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海量的信息，人类应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人类应该如何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不被言论所裹挟，避免成为被消遣的奴隶，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娱乐的意义。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是巨大的，印刷术冲击着人们面对面的思想交流，电视

面对海量的信息，人类应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短视频盛行的时代，人类应该如何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不被言论所裹挟，避免成为被消遣的奴隶，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娱乐的意义。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是巨大的，印刷术冲击着人们面对面的思想交流，电视媒介冲击着印刷媒介的文化传播，逐渐以娱乐取代严肃，文化中严肃的部分正在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永无止境的信息更替与娱乐至死。碎片化的信息被有心之人利用，用片面的观点来制造舆论，引导大众。长时间浸润在不健康信息下的人们会导致思想退化甚或是麻木。看似阅读了大量信息，实则一无所获，一段视频被下一段视频所取代，留在脑海中的信息不断被替换，获得的也只是短暂地消遣。简化生活首先是要将那些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信息加以甄别剔除，从而立足于自己的现实生活。避免让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直至最后走上不知道人类为何发笑的道路，这是无比残酷的。

摘抄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虽然联邦新闻法没有明文规定，那些不上镜的人其实已被剥夺了向大众播报所谓“今日新闻”的权利，但是那些在镜头前魅力四射的人确实可以拥有超过百万美元的年薪。

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如果是在广播上向公众发表演讲，演讲者的体形同他的思想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在电视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

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不存在数字，智力也没有数量和体积，除非我们相信它有。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

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

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观众还知道，有的新闻不管看上去有多严重（例如，在我写作本文的这天，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宣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战争无法避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

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来源：独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