。

她说这话时，脸上总带着一股愁苦和认命。

火葬场离镇子中心很远，在城郊的山脚下。

白天，这里是人间悲欢的终点站，哭声震天。

到了晚上，一切归于死寂。

只有焚化炉那根高耸的烟囱，偶尔在夜里还会冒着不易察觉的轻烟。

我爸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份死寂。

防止有人来偷东西，也防止有什么意外发生。

他有一间小小的守夜人值班室，就在焚化车间旁边。

里面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老旧的军绿色暖水瓶。

桌上的搪瓷缸子，茶垢厚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我爸不信鬼神，他说，人死了就是一把灰，哪有那么多故事。

他还说，活人才可怕。

我当时不懂，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对的。

那件事，发生在1994年的夏天。

那年的雨水特别多，天总是灰蒙蒙的，像是烧坏了的宣纸。

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腐烂的潮湿气味。

我记得那天晚上，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石棉瓦上，噼里啪啦，像是有一万只手在疯狂敲鼓。

我妈絮絮叨叨地在屋里各个角落放上脸盆和水桶，接住那些从房顶漏下来的雨水。

“这鬼天气，”她一边忙活一边抱怨，“你爸今晚又得受罪了。”

我爸临走前，我妈给他煮了两个鸡蛋，让他揣着。

“晚上饿了垫垫肚子，别总抽烟。”

我爸没说话，只是接过鸡蛋，用他那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

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披上雨衣，拿起手电筒，就走进了茫茫雨幕里。

他的背影，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

那一晚，我睡得特别不安稳。

窗外的雷声一声接着一声，闪电把屋子照得惨白。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院子里的槐树倒了，砸穿了屋顶。

半夜，我被一阵响动惊醒。

不是雷声，是开门的声音。

我睁开眼，看见一个人影站在门口，浑身湿透，正在往下滴水。

是我爸。

他本该在值班室，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的。

我妈也被惊醒了，她坐起来，声音带着睡意和惊慌：“建国？怎么回来了？出什么事了？”

我爸没开灯，只是反手把门插上。

他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异常沙哑和压抑。

“别开灯。”他说。

然后，他借着窗外偶尔划过的闪电，走到桌边，将一个东西放在了上面。

“咚”的一声闷响，听起来沉甸甸的。

我妈下了床，摸索着点亮了那盏煤油灯。

昏黄的火光跳动着，照亮了我爸的脸。

他的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在发抖，额头上的雨水和冷汗混在一起，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的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恐惧。

那不是撞见不干净东西的害怕，而是一种更深沉，更具体的，仿佛被野兽盯上一般的惊恐。

我妈也被他的样子吓坏了。

“你这是怎么了？快说话啊！”

我爸的目光，落在了桌上那个东西上。

那是一个布包。

一个很普通的蓝色土布包，被雨水浸透了，颜色深一块浅一块，上面还沾着泥点。

布包的口，用一根红色的棉绳紧紧地扎着。

“这是什么？”我妈问。

“捡的。”我爸的声音干涩。

“在哪儿捡的？”

“告别厅门口的台阶上。”

他说，今晚后半夜，送来一个加急的。

据说是车祸死的，家里人着急，托了关系，连夜就要烧。

家属来得匆忙，哭哭啼啼，手续办完就把人送进了焚化车间。

我爸看他们走了，就循例去各处巡查一下门窗。

走到告别厅门口，手电筒的光扫过，就看到了台阶角落里的这个布包。

“可能是谁家丢的，”我妈说，“明天给人家送回去就是了。”

我爸摇了摇头，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

“不是……我本来也这么想的。”

“可我拎了一下，太沉了。”

“不像是衣服或者骨灰盒。”

他咽了口唾沫，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我……我得打开看看。”

我妈也紧张起来，盯着那个布包，仿佛那里面会跳出什么怪物。

我爸伸出颤抖的手，去解那根红色的棉绳。

绳子被水打湿了，系得很紧，他解了半天都没解开。

最后，他失去了耐心，从裤腰带上摸出一把小折刀，割断了绳子。

布包的口松开了。

我爸没有立刻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他只是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就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把手缩了回来。

“是钱。”他几乎是在用气声说话。

“很多钱。”

我妈愣住了，我也屏住了呼吸，躲在被窝里，只敢露出一双眼睛。

我爸一咬牙，抓着布包的底，猛地一抖。

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都倒在了桌子上。

真的是钱。

一沓一沓的“大团结”，用牛皮筋捆着，整整齐齐，散落开来，几乎铺满了整张桌子。

九十年代的十元纸币，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

我妈捂住了嘴，眼睛瞪得滚圆，煤油灯的光在她眼中跳跃，映出贪婪和恐惧交织的复杂光芒。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但是，钱的下面，还压着别的东西。

我爸拨开钱，把那几样东西拿了出来。

一把小刀，刀刃不长，但很锋利，上面还带着暗红色的，已经干涸的血迹。

一张照片，黑白的，上面是一个男人的脸，寸头，眼神很凶，左边眉骨上有一道显眼的疤。

还有一个小小的，用红布包起来的硬物。

我爸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他慢慢地，一层层地解开那个红布包。

里面，是一截断掉的手指。

指甲盖青紫，切口很不平整，像是被硬生生砍下来的。

“啊——”我妈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随即死死捂住自己的嘴，身体瘫软下去，靠在了墙上。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有窗外的雨声和我们沉重急促的呼吸声。

桌上的钱，不再是财富，而成了一堆烫手的炭火，散发着血腥和危险的气息。

我爸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呻吟着。

“这不是普通人丢的钱。”他喃喃自语。

“这是要命的钱。”

“今晚送来的那个车祸死的……可能根本不是车祸。”

“这是黑吃黑，是杀人抛尸。”

“他们把这里当成了毁尸灭迹的地方。”

“这包东西，是他们慌乱中落下的。”

我爸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锤子，狠狠地敲在我妈和我心上。

“那……那怎么办？”我妈带着哭腔问，“报警？”

“报警？”我爸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怎么说？说我一个守夜的，半夜三更捡到了一个装满钱和断指的包？”

“警察会信吗？”

“就算信了，那些人要是知道东西在我们手上，他们会放过我们吗？”

照片上那个男人凶狠的眼神，仿佛穿透了相纸，正在黑暗中死死地盯着我们。

“那……那把东西扔了？放回原地？”我妈颤抖着提议。

“晚了。”我爸绝望地摇头，“我拿着它一路跑回来，万一被人看见了呢？”

“而且，值班室我没回去，明天一早他们发现我不在，肯定会怀疑。”

“我们说不清了。”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我妈突然开始小声地哭泣，压抑又绝望。

我爸盯着桌上的东西，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有恐惧，有挣扎，最后，变成了一种决绝。

“不能待在这儿了。”他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我们得走。”

“走？去哪儿？”我妈茫然地问。

“不知道，去哪儿都行，离这里越远越好。”

“现在就走，连夜走。”

我妈被我爸的决定惊呆了。

“可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东西……”

“命重要还是东西重要？”我爸低吼道，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妈这么大声说话。

我妈不敢再出声了。

我爸开始行动起来。

他把那把带血的刀，那张照片，和那截手指，用原来的布包重新包好，塞进了炉灶最深处的灶膛里。

“这些东西，烂了也不能让人看见。”

然后，他把桌上的钱飞快地分成两沓，找了两个布袋装起来。

他把一个布袋递给我妈：“你缝在贴身衣服里。”

另一个，他自己也同样处理了。

“快，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别拿多了，吃的带上。”他催促着我妈。

我妈擦干眼泪，也开始机械地收拾起来。

我从被窝里爬出来，呆呆地看着他们。

我爸走过来，蹲下身，用他冰冷的手摸着我的脸。

“强子，别怕。”他说，“咱们……就是搬家。”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满是血丝和恐惧，我知道，我们不是在搬家。

我们是在逃命。

十分钟后，我们收拾好了一个小小的包裹。

里面只有几件衣服，一些干粮，和我家全部的积蓄——不到三百块钱。

我爸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们住了快十年的家。

他的眼神里没有留恋，只有急迫。

他吹灭了煤油灯。

“走。”

他打开门，外面的雨好像小了一些，但天还是漆黑一片。

他背起我，我妈提着包，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消失在了那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我们没有走大路，而是专挑泥泞的小路和庄稼地穿行。

我爸的脚步很快，很稳，即使在黑暗中，他也像一头熟悉自己领地的野兽。

我趴在他宽阔但已经不再坚实的背上，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剧烈的心跳。

我们走了很久很久，直到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才走到了邻镇的火车站。

那是一个破旧的小站，站台上冷冷清清。

我爸买票的时候，手还在抖。

“去哪里？”售票员懒洋洋地问。

我爸看着时刻表，随便指了一个最远的地名。

“广州。”

那是一趟绿皮火车，拥挤，缓慢，充满了各种混杂的气味。

我们在硬座车厢找了个角落坐下。

我爸把我们俩夹在中间，他自己靠着过道，一双眼睛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上车的人。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好像才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瘫在了座位上。

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在火车上的几十个小时，我爸几乎没有合眼。

任何一个穿着打扮有点凶悍的男人走过，他的肌肉都会瞬间绷紧。

他不敢用那些钱，连买饭都用我们自己带的零钱。

那些钱，像烙铁一样，烙在他的胸口，也烙在我妈的胸口。

我妈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抱着我，不停地流泪。

到了广州，我们并没有停留。

我爸说，大城市人多眼杂，容易被找到。

他又买了一张车票，去了一个我们谁都没听说过的小县城。

我们就这样，像浮萍一样，一路南下，一路漂泊。

每到一个地方，都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东西。

我爸的警惕心，没有丝毫放松。

他换掉了我们所有的衣服，扔掉了所有可能和家乡有关的东西。

他甚至开始学着说蹩脚的南方口音。

他让我们管他叫“老王”，管我妈叫“王嫂”。

我的名字，也从李强，变成了王强。

李建国一家，从那个雨夜开始，就已经“死”了。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在一个偏远的海边小镇安顿了下来。

这里天高皇帝远，南腔北调的人很多，没人会在意我们的来历。

我爸用那些钱，盘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开了一家杂货铺。

他把剩下的钱，用油纸包好，装在一个铁盒子里，埋在了杂货铺后院的地下深处。

我们的生活，似乎重新开始了。

杂货铺的生意不好不坏，勉强能维持生计。

我爸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了。

他学会了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到半醉才肯睡觉。

我知道，他是在用酒精麻痹自己，麻痹那份深入骨髓的恐惧。

他经常在半夜惊醒，大喊着“别过来”，然后满头大汗地坐起来，点上一根烟，一抽就是一整夜。

我妈也不再是我记忆中那个爱唠叨的女人。

她变得小心翼翼，看谁都像坏人，每天除了守着店，就是把我关在家里，不许我出去。

那个布包里的东西，成了我们家一个绝口不提的禁忌。

但它就像一个幽灵，笼罩着我们新的生活，让我们喘不过气。

我上了学，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和别的孩子一样。

但我知道我不同。

我没有过去，没有老家，没有除了父母之外的任何亲人。

当老师问起我的家乡时，我只能含糊地说，很远，不记得了。

几年过去了，我们似乎真的安全了。

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那个遥远的北方小镇，那个雨夜，联系起来。

我爸的酒喝得少了，但烟抽得更凶了。

他的背，也更驼了。

我妈的脸上，有了些许笑容，但那笑容底下，总是藏着一抹化不开的忧愁。

那笔钱，我们家再也没有动过。

它就像一个罪恶的源头，被深深地埋在地下，我爸宁愿起早贪黑地做生意，也不愿去碰它分毫。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而又压抑地过下去。

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年。

那是2003年，距离那个雨夜，已经过去了整整九年。

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需要一笔不菲的学费。

家里的积蓄不够。

那天晚上，我爸把我妈叫到后院，两个人商量了很久。

我躲在门后，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把那个……取出来吧。”我妈的声音很低，“为了孩子上学。”

我爸沉默了很久，只听见他一声长长的叹息。

“作孽啊。”他说。

那天夜里，我爸挖出了那个铁盒子。

盒子已经锈迹斑斑，打开后，里面的钱因为潮湿，有些已经发霉了。

我爸一张一张地把钱擦干净，晾干，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进行某种沉重的仪式。

他数出学费的数目，剩下的，又原封不动地包好，重新埋了回去。

拿着那些带着霉味和泥土气息的钱去交学费时，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总觉得，这些钱上面，沾着血。

大学四年，我过得很节俭，拼命拿奖学金，做兼职。

我不想再用那个铁盒子里的钱。

我想靠自己，把我们一家从那个泥潭里彻底地拉出来。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报社，成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

或许是潜意识里，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去寻找某种答案。

我很少回家，因为每次回去，看到父母那饱经风霜的脸，我都会想起那个无法摆脱的夜晚。

2010年，我爸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得厉害，去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多年的担惊受怕和烟酒侵蚀，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

我把他接到省城最好的医院，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想挽回他的生命。

但医生说，太晚了。

在我爸最后的日子里，他反而变得很平静。

他不再做噩梦，也不再半夜惊醒。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病床前，对我说：“强子，有件事，憋在我心里太久了。”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爸，都过去了。”我握着他枯瘦的手。

他摇摇头，喘着气说：“过不去。”

“我这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除了那件事。”

“我拿了不该拿的钱，像老鼠一样活了大半辈子。”

“我没给你和你妈一个安稳的日子。”

“我对不起你们。”

他的眼角，流下一行浑浊的泪。

“爸，你别这么说，如果不是你，我们一家可能早就没了。”

他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我死后，你回老家一趟，把剩下的钱取出来，匿名捐了吧。”

“就当是……赎罪。”

说完这些，他的精神迅速地衰败下去。

几天后，他走了。

临终前，他一直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知道，他心里的那块石头，到死都没能放下。

处理完我爸的后事，我按照他的遗愿，回到了那个海边小镇。

我挖出了那个铁盒子。

里面的钱，大部分已经粘连在一起，霉变得不成样子。

我把它们送到了银行，费了很大功夫，才兑换出一部分。

然后，我以一个匿名的名义，把钱全部捐给了一家孤儿院。

做完这一切，我并没有感到轻松。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源头，还没有解决。

我利用记者的身份，开始调查一起陈年旧案。

——1994年，北方某小镇，火葬场抛尸案。

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卷宗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跑了无数个部门，找了无数个当年的办案人员。

终于，我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当年，确实有一个外地来的犯罪团伙，在本地进行了一场火拼。

死了一个人，另一个人带着钱和“信物”跑了。

所谓的信物，就是那截断指。

而那个带着钱跑路的人，就是照片上那个眉骨有疤的男人。

他叫陈虎，是个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

警方当年追查了很久，但陈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

案子，成了一桩悬案。

我找到了当年负责这起案子的一位老刑警，他已经退休了。

我把我爸的故事，隐去姓名和关键信息，当成一个“听来的故事”，讲给了他听。

老刑警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故事里的这个人，他做了一个普通人在那种情况下，最可能，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他保住了自己的家，但也背负了一辈子的枷锁。”

“至于那个陈虎，”老刑警喝了口茶，“这种人，要么早就死在哪个角落了，要么，就是换了个身份，躲起来了。”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跑不了一辈子的。”

和老刑警的谈话，让我心里好受了一些。

我爸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想要保护家人的普通父亲。

我把母亲也接到了省城生活。

她的话越来越少，很多时候，她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知道，她在想我爸，在想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随着我爸的去世，永远地尘封起来。

直到有一天，报社接到了一个任务。

去采访一个知名的企业家，他最近给家乡捐了一大笔钱修路，是个慈善家。

主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看了看资料，那个企业家的名字叫王德发，一个很俗气的名字。

照片上的他，西装革履，面带微笑，看起来和蔼可亲。

但在看到他左边眉骨的那一刻，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

那道疤，虽然过了近二十年，变得淡了一些，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它和那张黑白照片上的疤，一模一样。

他就是陈虎。

我拿着资料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没有死，他改了名字，洗白了身份，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一个慈善家。

而我的父亲，一个善良本分的普通人，却因为他，担惊受怕了一辈子，最后在痛苦和悔恨中死去。

一股巨大的愤怒和不甘，涌上了我的心头。

凭什么？

我接下了这个采访任务。

我要去见他，我要亲眼看看，这个毁了我们一家的人，现在是什么样子。

采访的地点，在他的公司总部，一栋气派的写字楼里。

我见到了他。

他比照片上看起来更显老态，但精神很好，举手投足间都带着成功人士的自信。

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谈论着他的发家史，他的慈善事业。

他说他出身贫寒，全靠自己一步步打拼出来的。

他说他信佛，相信因果报应，所以要多做善事。

我看着他虚伪的脸，听着他冠冕堂皇的话，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采访快结束时，我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王总，我听说您不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儿的？”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一瞬间的僵硬。

“呵呵，老家啊，北方的，一个小地方，不说也罢。”

“听说王总年轻的时候，经历也很坎坷？”我又追问了一句。

他的眼神变了。

那和蔼可亲的面具下，透出了一丝当年的凶狠。

“小王记者，你问的有点多了。”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我没有退缩，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我只是对您的过去很感兴趣，特别是，1994年的那个夏天。”

我说出“1994”这个年份的时候，他端着茶杯的手，明显地抖了一下。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像刀子一样。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吗？”我从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放在了桌上。

那是我特意去老家，从灶膛里挖出来的，那个早已腐朽不堪的蓝色布包。

虽然已经看不出原样，但那根被我爸割断的红色棉绳，我还留着。

看到那个布包和红绳，陈虎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就和我爸当年从雨夜里跑回家时，一模一样的脸色。

“你……你是谁？”他的声音在发颤。

“我是谁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火葬场的那个守夜人？”

他瘫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拿着带血的钱，成了大善人。”我的声音冰冷，“而那个被你吓得背井离乡的普通人，却在恐惧和自责中，过完了他的一生。”

“你信的因果，现在来了。”

我站起身，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走出那栋大楼，我抬头看了看天，阳光刺眼。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老刑警的电话。

“喂，张叔，关于那桩1994年的悬案，我……有新的线索了。”

我把所有的证据，包括我的采访录音，和我父亲的遗言，全都交给了警方。

半个月后，著名企业家王德发，也就是陈虎，被警方逮捕。

尘封了近二十年的案子，终于告破。

新闻出来那天，我给我爸的墓碑前，放了一份报纸。

“爸，你看到了吗？”

“恶人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您……可以安息了。”

一阵风吹过，报纸被吹得哗哗作响，像是在回应我。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我爸，还是当年的样子，穿着那件蓝色的工作服。

他没有说话，只是对着我，露出了一个久违的，温和的笑容。

他的背，好像也直了许多。

来源：在海滨悠闲望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