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8月1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重磅公告：将欧盟立陶宛的UAB Urbo Bankas与AB Mano Bankas两家银行列入反制清单，禁止境内组织和个人与其开展任何交易、合作。消息一出，不仅在金融界引发强烈震动，更让中欧关系在高压博弈中再添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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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重磅公告：将欧盟立陶宛的UAB Urbo Bankas与AB Mano Bankas两家银行列入反制清单，禁止境内组织和个人与其开展任何交易、合作。消息一出，不仅在金融界引发强烈震动，更让中欧关系在高压博弈中再添一把火。

表面上，这是一次针锋相对的制裁对制裁；实质上，这是中国在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进行精准反制的一次典型案例，其背后蕴含的战略意图，既有法律维度的严密逻辑，也有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的深层布局。

7月18日，欧盟在第18轮对俄制裁中，将中国绥芬河农村商业银行与黑河农村商业银行列入制裁名单，理由是“涉俄金融服务”，指控其通过加密货币协助俄罗斯规避贸易限制。但令人质疑的是，欧盟并未公开可验证的证据链。

8月9日，欧盟正式执行制裁措施，这意味着这两家中资银行不仅失去了在欧盟的金融通道，还可能面临全球二级制裁的风险。这一举动被北京视为将中欧金融合作工具化、政治化的严重挑衅。

因此，8月13日，中国亮出反制牌，将两家立陶宛银行纳入清单，等于是“对等回击”，并明确以《反外国制裁法》为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自2021年6月实施以来，一直是中国应对外部不合理制裁的法律盾牌。它的立法背景，是中美贸易摩擦、中欧经贸争端，以及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单边制裁频发。

此次反制的关键条款包括：

第三条（反制原则）：明确中国有权对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实体和个人采取反制措施。

第四条（适用范围）：涵盖外国国家、地区及其组织、个人针对中国公民、组织的歧视性限制行为。

第六条（反制措施）：包括冻结资产、限制交易、禁止入境等。

本案中，中方将欧盟两家银行列入反制清单，既符合法律程序（经国家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批准），也符合“对等性”原则——针对金融机构的金融反制。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赋予了中国精准打击的裁量权：目标可以是国家层面的机构，也可以是具体企业或银行。选择立陶宛银行，而非法国或德国大行，显然是一次可控、可分级升级的信号释放。

立陶宛的特殊角色
立陶宛在过去三年里，频繁在涉台、涉俄、涉华问题上与中国交锋。它在欧盟内部虽是小国，却常扮演“政治急先锋”的角色——对台设立所谓“代表处”、在对俄制裁问题上极力推动“极限施压”，并在欧盟内部推动对中国的强硬路线。
选择立陶宛银行，既是对欧盟整体政策的回应，也是直接针对“挑头者”的点名警告。

经济牵连可控
UAB Urbo Bankas 与 AB Mano Bankas 在中国几乎无实质性业务，反制它们不会对中国企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害，却会对立陶宛国内及其在欧盟的声誉形成冲击。对于中方来说，这是一种“伤敌不伤己”的精确打击。

欧盟制裁体系的薄弱环节
立陶宛在欧盟金融版图中属于外围国家，其银行业对欧盟大金融体系的影响力有限。中方通过打击边缘节点，既能试探欧盟的集体反应，也能保留未来升级到核心成员国银行的空间。

三重信号的外溢效应：

对欧盟的直接警告
中国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如果欧盟选择政治化经济合作，中国会用法律手段对等回击，而且目标会精准选择。这不仅关乎当前的中欧金融摩擦，也是在为未来的经贸谈判设定“成本预期”。

对其他小国的震慑效应
立陶宛事件也是一个“示范案例”——如果欧盟内部小国充当大国政策的急先锋，就可能在中国的反制中首当其冲。这会让其他类似立场的国家在未来行动时多一份顾虑。

国内法治自信的展示
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实施精准反制，向国内外展示中国在应对外部压力时的制度化、法治化能力——不是情绪化的外交对抗，而是基于法律框架的可持续博弈。

自《反外国制裁法》生效以来，中国已多次运用其条款反制外国实体：

2022年：针对美方对中企的出口管制，反制部分美国军工与情报相关企业；

2023年：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军火商实施资产冻结与交易禁令；

2024年：在中欧光伏争端中，列入部分欧方企业负责人“入境禁令”清单。

这些案例共同特征是：目标精准、反制可控、效果可见。在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捍卫国家主权方面，法律的“硬度”与外交的“灵活度”形成了互补。

从中欧关系的现实来看，这次反制不会是终点。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境是：

有限摩擦后降温：双方通过外交沟通降级冲突，避免波及更广泛经贸领域。

逐步升级：如果欧盟再次扩大对中制裁范围，中方可能将反制目标扩展到欧盟核心经济体的金融机构。

结构性对抗：若地缘政治冲突持续，中欧可能在金融、科技等领域进入长期对峙状态。

中方在未来可能会结合《反外国制裁法》与其他金融监管工具，形成多层次反制体系：包括跨境结算限制、海外资产冻结、贸易融资封锁等，但在每一步升级前都会评估经济承受力与外交可操作空间。

中方此次将两家立陶宛银行列入反制清单，不仅是一次“针锋相对”的反击，更是一次法律武器与战略布局的结合示范。它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

中国有能力、有意志在规则框架内保护自身利益；

选择反制目标是经过精密计算的战略决策，而非情绪化冲动；

未来任何试图在对华政策上“带节奏”的小国，都可能成为被优先反制的对象。

在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高度交织的今天，《反外国制裁法》不仅是一部法律，更是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制度化筹码”。而立陶宛银行事件，不过是这把“法律之矛”刺向外部压力的一次有力试探。

来源：数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