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说，《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之所以有如此 的判断，在于《资本论》为工人阶级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寻求自我理解提供了根本的原则。虽 然《资本论》直接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分析方法和理论，它在相应的

恩格斯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说，《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之所以有如此 的判断，在于《资本论》为工人阶级认识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寻求自我理解提供了根本的原则。虽 然《资本论》直接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分析方法和理论，它在相应的 程度上也衍生出了对社会的“政治性”分析，而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议题的核心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讨论，尤其是在规范性名义下的讨论，已经将此议题转换至一种并非是马克思哲学原初语境中的言说方式。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这种讨论的方式已经将马克思置 于一种“他者”的框架中。因此，如果要讨论马克思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元素，我们还应回到马克思哲学的语境和框架中来展开。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立足于“生产”之上所作的“形式分析”， 尤其是有关“价值形式”的讨论，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切入点。正是 这种“形式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独特性，并且在此基础上为讨论和分析阶级属 性、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共同体原则提供了基本的支点，从而呈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具体内 涵和本有的言说方式。就此而言，不同于一般政治哲学对“平等”“正义”等“日常政治”议题的关 注，马克思“政治哲学”展示的是一种以扬弃“日常政治”为目的的“宏大政治”。

一、形式分析与阶级分析

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阶级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但随着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阶级问 题日益在理论话题中“隐退”。这种“隐退”一方面源于对“阶级”议题本身的认识局限，另一方面 源于诸多社会理论对于“阶级”概念的消解。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对“阶级”议题的经验化分 析密切相关。但就马克思本人对“阶级”议题的讨论而言，并不是一种纯粹经验化的社会分析，而是有着更深的社会形式和结构化的思考。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阶级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存在也是独特的社会形式的结果。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分析，首先必须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形式分析 之上。马克思本打算在《资本论》中有所解释，但可惜在开了个头之后便戛然而止。就《资本论》的 整体结构和“阶级”小节中马克思的论述而言，我们可以尝试对“阶级”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阶级”小节中说: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 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1］在此，马克思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已 经完成，但阶级结构并没有实现纯粹的形式化存在。但他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趋势和规律将逐渐使其形式化，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说: “是什 么形成阶级? 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 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 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 乍一看，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2］就此而言，马克思认为对“是什么形成阶级”的回答，不能着眼于对阶级的收入及其收入源泉的同一性的分 析。这意味着阶级的内涵不能从其内部的“同一性”开始，而是要回到具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普遍性”的“社会形式”中来展开讨论。因为这种“社会形式”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结 构性”存在。

就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几段铺垫性论述而言，这种“结构性”源于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所以斯威齐将“劳资关系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有 意义的一种关系形式: “所谓意义重大也者，就是关于整个社会的结构特点与趋向的问题”，并且 “资本家和工人都被还原为某种标准的型式。”［3］表面上看，“劳资分离”使得资本家成为资本家、工 人成为工人，但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效应是自然经济基础的消亡、发达商品经济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型。因此，对“劳资分离”的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形式分析内容之一。而“劳资分离”之于自然经济的消解与发达商品经济学的出现，恰恰也构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讨论的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开始从使用价值、价值和价值形式的角度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 过分析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从而聚焦于对抽象劳动及其交换价值的讨论。马克思指出: “如果我 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 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 动，抽象人类劳动。”［4］正是在“抽象劳动”的基础上，商品的交换价值才得以可能，而这个表达了不 同具体劳动所蕴含的共同性的抽象劳动，使得思考阶级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抽象劳动”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建构形式和本质规定性。上述马克思关于“阶级”小节论述中所指明的规律和趋势，就工人而言，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劳动变成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雇佣劳动”的核心规定就是“抽象劳动及其交换价值”，这意味着通过抽象劳动来思考工人阶级本质属性的可能性，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阶级所独具的特征，具有生产性的内涵并创造社会价值。“抽象劳动的一系列规定性引导我们从最后的 商品市场到最先的劳动市场，再到价值增殖过程的核心即直接生产过程。”［5］这也符合马克思不从 “收入和收入源泉同一性”的角度来定义阶级，从而使“工人阶级”的定义转入生产性领域的研究思 路。按照阿瑟的说法，抽象劳动不是工人阶级自身“自觉”的一种属性，而是“社会形式的规定性”。

无论是社会的结构性分析还是形式的规定性分析，就工人阶级的阶级内涵而言，可以将其定位在“抽象劳动”以及在“抽象劳动及其交换价值”基础上的价值理论。进而言之，不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是以各自的内在规定为规定性，而是以社会的规定为规定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就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对马克思而言，这一社会结构之所以如此独特，正是因为它是由劳动、由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 殊性所建构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仅仅以劳动为中介而存在。”［6］换句话说，资 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也是来自于这种特殊的劳动即抽象劳动。因为资产阶级对于生产的组织，并 不在于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在于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而这只有在“抽象劳动”被界定 后才是可能的。就此而言，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特的阶级，是历史与本质地与“抽象劳动”联系在一起的。

从马克思关于价值、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所作的“形式分析”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这些社会形式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属性也都来源于此，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合理的理解。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这种社会属性本质上都来源于社会规定性，而马克思所做的“形式分析”就是要展示这种社会规定性。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最后部分讨论“阶级”时的语境。在关于生产、分配和收入关系的讨论中，马克思本人已经否定了“收入”环节对阶级内涵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将 对“阶级”问题的讨论回溯到“生产”领域，而抽象劳动及其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论》一开始讨论生产领域的基础。回到生产领域来讨论阶级问题，能够让我们避免对阶级问题的经验主义分析。在一般的分析中，我们经常将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那么，是否可 以反问，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占有了生产资料，是否意味着就变成了有产阶级?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就变成了“无产阶级”? 显然并不如此，因为这些都不是“阶级”属性的本质规定性。对此问 题的分析，还是要回到“阶级属性”得以可能的那个“社会形式”。马克思所论述的革命以及社会形态的转变，首先是社会形式的转变。一旦在“形式分析”的意义上澄清“阶级”内涵尤其是揭示阶级 形成的机制时，我们才能指出“阶级”的历史性规定。因此，形式分析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及其内容提供了合理的视角。

二、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

作为阶级内涵的塑造形式，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不仅能够说明阶级的形成机制，同时也成为分 析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重要切入点。因为阶级统治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也是一个观念的过程。阶级统治必然带来观念的统治，而这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对象。《资本论》“商品”章中对生产和价值的形式分析，其实就暗含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指向。“形式分析”是我们寻找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关联的重要环节，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在宏观的维度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微观的维度上揭示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的特殊性。

就《资本论》“形式分析”的意识形态批判内涵而言，主要是围绕着“商品拜物教”而展开。哈 特、奈格里指出: “抽象化对资本的运作和对资本的批判都至关重要。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的出发点就是对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所进行的分析。”［7］这个抽象化的分析过程，就其批判功能而言，直接体现为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商品拜物教”分析。“商品拜物教”不仅是要说明 商品在现代社会的地位，而且要说明现代社会的统治机制就是由这些概念、范畴、形式所规定和塑造的。马克思认为: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 式。”［8］在斯威齐看来，商品拜物教所带来的“范畴”的社会效力和“客观性”，“远超过经济学和经 济思想的寻常界限”［9］，从而为整个近代意识形态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社会形式塑造了阶级，阶级也需要社会形式来实现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借助于对抽象化的分析和批判开始的。马克思首先认为，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形式标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特征。具体而言，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以抽 象劳动和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商品价值形式才发展起来并占有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作形式分析，以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中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 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 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的特殊性。”［10］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形式分析，最终目的是要指 向其特殊性和历史性。而古典经济学不仅“无视”这种特殊性和历史性，还致力于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个建构的过程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而是内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规范中，从而形成阿尔都塞所说的“理论总问题”。

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特殊性和历史性是由其“理论总问题”决定的。在这种总问题的形式中，这是必然“看不见的”，是必然的结果。他指出: “总问题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 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而作为被排除的东西，它是 由总问题领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看不见的东西禁止和压制某种领域对它自己对象的反 思即总问题对它的对象之一的内在的必然关系。”［11］通过阿尔都塞的论述，我们可以从这种必然关 系的结构中真实地揭示“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这种在现实中存在、又在认识中或者观念中不予揭示甚至采取掩盖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对象。由阿尔都塞的论述可见，所谓“看不见”的 东西并不是真实不存在的东西，而是在这种“结构”视域中被遮蔽的东西。因此，对“看不见”的东 西的认识，就必须从反思总问题的结构开始。对总问题的反思，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在对“总问 题”本身进行形式分析。在这种操作中，“看得见的东西”则成了社会的外观，是最真实的唯一的东 西。而斯威齐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就在于指认出这种“外观”并扩大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分 析，“那些把资本主义方式视为天然和永恒的人就是把外观当作社会关系的真正表现来接受。在此基础上，就有一整套伦理的和法理的庞大上层建筑被建立起来，以便为现存的秩序辩护，并规定 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只有通过某种对商品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即透过表象而分析它下面的人与人关系，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的正义和资本主义的法律的历史相对性。”［12］因此，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而言，这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批判的话题。对这种结 构的分析，并不是在结构内部进行，而是对这个结构本身分析的结果。这是阿尔都塞“症候阅读” 所要揭示的内容，而其前提在于对结构本身的形式分析。就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而言，我们一般是在社会再生产的意义上来理解，但这种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社会形式本身的再生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引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和秘密，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的揭示，也是 在一般的意义上展示现代社会中观念意识和现实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所指 出的: “形式”“范畴”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本身是具有社会效力的。对观念范畴所具有的社会效力的分析，不能仅仅立足于一般的纯粹理论分析，而是要还原为阶级关系的分析。换言之，通过价值形式分析所揭示的阶级关系，必然要求观念意识即范畴的统治。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观念范 畴具有社会效力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观念必然成为社会的总体观念，所以马克思说这些“形式”取得 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形式分析，一方面体现为对范畴及其历史性的揭示，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意识形态及其抽象统治的揭示。所有这些内容，都可以构成我们分析构建社会共同体的一般内容。

三、形式分析与社会共同体的重建

在对商品、生产的形式分析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商品拜物教的性质与秘密”中特 意提到了四种“共同体”形式，这为我们思考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政治哲学的讨论。

社会共同体思想一直是哲学话语中的重要议题。古希腊时代就开始讨论如何过一种好的共同 体生活，近代政治哲学的主题仍然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共同体生活起源及其制度安排的讨论。与前 述二者的路径不同，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意义，在于其是建立在对“生产”领 域的分析之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伦特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对马克思进行了批 判。这反过来说明马克思对于社会共同体话语的理论创新，而这种理论创新是植根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共同体话题其实是一个历史性话题，其具体形式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不是一个自身具有固定内容的实体，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并 非是一群人的简单叠加式的存在，而是被社会关系所规定。因此，对社会共同体的讨论必须植根于社会关系及其外部表现，同时也要作形式分析，通过形式分析揭示社会形式的本质关系，从而揭示社会共同体的本质原则。

虽然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没有直接使用“社会共同体”概念，但就马克思在此设想的 “自由人联合体”而言，我们可以将此问题的讨论纳入到“社会共同体”的范畴中。在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讨论中，可以窥探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其关于商品拜物 教的讨论，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形式开始，最后衍生出对建立在这种生产形式之 上的共同体话题的讨论，并且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不同社会共同体形式的比较。

在讨论商品的神秘性质时，马克思将其来源指认为“社会形式”。在一系列的“形式分析”之 后，马克思指出: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 质。”［13］他进一步将这种劳动的社会性质具体化为“劳动二重性”，指明私人劳动必须经过“交换” 环节才能获得其“社会性质”。而这个“交换”过程的前提就是对商品“价值”的确认，最终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个过程掩盖了劳动的真实社会关系———“正是商品世界的 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14］而社会共同体就由此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所规定，因为“社会不只是 一群个体的人，它是有某些明确的、或多或少稳定的关系存在于其中的一群个人。社会的形式，取 决于这些关系的性质和形式”［15］。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共同体的内涵就必定与劳动的社会关 系与形式密切相关。

在论述中世纪的劳动社会关系如何决定共同体的内涵时，马克思指出: “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16］这种生产模 式及社会生活的内容因为其现实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劳动的特殊性”直接就是其“社会形式”。因此，马克思说中世纪人们的社会共同体生活始终表现为直接的个人的关系，而不是物的关 系。农业生产或者自然经济时期也是如此，“产品”不是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不同劳动“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17］。姑且不论这种生产的效率问题，马克思在此要揭示的问 题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社会关系以物的形式建构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介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关系是这样的: 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 系。”［18］私人劳动通过“等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共同体生活的内在机制就是物的抽象关系。在这种模式中，人的存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并没有出 场。当这种原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支配性原则之后，这种社会共同体则被一个外在的间接物所规定。

当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目的在物而不在人时，马克思称之为“虚假的”社会共同体。私人劳动在 这种模式中之所以具有社会的性质，并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物”的原因。一切劳动及其社会关系围绕“物”展开，所以马克思要对这个“物”及其之上的社会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揭示这种“虚假性”。这种“物”的关系不仅规定劳动者，同时也规定资本家。在这种模式中，整个社会的一切要素都围绕着“物”在运动，由“物”所主导而建构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共同体。此“完整”是指“物”对所有社会要素的吸纳，从而使得所有人、所有物都处在同一种关系中，只是这种关系最终采取了一种间接的形式。

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原则，在对这种社会形式的形式分析和批判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其出发点就 是从生产领域开始。他指出: “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社会产品的一部分 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 费。”［19］首先，马克思指明了“自由人联合体”生产的基础是对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而不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其与生产者的分离。其次，他认为劳动直接作为社会劳动得到体现，劳动产品作为社会产品由联合体成员共同占有。在这种模式中，劳动关系不需要通过产品价值衡量、交换的中介 而得到直接的体现。这些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20］最后，马克思倒转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 由物支配生产过程的逻辑，代之以“自由联合的人”支配“物质生产过程”，从而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性质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神秘属性。“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 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1］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对“自由人联合体”这种社会共同体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但他对不同社会的形式分析，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规定性相对应。从关于社会共同体思想的整个逻辑中可见，真正的社会共同 体首先要将人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就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 来。因此，生产的规定性成为马克思思考社会共同体话题的出发点和终点，这也是马克思“政治哲 学”的重要内涵之一。

四、结语

马克思“政治哲学”要有自身的对象和属性，就不能囿于一般的政治哲学议题的设置，而应立 足于马克思哲学自身对“政治性”议题的论述和分析。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个反思性的话题，它不是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理论自觉。要想在马克思哲学中寻找“政治哲学”的元素，我们还应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揭示其衍生的“政治性”议题及其给出的基本论断。对《资本论》的讨论和 衍生思考，能够为我们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提供一个直接的模式。《资本论》的议题是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批判，揭示了社会存在被一些社会形式与力量所建构，而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 必须立足于对这些“社会形式”和“规定性”进行形式分析和批判。将《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旨在表明讨论马克思“政治哲学”时不仅应当重视《资本论》形式分析 的理论价值，而且还应以此为基础呈现马克思“政治哲学”本有的内涵和言说方式。

参考文献：

［1］［2］《资本论》(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001－1002、1002 页。

［3］［9］［12］［15］斯威齐: 《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36、64、64、20 页。

［4］［8］［10］［13］［14］［16］［17］［18］［19］［20］［21］《资本论》(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1、93、 98－99 注释、90、93、95、96、97、96、96－97、97 页。

［5］阿瑟: 《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51 页注释 2。

［6］普殊同: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79－180 页。［7］哈特、奈格里: 《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26 页。

［11］阿尔都塞: 《读〈资本论〉》( 第二版) ，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第 17 页。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