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我刚上初二，身上起了一种怪疹子。先是手臂内侧，后来蔓延到了脖子和胸口。一开始只是红点，后来变成了硬块，又疼又痒。
那年我刚上初二，身上起了一种怪疹子。先是手臂内侧，后来蔓延到了脖子和胸口。一开始只是红点，后来变成了硬块，又疼又痒。
母亲领我去镇医院看过，医生说是过敏，开了激素软膏让我涂。涂了两周，疹子是消了，可没过几天又冒出来，比之前更厉害。
我家住在小岭村的坡上，院子后面是一片杂树林。隔壁住着王叔一家。王叔年轻时在煤矿干活，一次事故压断了右腿，从此落下了残疾。他平时种点地，闲时在家研究草药，村里有个头疼脑热的都爱找他瞧瞧。
“让王叔看看吧，”父亲提议，“他那儿有草药，说不定管用。”
母亲摇摇头：“那老瘸子懂什么？连个初中都没毕业，就会胡乱开几味草药。”
母亲是小学老师，对没文化的人总有种莫名的看不起。
可疹子越来越严重，连睡觉都不安稳，我晚上疼得直哭。父亲心疼，趁母亲去学校，偷偷领我去了王叔家。
王叔的院子比我家大些，门口放着个破沙发，坐垫上有补过的痕迹，旁边一张桌子上摆着半瓶二锅头和一个缺了口的杯子。墙角堆着几捆晒干的草药，门框上钉着一个铁钩，挂着一串风干的红辣椒。
这么些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王叔家的味道——草药的苦涩、烟丝的焦香，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泥土气息。
王叔听了父亲的描述，看了看我的疹子，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起身去了后院。回来时手里拿着几样东西：一把干枯的紫色小花、一些树皮、几片不知名的叶子，还有一个布包，解开后是些黄色的粉末。
“这是什么？”父亲问。
“野菊花、槐树皮，还有黄柏粉，”王叔说话有点含糊，“熬水喝，一天三次，一周就好。还有这个，”他又递给父亲一个小瓶子，里面是绿油油的膏状物，“晚上睡前抹在疹子上，能止痒。”
父亲接过药，问：“多少钱？”
王叔笑了笑：“乡里乡亲的，钱算什么。”
父亲硬是塞给他二十块钱。王叔也没推辞，只是说：“要是不好，再来。”
回家后，父亲告诉我：“别让你妈知道。”
我们开始了”地下工作”。每天放学回家，父亲就偷偷给我煮药，趁母亲批改作业的时候，我就躲在厕所里喝下那苦得要命的汤药。晚上睡觉前，再偷偷抹上王叔给的绿色药膏。
药膏有股土腥味，但抹上去很清凉，痒得厉害的时候特别舒服。
三天后，疹子开始结痂；五天后，红肿消退；一周后，只剩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这天晚上，母亲突然发现了我胳膊上的变化。
“怎么好了？”她盯着我的手臂，“是不是又去涂那个激素药了？我不是说了那东西不能长期用吗？”
父亲在一旁插嘴：“可能是孩子体质改善了吧。”
母亲半信半疑，但疹子确实好了，她也就没再追问。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件事好像就这么过去了。
我上高中那年冬天，王叔的老伴去世了。村里都说是肺病，不过也有人说是煤气中毒。葬礼很简单，王叔的儿子从城里回来，办完事又匆匆走了。
从那以后，王叔变得更加沉默。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破沙发上，望着远处的山，手里捏着烟袋，却很少点着吸。
我有时放学路过他家，会看到他在晒草药。各种各样的草根树皮摊了一地，风吹过，带着怪异的香味。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对他说：“王叔，谢谢你那次给我的药。”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角的皱纹堆成一团：“记得啊？多大点事。”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走前又去看了他。他家院子里的旧货似乎更多了，一张缺了腿的桌子上放着个鱼缸，里面却养着几盆多肉植物，旁边是几本翻得起毛的医书，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王叔，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让村里人捎信给我。”我说。
他摆摆手：“你好好念书，别管我这个老废物。”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结婚生子，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村子都有些变化。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村头有了小超市，不少人家盖起了二层小楼。
但王叔的房子还是老样子，墙皮剥落，门框上的红辣椒换成了晒干的柿子。
有一年春节，我回村看到王叔在自家门前晒太阳。他变得更瘦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他认出了我，冲我点点头，没说话。
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王叔的腿病越来越严重，有时疼得几天下不了床。村里给他申请了低保，但他不愿意去镇上的敬老院，执意要住在自己家里。
“他儿子呢？”我问。
“听说在深圳，做什么生意，好像挺忙的，很少回来。”父亲说。
又过了几年，母亲突然病倒了。
起初是浑身无力，后来出现了黄疸。镇医院检查说是肝功能异常，建议去省城进一步治疗。
省医院确诊是自身免疫性肝炎，需要长期服药控制。医生说这种病成因复杂，可能与遗传、环境、免疫系统紊乱有关。
我记得那天从医院出来，母亲突然问我：“记得你小时候那次皮疹吗？”
我点点头。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她欲言又止。
我安慰她：“不会的，那么多年了，怎么会有关系。”
但我心里也不确定。那次皮疹确实来得怪，去得也怪。
某天晚上，我值班照顾住院的母亲。她睡得不安稳，老是说梦话。
凌晨三点多，她突然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王根生的药方，你还记得吗？”
王根生是王叔的大名，平时没人这么叫他。
我一愣：“什么药方？”
“就是…就是治你皮疹的那个。”
我这才意识到，母亲其实一直知道那次的事。
“您怎么知道的？”
“你爸以为我不知道，”母亲苦笑，“那药味那么重，我怎么会闻不到。后来你好了，我也就没说破。”
“那您现在问这个做什么？”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医生说我这病可能早年就有了，只是一直没发作…我在想，会不会和你那次皮疹有关系。”
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您是说，我那次可能也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表现？而王叔的药…治好了它？”
母亲点点头：“我想问问他用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回村，问父亲王叔的情况。
“老王啊，”父亲停顿了一下，“去年冬天走了。”
我心里一沉：“怎么没人告诉我？”
“你忙，我们也不想打扰你。”父亲说，“他走得很安详，睡着了就没醒。”
我问他王叔有没有留下什么药方或者笔记。
“那老头的东西，死后没几天就被他儿子收拾干净了。听说屋子要卖掉，改建成农家乐。”
挂了电话，我沮丧地回到医院。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母亲的病情稳定了一些，但医生说需要终身服药。我们出院回家，生活慢慢恢复了常态。
两年后的一个周末，我收到一个快递包裹，是从广东寄来的。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还有一封信。
信是王叔的儿子写的：
“您好，我是王根生的儿子王海。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发现这本笔记。里面记录了他多年收集的草药方子。翻到最后几页，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您家的地址和您的名字，还有’皮疹方’三个字。我想，这可能对您有用，所以冒昧寄给您。父亲一生助人无数，却从不张扬。如果这本笔记能帮到您或您身边的人，想必是他所愿。”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种草药配方，有的旁边还画着简单的草药图案。在倒数第三页，我找到了那个治疗皮疹的方子，旁边还有一行小字：“自身免疫调节，适用于湿疹、荨麻疹、红斑等。”
这一行字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
我立刻把笔记本带回了老家。母亲看到那个方子，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王叔早就知道，”我说，“他可能比那些医生懂得还多。”
母亲翻看着笔记本，手指轻轻抚过那些泛黄的纸页：“我当时那么看不起他…”
我们按照笔记上的配方，找中药店抓了药。和西药一起服用，母亲的病情控制得比之前好多了。肝功能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医生都感到惊讶。
今年清明，我和母亲一起回村扫墓。扫完祖坟，母亲说要去看看王叔。
王叔的坟在村后的小山坡上，很简单，只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墓前没有任何装饰，只有几株不知名的野花。
母亲站在墓前，低声说了很多话。风很大，我没听清，只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回去的路上，我们路过王叔的老房子。已经拆了大半，只剩下几堵残墙。墙角还立着那根晒衣绳的木杆，上面挂着一个破塑料袋，风一吹，发出”啪啪”的响声。
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我惊讶地发现，草丛中开着一簇簇紫色的小花——和当年王叔给我的药材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花？”我问路过的村民。
“野菊花啊，”老人说，“山上到处都是，没人要的东西。”
没人要的东西，却救了我，也救了我母亲。
前几天，母亲去医院复查。主治医生看着化验单，惊讶地说：“好转得比预期快多了，您是怎么调养的？”
母亲笑了笑：“一个老朋友教我的方子。”
回家的路上，母亲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后悔当年对王叔的态度。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早就…”
我握住母亲的手：“他知道您感谢他。”
母亲摇摇头：“不只是感谢。我欠他一句道歉，一句真诚的道歉。”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晒干的紫色小花：“我从他老房子那里采的，今年开得特别好。”
晚霞把母亲的脸映得通红，我看见她眼里有泪光。
“有些人，”母亲轻声说，“活着的时候我们看不起，等到失去了才明白他们的价值。”
村口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在播放什么通知，声音断断续续的，盖过了母亲后面的话。不过没关系，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有些歉意来得太迟，但总比永远不来好。就像有些治疗，即使延误了三十年，也比不治强。
走到家门口，我看见院子里晾着几件刚洗的衣服。风吹过，衣服鼓起来，像是有人穿在里面一样。恍惚间，我仿佛看见王叔坐在我家门前，手里捧着那本破旧的笔记本，冲我笑。
偶尔，我会梦见那个夏天，梦见王叔家的院子，梦见那些晒在竹席上的草药。在梦里，王叔总是蹲在地上，背对着我，摆弄着他的草药，腿上盖着一条褪色的毛巾。
梦里我问他：“王叔，您的腿还疼吗？”
他转过头，笑着说：“早不疼了，早不疼了。”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