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960 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宋朝就此建立，定都东京开封府 。然而，建国初期的北宋，虽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彼时，五代十国的分裂余波尚未平息，周边林立着诸多割据政权，它们如同散落的碎片，各自为政，阻碍着北

公元 960 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宋朝就此建立，定都东京开封府 。然而，建国初期的北宋，虽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彼时，五代十国的分裂余波尚未平息，周边林立着诸多割据政权，它们如同散落的碎片，各自为政，阻碍着北宋迈向大一统的步伐。

北方，北汉政权在契丹的支持下，据守河东十二州，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和契丹的军事援助，成为北宋北伐路上的一块硬骨头。北汉不仅自身军事实力不容小觑，背后契丹的虎视眈眈更是让北宋投鼠忌器，贸然北伐可能陷入与北汉和契丹的两面作战困境。

南方则是割据政权的密集分布区。荆南高保勖据有江汉三州，地处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虽国小民贫，“控弦之士不过三万” ，但地理位置关键，扼守着南北交通的要道；周行逢占据湖南十四州，史称武平政权，湖南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具备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蜀孟昶据有两川、汉中四十五州，蜀地向来有 “天府之国” 的美誉，物产丰富，易守难攻，后蜀凭借着山川险阻，构建起坚固的防御体系；南汉刘鋹据有岭南六十州，占据着广袤的南方沿海地区，控制着重要的海外贸易通道，经济实力雄厚；南唐李璟据有江南十九州，疆域涵盖今江苏、安徽、江西等省份的部分地区，南唐在文化艺术上辉煌灿烂，但在政治和军事上却面临着诸多挑战；吴越钱俶占据两浙十三州，吴越地区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且长期与中原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这些割据政权不仅在地域上相互隔绝，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军事力量也各具特色。它们之间或为争夺领土资源而相互攻伐，或为求自保而缔结联盟，使得局势更加错综复杂。面对如此局面，北宋若想实现天下归一，恢复汉唐旧疆，就必须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经过深思熟虑与权衡利弊，赵匡胤最终采纳了宰相赵普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先集中力量平定南方相对弱小、分散且经济富庶的割据政权，积累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提升自身实力，而后再挥师北伐，解决北方的劲敌，尤其是北汉和契丹。于是，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北宋拉开了统一南方的大幕，而荆湖与后蜀，成为了这场统一战争的首站。

建隆三年（公元 962 年），对于湖南地区而言，是动荡变革的一年。武平节度使周行逢，这位在湖南割据势力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因病离世，将权力的交接棒仓促地交到了年仅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手中 。在那个动荡不安、弱肉强食的时代，幼主继位往往意味着政权的不稳定，犹如风雨中的孤舟，随时可能被汹涌的波涛吞没。

果不其然，周行逢的离世成为了一场内乱的导火索。衡州刺史张文表，本就对权力怀有野心，如今见周行逢已死，周保权年幼，难以掌控局势，便趁机发动兵变。他率领着麾下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潭州（今湖南长沙），并对朗州（今湖南常德）形成了威逼之势。一时间，湖南地区战火纷飞，局势陷入了极度的混乱。

面对张文表的叛乱，周保权虽年幼，但也展现出了一定的应对能力。他一方面遵从父亲的遗命，派遣大将杨师璠率军出战，试图平定叛乱；另一方面，由于内心的恐惧和对局势的担忧，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 向北宋求援。在周保权看来，北宋作为当时实力强大的政权，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战争经验，若能得到北宋的援助，平定张文表的叛乱将更有把握。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求援之举，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为北宋插手湖南事务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北宋自建立以来，便一直怀揣着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赵匡胤深知，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计划。而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的策略，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在这个策略中，湖南和荆南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相对薄弱的军事力量，成为了北宋统一南方的首要目标。如今，周保权的求援信如同天赐良机，让赵匡胤看到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曙光。

赵匡胤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战机，他深知，这是北宋进入湖南、进而统一南方的绝佳借口。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以 “假途灭虢” 的方略，出师湖南。所谓 “假途灭虢”，便是以借道为名，实则行吞并之实。赵匡胤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领着安、复等十州的兵马，打着帮助湖南讨伐张文表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向湖南进发。同时，他还下诏命令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兵增援，为宋军借道荆南创造条件。

乾德元年（公元 963 年）正月，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率领着北宋大军，按照既定的战略计划，浩浩荡荡地向荆南进发。他们打着为武平政权讨伐张文表的旗号，一路行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荆南这片土地。

荆南，又称南平，地处长江中游的咽喉要地，北倚汉水，南扼长江，西控巴蜀，东连吴越，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尽管荆南地域狭小，在其最强盛之时，也仅辖有荆州、归州、峡州三州之地 ，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自高季兴建立荆南政权以来，历经数代统治者，一直奉行着向周边大国称臣纳贡的外交策略，以求得生存空间。高季兴曾先后向后梁、后唐称臣，高从诲在位时，更是同时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南唐、南楚等多个政权称臣，甚至通过拦截各国贡使来获取财物，被时人戏称为 “高赖子” 。这种策略虽然使得荆南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导致其军事实力薄弱，政治上缺乏自主性。

当宋军抵达荆门时，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此时的他，年仅十九岁，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和强大的宋军，显得惊慌失措。他匆忙派遣叔父高保寅前往宋军营地，名为犒劳宋军，实则是去刺探军情。慕容延钊深知此次任务的关键，一方面，他对高保寅热情款待，大摆宴席，营造出友好的氛围，让高保寅放松警惕；另一方面，他却暗中调兵遣将，密令李处耘率领数千轻骑，趁着夜色，迅速向江陵城进发。

李处耘率领的宋军轻骑，在夜色的掩护下，疾驰如飞。他们沿着崎岖的小路，避开了荆南的巡逻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逼近了江陵城。当高继冲得知宋军已经兵临城下时，顿时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他匆忙出城迎接宋军，然而，此时的江陵城已经被宋军悄然占领。李处耘指挥宋军迅速控制了城中的各个要点，切断了荆南军队的联系和支援。高继冲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得献上荆南三州十七县的地图户籍，向北宋投降。就这样，荆南政权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宣告灭亡。

荆南的灭亡，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它不仅是北宋统一南方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更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转折点。对于北宋而言，占据荆南，犹如掌握了一把开启南方大门的钥匙。荆南的地理位置，使得北宋能够以此为据点，进一步向南方拓展势力。它不仅切断了后蜀与南唐之间的联系，使得这两个南方的割据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北宋后续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还让北宋控制了长江中游的交通要道，得以更加便捷地调动军队和物资，为后续攻打其他割据政权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荆南的灭亡标志着北宋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战略的初步成功。宋军以极小的代价，获取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北宋军队的信心。同时，这也向其他割据政权展示了北宋的强大实力和统一全国的决心，对南方各政权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使得一些原本心存侥幸的割据势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为北宋后续的统一战争减少了不少阻力。

在顺利拿下荆南之后，北宋大军稍作休整，便马不停蹄地继续南下，向着此次出征的另一个目标 —— 湖南武平政权进发。此时的湖南局势，随着张文表叛乱的平定，本应逐渐趋于平静，然而北宋军队的到来，却让这片土地再次陷入了紧张与动荡之中 。

尽管杨师璠已经成功平定了张文表的叛乱，但北宋军队却没有丝毫退兵的意思。在赵匡胤的战略规划中，帮助武平政权平定叛乱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将湖南纳入北宋的版图。于是，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率领着宋军，沿着既定的路线，迅速向朗州推进。

武平政权在得知宋军并未退兵，反而继续南下的消息后，顿时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周保权此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当初向北宋求援的决定，可能是引狼入室。他匆忙召集手下的将领，商讨应对之策。然而，武平政权内部此时已是人心惶惶，将领们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抵抗，有的则主张投降，一时间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

周保权最终还是决定抵抗宋军的入侵。他任命指挥使张从富为朗州城的守将，率领着武平军的精锐部队，在朗州城外构筑防线，试图阻挡宋军的进攻。张从富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他亲自巡视防线，鼓舞士兵的士气，同时加强了城防工事的建设，准备与宋军决一死战。

然而，武平军与北宋军队在实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北宋军队经过多年的征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且士气高昂。而武平军则因长期内乱，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士兵们的士气也较为低落。这种实力上的悬殊对比，使得武平军在面对宋军的进攻时，显得力不从心。

乾德元年（公元 963 年）二月底，宋军水陆并进，迅速突破了武平军在三江口（今湖南岳阳北）的防线。宋军的战船如同一群黑色的猛兽，在江面上破浪前行，强大的冲击力让武平军的水军难以抵挡。慕容延钊指挥着宋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缴获了武平军的战船七百艘，占领了岳州（今湖南岳阳） 。岳州的失守，使得朗州城的门户大开，武平军的防线彻底崩溃。

此后，宋军继续向朗州推进。李处耘率领着宋军的先锋部队，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武平军的心脏。他采取了一系列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地骚扰和打击武平军的侧翼和后方，使得武平军陷入了混乱之中。在澧州（今湖南澧县）南的一场战斗中，李处耘更是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巧妙地利用地形，设下埋伏，将武平军引入了包围圈。随后，宋军伏兵四起，对武平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武平军在宋军的突然袭击下，阵脚大乱，纷纷溃败逃窜。李处耘乘胜追击，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逼近了朗州城。

三月初十，宋军终于抵达了朗州城下。此时的朗州城，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陷入了宋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张从富虽然率领着武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宋军强大的攻势下，最终还是难以抵挡。宋军凭借着优势兵力和精良的攻城器械，对朗州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城墙上的武平军士兵，在宋军的箭雨和投石机的攻击下，死伤惨重。

在激烈的战斗中，李处耘为了瓦解武平军的士气，采取了一个极其残忍的手段。他挑选了几十个肥胖的武平军俘虏，将他们当众杀死，并命士兵们分食其肉。对于那些瘦弱的俘虏，他则在他们的脸上刺字，然后放回朗州城，让他们将宋军的恐怖行径告知城中的守军。这一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武平军，但也引起了后世的诸多争议。

朗州城的守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惊恐万分，士气低落至极点。士兵们纷纷丧失了战斗的意志，开始四散奔逃。张从富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最终在城破之时被杀。而周保权则在混乱中，躲进了朗州城内的一座寺庙里，试图逃避宋军的追捕。然而，宋军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并将他俘虏。

至此，武平政权宣告灭亡，湖南全境被北宋纳入版图。这场战役，宋军仅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北宋通过吞并荆南和武平政权，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疆域，还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土地和财富，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在南方地区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战略据点，为后续攻打其他割据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顺利平定荆湖地区之后，北宋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长江中游地区尽入北宋版图。此时的赵匡胤，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胜利，他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方的后蜀。后蜀，这个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割据政权，凭借着蜀道的天险和丰富的物产，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偏安一隅，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 。

后蜀皇帝孟昶，在位前期也曾有过一番作为。他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使得蜀地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百姓生活相对安定。在文化方面，孟昶也大力提倡儒学，鼓励文人墨客进行创作，使得后蜀的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孟昶逐渐变得骄奢淫逸起来。他大兴土木，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和园林，生活极度奢靡。同时，他还宠信宦官和佞臣，导致朝廷内部腐败丛生，政治日益黑暗 。

而此时的北宋，在赵匡胤的领导下，国力蒸蒸日上。军队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不断提升；经济方面，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国家财政收入日益丰厚。在统一荆湖之后，北宋不仅在军事上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还在战略上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此时的北宋，已经具备了攻打后蜀的实力和条件 。

赵匡胤深知，后蜀虽然地势险要，但内部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不强，正是北宋进攻的绝佳时机。同时，后蜀与北汉暗中勾结，企图联合起来对抗北宋，这也让赵匡胤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实现 “统一四海” 的宏伟目标，消除潜在的威胁，赵匡胤决定对后蜀发动战争。

乾德二年（公元 964 年）十一月，赵匡胤任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崔彦进为副都部署，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率领步骑兵三万，从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出发，沿嘉陵江南下；同时，任命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归州路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率领步骑兵两万，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长江西上。两路大军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向后蜀进发 。

在出征前，赵匡胤为了激励将士们的士气，做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承诺：“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将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攻克后蜀的城池后，所有的钱财和布帛都将分给将士们，他所想要的，只是后蜀的土地。这一承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将士们的战斗热情，但也为后来宋军在蜀地的劫掠行为埋下了隐患 。

赵匡胤还对战争的战略部署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深知蜀道难行，后蜀军队必然会凭借着险要的地势进行防守。因此，他命令王全斌所部从北路进攻，吸引后蜀军队的主力，使其无暇东顾；而刘光义所部则从东路出发，避开后蜀军队的主力，沿长江而上，直捣后蜀的腹心。这种分进合击的战略，旨在分散后蜀军队的兵力，使其顾此失彼，从而达到迅速灭亡后蜀的目的 。

后蜀方面，在得知北宋大军来袭的消息后，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孟昶急忙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然而，由于长期的和平与安逸，后蜀的军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军队内部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将领们缺乏实战经验，士兵们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后蜀的大臣们对于如何应对北宋的进攻，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投降，认为北宋实力强大，后蜀难以抵挡；有的则主张抵抗，认为蜀道天险可守，后蜀还有一战之力 。

最终，孟昶听从了知枢密院事王昭远的建议，决定抵抗北宋的进攻。王昭远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凭借着与孟昶的特殊关系，逐渐掌握了后蜀的军事大权。他自认为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常常以诸葛亮自比。此次面对北宋的进攻，他认为是自己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主动请缨，率领三万大军北上迎敌 。

王昭远率领着后蜀军队，在利州（今四川广元）一带布防，企图凭借着嘉陵江的天险和剑门关的险要地势，阻挡宋军的进攻。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北宋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宋军在王全斌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了后蜀军队的防线，向着剑门关逼近。一场决定后蜀命运的大战，即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

随着北宋大军的步步逼近，后蜀的命运逐渐走向了不可逆转的深渊。宋军的两路大军，如同两把锋利的钳子，向着后蜀的心脏地带 —— 成都，迅速合拢。

北路宋军在王全斌的率领下，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他们沿着嘉陵江南下，首先攻克了兴州（今陕西略阳），歼灭后蜀军队七千余人，缴获军粮四十多万斛 。随后，宋军乘胜追击，又接连攻克了西县（今陕西勉县西）、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北）等多个重要据点。后蜀军队在宋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士气低落。

在三泉之战中，后蜀军队为了阻挡宋军的追击，烧毁了栈道，企图凭借着天险来拖延时间。然而，王全斌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果断命令崔彦进率领一部宋军，抢修栈道，吸引后蜀军队的注意力；而自己则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罗川小路迂回到后蜀军队的后方，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后蜀军队万万没有想到宋军会从背后杀来，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宋军趁势发起猛攻，一举击败了后蜀军队，俘虏了后蜀的招讨使韩保正、副使李进等人 。

剑门关，这座素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之称的天险，是后蜀北部防线的关键所在，也是宋军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王昭远率领着后蜀的主力部队，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防线，企图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将宋军阻挡在剑门关外。然而，他的对手王全斌，同样是一位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将领。王全斌深知剑门关的险要，正面进攻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他与部将商议后，决定采取迂回战术。

宋军的偏将史延德率领着一支精锐部队，从小道绕过剑门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后蜀军队的后方。王昭远得知后方被袭，顿时惊慌失措，急忙分兵回援。然而，此时的后蜀军队已经陷入了混乱，军心大乱。王全斌趁机率领主力部队，对剑门关发起了总攻。宋军士气高昂，奋勇向前，在后蜀军队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一举攻克了剑门关 。剑门关的失守，使得后蜀的北部防线彻底崩溃，成都的门户大开，宋军得以长驱直入。

与此同时，东路宋军在刘光义、曹彬的率领下，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们溯长江西上，一路突破了后蜀在长江沿线的重重防线。在夔州（今重庆奉节）之战中，宋军巧妙地避开了后蜀军队设置的铁索、浮桥等障碍，采用水陆并进的战术，对夔州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曹彬身先士卒，率领着宋军士兵，奋勇攀登城墙，与后蜀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经过一番苦战，宋军终于攻克了夔州城，歼灭后蜀军队一万余人，缴获战船二百余艘 。

此后，东路宋军继续西进，先后攻克了万、施、开、忠等多个州郡，直逼成都。后蜀军队在东路宋军的攻击下，纷纷溃败，毫无抵抗之力。刘光义、曹彬率领着宋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面对宋军的两路夹攻，后蜀朝廷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孟昶此时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危在旦夕。他匆忙任命太子孟玄喆为元帅，率领着后蜀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前往抵御宋军。然而，孟玄喆平日里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没有任何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他率领着军队出发时，还带着许多姬妾和伶人，一路上吹吹打打，仿佛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游玩。当他得知剑门关已经失守，宋军即将兵临成都时，吓得惊慌失措，急忙率领着军队逃回了成都 。

乾德三年（公元 965 年）正月，两路宋军顺利会师，将成都城团团包围。此时的成都城，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城，后蜀军队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孟昶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无奈之下，只得率领着后蜀的文武百官，出城向宋军投降。至此，后蜀正式宣告灭亡，北宋仅用了短短六十六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后蜀的征服 。

后蜀之所以如此迅速地灭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看，孟昶后期的统治日益腐败，宠信宦官和佞臣，导致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政治黑暗。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孟昶生活奢靡，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园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得民怨沸腾。

军事上，后蜀军队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缺乏实战经验，战斗力低下。军队内部管理混乱，士兵们纪律松弛，训练不足。而且，后蜀的军事战略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面对北宋的进攻，后蜀军队采取了分兵防守的策略，导致兵力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王昭远虽然自比诸葛亮，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军事才能，在指挥作战中屡战屡败，使得后蜀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

此外，后蜀在外交上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北宋积极准备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后蜀没有与其他割据政权建立有效的联盟，共同对抗北宋。相反，后蜀还试图联合北汉，夹击北宋，但由于使者叛变，这一计划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让北宋找到了进攻后蜀的借口。在北宋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后蜀最终孤立无援，只能束手就擒。

荆湖与后蜀的归并，无疑是北宋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犹如涟漪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不断扩散，深远而持久。

从疆域版图来看，北宋通过这两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实现了领土的大幅扩张。荆湖地区的纳入，使北宋的势力范围延伸至长江中游，不仅拥有了广袤的土地，还掌控了南北交通的关键枢纽，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和经济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后蜀的归降，更是让北宋一举获得了两川、汉中地区的四十五州，将富饶的 “天府之国” 纳入囊中。这些新增的领土，极大地拓展了北宋的战略纵深，使其在地域上更具优势，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经济层面，荆湖与后蜀地区的归并，犹如为北宋注入了强大的经济动力。荆湖地区，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的农业生产发达，每年都能为北宋提供大量的粮食和物资，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而后蜀所在的蜀地，更是以其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而闻名于世。蜀地的丝织业、茶业、盐业等行业，在当时都处于领先地位，其生产的蜀锦、茶叶等商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海外。这些产业的归并，为北宋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 。

军事战略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荆湖地区的占领，成功切断了后蜀与南唐之间的联系，使这两个原本可能相互呼应的割据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战略布局，犹如一把利刃，将南方的割据势力分割开来，为北宋后续各个击破奠定了基础。而后蜀的灭亡，更是消除了北宋西进的一大障碍，使得北宋得以掌控川蜀地区的险要地势，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防御体系。从此，北宋在南方拥有了稳固的战略后方，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其他割据政权的挑战，为统一南方乃至全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此外，荆湖与后蜀的归并，还在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北宋统治的深入，中原地区的文化和制度逐渐传播到荆湖和后蜀地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不同地区的人民在相互交往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认同，为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这种文化和民族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北宋的文化内涵，也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荆湖与后蜀的归并，是北宋统一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改变了北宋的地缘政治格局，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还为后续的统一战争和国家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一阶段的成功，充分展示了北宋统治者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也为北宋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变革中，更对后世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历史上统一进程中的经典范例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