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8年3月戴高乐再度执政时，他已经在下野时思考过世界战略格局及法兰西该做些什么；因而，戴高乐的法国政府就表现出重视加强与新中国的关系。中法间贸易和民间来往增多了，法国政府也通过一些渠道多次暗示准备承认中国。

1958年3月戴高乐再度执政时，他已经在下野时思考过世界战略格局及法兰西该做些什么；因而，戴高乐的法国政府就表现出重视加强与新中国的关系。中法间贸易和民间来往增多了，法国政府也通过一些渠道多次暗示准备承认中国。

6月4日，法国前议员梅耶对中国访法艺术团团长吴晗说：过去法国不承认新中国，主要是受美国压力；法国摆脱美国的依赖是可能的，戴高乐上台后会对中国采取较为积极的政策。

6月25日，法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莫里斯·舒曼表示：法国官方已认识到，打算与中国建交又与台湾保持关系是不可能的；戴高乐本人也赞成承认新中国，并与台湾断绝关系。种种信息传到中国。中国方面作了反馈。

7月间，在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及议员罗兰·杜马访华的同时，中国政府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法国新闻工作者访华团说：

“我们没有与戴高乐将军直接接触过，因此，对他没有特别的好感，也没有特别的恶感，对法国政府也是这样。我要指出一点，即戴高乐将军有闹独立性的一面，他并不是那样心甘情愿屈从于英、美。我记得，戴高乐上台后，非正式地放出口风，要承认中国，但还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也不准备对此发表意见，但我要说一句：如果要承认中国，就要赶走蒋介石的大使馆…否则，即便他承认中国，我们也不干。”

一年后，1959年7月，法国政府通过议员德洛奈向中国试探：要是法国放弃台湾，中国是否可以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做些让步，以打开中法关系。

中方当即表明：同情并支持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反抗殖民主义，声援一切要求解放的民族反抗侵略，是中国人民的一贯政策，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原则不会改变。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法国同美国扶持下的台湾当局保持关系便是对中国的敌视，这种状况不改变，中法关系正常化便无从谈起。

又过了一年。1960年2月23日，法国独立自主地在北非撒哈拉沙漠雷冈基地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的腰杆更硬了，法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与控制的力量增强了。法国政府在改善与苏联关系的同时，又做出积极准备与中国建交的姿态。

这年6月14日，戴高乐召见访问过中国的亲信富尔，请其讲中国问题，并赋予其探听中国政府对于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戴高乐说，法国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接着，法国驻瑞士、瑞典、丹麦使馆的外交官不断放出风来，称法国不久将承认中国。法国驻匈牙利公使甚至煞有介事地说：法国政府已经内定由他出任首任驻华大使。

但是，中国对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对几内亚、马里、刚果等新独立的原法属或法语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引起了法国政府的疑虑。特别是中国对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的继续支持，更使法国政府甚为不安。

因而，陷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危机的法国当局对中国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耿耿于怀，这使法中两国都不能避开阿尔及利亚问题而直接讨论建交事宜。

1961年初，弗朗索瓦·密特朗以参议员及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身份首次访华。2月7日，密特朗在北京与陈毅会见时表示，中法建交必须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陈毅外长明确地回答密特朗说：中国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独立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为止。

1961年5月，在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外长与法国外长顾夫·德姆维尔商谈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德姆维尔表示：目前建交尚有困难，希望先发展贸易和文化方面的往来。

从此以后，法方开始为中法建交创造条件。法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发展对华的经济文化关系。特别是，法方开始注意疏远同台湾的关系，冷淡台湾派往巴黎的官员。蒋介石政权驻法“大使”段茂调离后，法国政府不再接受台湾新大使，使法台关系保留在“代办”级。

1962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7月3日，中国与法国同日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中国与法国之间因为中国一贯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而导致的建交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1963年春，在又经历了两三次惊险的暗杀阴谋之后，戴高乐曾经召见富尔，告诉富尔将来“法中建交由你去谈”，并要其做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

这天，戴高乐的座机是下午从科隆贝乡间飞返巴黎的。待防弹车将他送到爱丽舍宫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

1963年8月，巴黎的天气特别热，市民们大都纷纷离开城市，到海边或者山地森林里避暑去了，只有个别离不开的政府官员们不得不留在城里处理政务。七八月间，戴高乐大多时间是在乡下别墅里度过酷热暑季的。

戴高乐为什么要从凉快的乡间赶回炎热的城里来呢？

因为国际局势的急速发展，促使他特别约了亲信人物富尔中断避暑休假，来爱丽舍宫见面。

这些日子里，他虽然住在乡下林荫中的小别墅里，却极为关注着全球风云的变化。

1963年7月25日，美国、苏联与英国三大核国家在莫斯科开会，他冷眼观察着。这三大国邀请已经拥有原子弹的法国也参加，他拒绝了。他采取了“空椅子”政策，不参加三大国的禁核谈判。这三国的显赫人物，经过吵吵嚷嚷，终于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即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这项条约表面上是针对美、苏、英三大国的，实际上目的在于剥夺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权力，尤其是针对刚刚拥有原子弹的法国和即将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以保持苏、美核垄断的地位。因为美、苏的核试验技术已经可以不在大气层进行，它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核武器。他一再表态，法国坚决拒绝在这个部分禁试条约上签字。他提出反措施说，要求首先禁止生产和拥有火箭、飞机和潜艇等运载工具，销毁现存核武器。

这三国的条约签订后，助手给他送来中国总理周恩来8月2日致世界各国首脑的建议信。周恩来在信中建议：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具体说就是：不使用核武器，不输出核武器，不输入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试验核武器，不储备核武器，把世界上现存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输工具统统销毁，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研究、试验、生产核武器的机构统统解散。

据说，戴高乐平时不苟言笑，看了周恩来此信即开颜笑起来。中国和法国在对待这“三家条约”的立场惊人一致。在他读周恩来这封信时，他想起了近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将在什么时候拥有原子弹的猜测和议论。

三家条约签订前，6月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就预言说：中国将在今年或者明年试爆原子弹，要阻止中国试爆一个原子炸弹是十分困难的。

三家条约签订次日，7月26日，西方各大通讯社相继从北京发出电讯报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庆祝抗美援朝十周年大会上讲话，说：“任何新技术都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都不可能长时期为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所垄断。”

三家条约签订后，肯尼迪总统8月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要成为一个核国家可能需要10年时间。

西方社会甚至有一些传言，称有什么意大利核专家在中国新疆的原子试验基地工作…他根据法国情报部门的调研报告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能运载原子弹的中近程导弹进展较快，中国极有可能在最近引爆一个小型原子弹。

就在中法两国对核试验立场十分一致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极重要的事件：美国制造“八月阴谋”，对越南的介入急剧升温。在乡下注视着国际形势的戴高乐，除了关注着三家核条约签订后的形势发展，也特别注意到越南局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奠边府战役后，法国迫不得已退出了印支。但是，在法国势力退出时，野心勃勃的美国却取而代之。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这年入夏以来急剧升级。西贡、顺化等地多次发生僧侣自焚或者和平示威，吴庭艳政权屡屡开枪打死多人。西贡外交部部长武文牡辞职，并以剃和尚头抗议当局暴政。

戴高乐特别关注着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总统的表现。肯尼迪宣布派出身于政客世家的亨利·洛奇出任美国驻西贡大使。

戴高乐知道这个洛奇是一个强硬派的共和党人，曾被选为1960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其有雄厚的权势基础，遇事果断，极端自信，敢作敢为。肯尼迪让其出任驻越大使，意味着要在越南采取重大行动。法国情报部门的特别报告说，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即将在西贡策动换掉吴庭艳的政变，并扩大对越南的武装干涉。后来，果然在洛奇的鼓励下，1963年11月1日西贡发生政变，吴庭艳兄弟俩在遭逮捕后押往政变总部的装甲车里被杀害。

戴高乐早就对美国染指越南而十分恼火。60年代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扬言要击败共产党的游击战，使美国对越南的介入日益升级，美国从出钱、出枪、出顾问让越南人打越南人，一直发展到美国军队直接的武装干涉，并大规模升级。

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地区开展“特种战争”。就在这个月，肯尼迪总统出访巴黎，表示要在印支建立起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堤坝，期望获得戴高乐的赞同。但是，戴高乐却当面对其表示异议，强调东南亚不是西方进行战斗的地方，东南亚唯一的前途是中立化。他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走上了一条不该走的路，预言：“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干涉会难以自拔。一旦民族觉醒以后，任何外国势力，不管拥有什么手段，都是站不住脚的。”

据《希望回忆录》里记载，当时，他还结合法国在印支的经历，劝说肯尼迪：

“我们法国人是有经验教的。你们美国人昨天在印支取代了我们的地位，现在你们要在那儿步我们的后尘，重新点燃已经熄灭了的战火。我预先告诉您，您将一步一步地陷进一个军事与政治的无底洞，不管你们能够在那里浪费多少钱财，付出多少牺牲。”

但是盛气凌人的肯尼迪根本听不进戴高乐的忠告。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宣告成立，直接指挥越南吴庭艳部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进一步加强了武装干涉。

1963年五六月以后，美国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急剧扩大。8月间，面对美国不断扩大对越南进行武装干涉的形势，戴高乐经过思考，觉得有必要公开与美国的越南政策划清界限，他召开内阁会议。8月29日，戴高乐首次以法国政府名义对越南局势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在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与美国抗衡，具有战略家眼光的戴高乐把视线投向了亚洲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他深感加速中法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

他决定要采取行动打开对华关系，要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这实际上是采取与美国侵越政策相抗衡的对立行动。

1963年9月中旬，戴高乐在决定召开讨论越南问题的内阁会议之前，他叫秘书急召富尔来爱丽舍宫见面。秘书在巴黎找不到富尔，一打听富尔的家里已经没人了，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富尔此时正在瑞士的山里避暑。

戴高乐急了，嘱咐秘书：无论如何要找到富尔，说我有要事，请他尽快赶回巴黎见面。几天后，富尔从瑞士的避暑风景胜地达沃斯赶回巴黎。他同戴高乐的关系密切，非同一般。早在二次大战末期，他即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的副秘书长。

1958年阿尔及尔发生“五一三”暴乱危机时，他第一个公开表示支持戴高乐上台。他是律师出身，熟悉国际法，能言善辩，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并在法国政界享有较高的声望。

这次，他同戴高乐见面后，有如下的对话：

戴高乐说：“两年前，我就承认中国问题征求过你的意见，当时你说不能有所作为。现在你是否还是持这种看法？”

富尔回答说：“我想一切都变了。首先，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解决。因此，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不会遇到北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种尴尬事。其次，中国人由于同苏联的冲突而处境困难，会对您的建议更有好感。再者，您已经给美国那么多的独立信息，多一个或者少一个都无关紧要了。”

看来，富尔对戴高乐的决策想法已经十分熟悉。戴高乐对他的回答很满意，而且富尔已经去过一次中国，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结识，就决定让他肩负秘密使命去中国。

戴高乐望着对方说：“好吧。我现在就决定派你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一次，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发展两国关系问题。”

富尔有点激动地问，访华时间什么时候适宜。

戴高乐希望富尔尽快实现访华，说越快越好，并嘱咐通过法国驻瑞士使馆设法安排富尔与中国驻瑞士大使会见。

关于这次富尔来华访问的具体联系安排过程，担任当时中国驻瑞士大使的李清泉先生在《中法建交谈判回顾》一文中记述：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打电话，说法国前总理富尔希望于二十日会见中国大使。当时我任驻瑞士大使，当即答复同意。二十日上午，富尔来到伯尔尼中国使馆同我见面，说明来访的目的是要求再次访华，希望会见中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

李清泉觉得富尔传达的帮双方领导人“沟通情况”的信息很有内容、很重要，在送走富尔后，立即好电报让电讯室向国内报告。

1963年8月22日夜静更深，中南海西花厅里仍有灯光。周恩来还在案头准备发言稿。

在天亮后就要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上，他要作一个发言。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四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就在这个时候，外交部送来了急件：驻瑞士使馆报告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要求在今年10月间再次访华，称其“认识双方领导人，并有一定友谊，可以帮助双方沟通情况，谈些问题”。

富尔与戴高乐关系甚好，1957年间以私人身份来过中国，这次其访华要求在时间上显得急促了一点，8月底才要求，10月份就要来，并声言要见领导人。

周恩来立即敏锐判断出，这是说戴高乐有话要与中国领导人沟通。

中国与法国上个月不约而同，都严词拒绝了美、苏、英的三家核条约；戴高乐当然有话要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8月30日，李清泉按照富尔所给的地址，乘车来到瑞士达沃斯。他寻到了富尔避暑的住地。

富尔夫妇对李大使的到来感到特别高兴：“你看，刚10天，我们就又见面了。”

李清泉向富尔转达了张奚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会长的邀请。富尔对邀请他访华表示感谢，同时再次提出：“此次访华想与中国领导人谈的是政治问题，希望会见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富尔在同李大使见面并收到访华邀请后，立即由达沃斯迅速返回巴黎向戴高乐报告进展情况。

戴高乐对中国方面这样迅速做安排感到高兴。他觉得，在法中两国关系尚未磋商出成果之前，必须绝对保密。两人商定，为使富尔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让报界沸沸扬扬大做文章而影响事情进展，让富尔在名义上是以个人身份，不仅仅去中国而是“去亚洲观光访问”：在进人中国之前先去柬埔寨访问，并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回程时，即使有了好结果也不要急于直返巴黎汇报，而仍装出优哉游哉旅游观光的样子，在仰光、新德里逗留，并会见尼赫鲁总理。

戴高乐总统真是用心良苦！

多年以后，戴高乐的好朋友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要打开中国之门寻求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代表第一次访华，也采用了富尔这种肩负秘密使命而做迁回旅行的方式。

见过戴高乐以后，富尔给李清泉大使打去电话，告诉抵达中国的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者21日。

9月12日，富尔夫妇又专程来到瑞士，并在日内瓦请李大使共进晚餐。富尔夫妇很高兴。富尔告诉李大使，他上周见到戴高乐将军，将军要他再次来会面说清楚以下问题：戴高乐给他所携带的请中国领导人过目的亲笔授权信，还有就是确定访问实质上是官方性质，但对外只能说是个人旅行，希望保密。

李清泉表示理解，并遵照国内指示询问富尔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

富尔开始只笼统地说准备谈国际问题以及两国关系问题。后来在闲谈中，气氛愈加融洽，富尔实际上透露了法国承认中国的一些具体想法。

经过商谈，确定富尔将经香港抵宝安（现深圳)进入中国境内，然后再从广州飞赴北京。富尔原打算从法国外交部带一个助手来华，后来担心暴露访问的官方性质而在行前又临时取消了，就由其夫人担任助手。

李清泉将其与富尔在日内瓦会面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

特别是有关富尔将带着戴高乐的亲笔信来华谈两国关系问题的情况，使周恩来立即敏锐地思考：戴高乐总统派出富尔携带秘密使命出使中国，其全部意义何在呢？

虽说还没有看到戴高乐所写的亲笔信，但周恩来已作出准确的判断：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举行，讨论中苏论战，讨论下一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在中国拒绝参加三国核禁试条约后，中苏两党的激烈矛盾更公开化了，双方的大论战正在进行。在这个时候，从法国来的信息使周恩来格外重视。

周恩来主持了有关人员参加的专门会议，冷静而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发展中法两国关系，有如下认识：

(一)法国是西欧大陆的重要国家，通过与法国建交可以打开一个缺口，进一步扩大我国同西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打破美国的封锁，反对苏联的控制，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中法建交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三)戴高乐奉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政策在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支持这一政策有助于打破超级大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垄断。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政府决定响应戴高乐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姿态，积极推动中法建交。还对中法谈判中的关键问题一台湾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果对方以其他形式和手法搞“两个中国”，则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揭露。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或者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建交达成最后协议，但这样做也可以引导中法关系今后朝健康道路发展，并为以后两国尽快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奠定良好基础。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把法国同美、英区别对待，多做富尔的工作。按此方针，中国方面给富尔以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刘少奇将分别会见他，由周恩来与他做实质性的会谈。让富尔作为代表戴高乐总统的国宾规格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

（正文完）

来源：之华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