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城在解放前的新旧两派斗争，相持二十余年，情况错综复杂，要想弄清这一历史的来龙去脉，必须追本溯源，找出其前因后果，方可理出线索，窥其全貌。为此，仅就本人所知，结合了解的材料，作以概括叙述。
引子
＃本文摘自《漆园古今》蒙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86年9月)，作者吴馨，原标题《蒙城新旧两派斗争风云录》
正文
蒙城在解放前的新旧两派斗争，相持二十余年，情况错综复杂，要想弄清这一历史的来龙去脉，必须追本溯源，找出其前因后果，方可理出线索，窥其全貌。为此，仅就本人所知，结合了解的材料，作以概括叙述。
首先介绍蒙城解放前的新旧两派。所谓“新派”，是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城后，以青年学生为中心集结起来的新兴力量，为首的是杨子仪、丁洪泽、王剑虎等人。他们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高潮中，树起反封建大旗，向旧势力作斗争，是新兴力量的代表，所以一般人称他们为“新派”，或称为“杨派”。所谓“旧派”，是清末民初以来的地方实力派，因派中多系旧人物，为首的是李麟阁、张紫辰等人，他们把持着全县商界士绅和乡镇旧势力，人们称他们为“绅派”，“新派”人物则称他们为“旧派”。这两派经过演变、分化、合流，一直继续到解放前夕，影响着蒙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要了解民国时期的蒙城现状(状况)，就必须认真研究新旧两派的斗争，从中可以发现旧政权由崩溃走向灭亡的必然道路。这就是我撰写本文的主要目的。同时，从这一历史事实中，通过研究，从中吸取历史教训，也许可以作为本县“四化”建设工作中的借鉴。
在我写本文之前，心事重重，有所顾虑，但转而一想，我已年逾古稀，来日不多，基于上述目的，我认为应当把这一材料写好。在县政协领导的鼓励下，在老同学的协助下，我在写之前认真考虑这一历史发展的线索，然后调查访问，收集料材，再进行撰写，前后五十余天，才完成这一初稿。
我写作的态度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摒绝亲友干扰，解除思想顾虑，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或人们的褒贬毁誉。至于他们两派在本县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我在写作中当然也有所论及，但更重要的是，公诸于众，让后人评说；因为历史事实总是客观存在的。
现将此文分为十二节概述于后。
民国初年，在北洋军阀统治末期的蒙城，地方上的政权都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他们之间，为了争夺权势，互相倾轧，最后形成以“商会”会长李麟阁为首的最大封建势力集团。他在这个集团中，是说一不二唯我独尊的人物。他对该集团所有成员的工作、地位、经济利益，无不倾其全力，予以维护。即使有人想另树一帜，与其分庭抗礼，但由于他的耳目众多，稍露端倪，即以霹雳手段，予以扑灭。李之所以能成为我县之霸头，而经久不倒，原因即基于呲此。
李凭借自己掌握的实力，不但压迫和鱼肉乡民，而且挟持县长，左右县政府。能力薄弱的县长，便倒向他的怀抱，听其驱使。这些县长看来是庸庸无为，但是结果却可以腰缠累累，又可由其倡议地方，为之树碑赠匾，歌功颂德，获得个名利双收。正派一点的县长，虽然想为地方做点好事，有所建树，不愿与其为伍，但他便策动其部属陷害打击，手段之毒，无与之比。如此恶霸行为，实属地方大害，此害不除，民患不已。
一九二四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促使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由低潮走向高潮，尔后在南方（广东）创办黄埔军校训练新军，出师北伐。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伐军（即国民革命军，群众亦称南军或新军）打过了长江，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迫近徐州，进驻蒙城。新军一到，县城即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于此同时，国民党的县级组织（党部）亦应运而生，因县党部代表新生力量，人们便称之为“新派”。从此即与李麟阁为首的“绅派”(亦称旧派),拉开了斗争的序幕。
国民党的县级领导设执行委员会，主要成员是：杨子仪，任组织部长（杨省立阜阳六中毕业，北京农大学生）富有政治远见，注重品德修养，态度雍容，沉静寡言，思想进步，深为本县一般知识青年所推崇；丁洪泽任总务部长。（丁亦系省立六中毕业后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当时该校名誉校长是孙中山，预科二年肄业），诚恳朴实，平易近人，办事认真；王剑虎任宣传部长（王系省立六中学生）为人机警多智，善于辞令，敢做敢为，富有冲力，并能深入社会底层，吸收一般觉悟较高的小知识分子到党内来，充实战斗力。除此三人外，由外县籍人胡世奇任主委掌握全面。另外还有苏亚平负责妇运工作，张筱林担任秘书（张系中国大学本科二年肄业），博学多才，造诣很高，在我县知识青年中不可多见。
这个领导班子建立之后，经过杨、丁、王等人的积极努力，酝酿活动，先后成立了“临时工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力量逐渐壮大，对绅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北伐军进城后，在驻军的支持下，揪斗权绅李麟阁、张紫辰（绰号张六王）、张储材（绰号张四疯子），并召开大会示众。大会由杨子仪、王剑虎先后讲话，杨的讲话大意是：中国民众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侵略压迫，他们勾结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狼狈为奸，残害百姓，弄得国事日非，民不卿生。为了中华民族的延续和国家的独立富强，不打倒土豪劣绅，就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和耕者有其田。杨讲话落音，群众鼓掌经久不息。
接着，王剑虎讲话，大意是：权绅当道，压迫民众，勾结官府把持地方。今天要革新政治，就要打倒权绅李麟阁、张六王，清除他们的一切爪牙，这才能使人民得到安居乐业。王的话讲完，亦引起群众热烈掌声。大会结束，游行示威，权绅李麟阁等人由群众架在队伍前面，群众敲着锣鼓，喊着口号，声势十分壮观。弄得权绅们尴尬不堪，声名扫地。他们似乎也感觉到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反，只有低头忍耐，静候将来时局演变如何了。
揪斗了权绅李麟阁等人以后，权绅们的威严形像在群众的心目中淡薄了，知道“老虎的屁股”也有人敢摸了。倾向新派方面的人们都纷纷参加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由于各会人数增加，就正式成立了各种协会：商民协会主席杨晋三，委员黄星如、杨晴凡、楚青云等人。该会所属商民户数与李麟阁掌辖的旧商会相比悬殊虽大，但可与其相抗衡，亦属难能可贵。该会经常组织人员到各个商店检查有无日货，并宣传要用国货，以此增强商民的爱国观念。农民协会主席邵亚宾，委员李继臣、刘雅三、丁彩章等人。该会经常组织人员到街头和郊外农村宣传，号召农民起来反对高利贷（麦前借一斗，麦后还二斗），反对土豪劣绅的压迫。妇女协会主席毕静真，委员白美如、王耀、莫玉霞、傅永真等人。该会经常组织妇女走向街头演讲，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子要剪发放足，坚决反对社会上歧视妇女的现象。工会主席丁在有由于工会会员急骤增多，按照各个会员所属职业类型，又分别组织了木业、铁业、搬运业、缝纫业、油漆业、屠宰业、饮食业、建筑业等专业工会，然后成立“总工会”。丁当选为工会主席，会址设在火星庙，在大门上书写了“劳工神圣”四个大字。丁在该会成立的大会上讲话提到“劳工神圣”是我们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的。过去，我们的工人给厂主、老板做工，受剥剥压迫，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在我们县里，最大的敌人，就是商会会长李麟阁。他长期把持地方政权，统治地方工商业，是残害工人、农民的刽子手。我们必须打倒李麟阁，然后工人才能过好日子。丁讲话之后，全场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丁的事业心强，总工会成立不久，在各业工会赞助下，创办了一所“平民小学”，设四个班，丁任该校董事长，杨晋三任校长。经费除县政府拨给少量补助费外，不足之数悉由工人集资和校长杨晋三私人捐献。教师除聘请教育界名流任教外，多半是由党部派员义务轮流代课。他们极为认真负责，学生的学业成绩在当时高于其它学校。那里的毕业学生，因受到新派人员的思想感染，也反对土豪劣绅。
在揪斗权绅示众中，工会主席丁在有表现得最为突出。丁是平民出身，幼年当过兵，做过苦工，由于他平时生活上受到的折磨、碰到的钉子和社会给他的歧视，革命感染性很强，思想觉悟敏锐，总是冲锋陷阵，走在前列。
权绅们在新兴的革命势力冲击下，一时弄得精神迷离，莫知所措。但他们所掌握的行政职位丝毫没有动摇，在各乡镇的实力仍稳若盘石。能威震乡里、独当一面的人物多不胜数；在西南望町地区有武济武、李芳寻等人。武是特号大地主，有田地二百余顷，北京警高学校毕业，曾任清乡局长，县警卫大队长；李曾任区中队长，掌握全区的地主武装，并拉拢边区一些土匪头子作为他的外援势力。在西北岳坊、小涧地区有戴怀三、于子正等人。戴历任小涧区长，在地方上权威很高；于曾任联保主任，区中队长，性情强悍，手段毒辣。在北方坛城、许町地区有马铸九、毕采亭等人。
马曾任县财政局长；毕曾任联保主任、区长。在东部王集、双润地区有王蕴珩、马赞廷、邵少亭等人。王曾任县财政局长、警卫大队长。马系地方较大地主，曾任区清乡局长。邵曾任联保主任、区长等职，邵处世做人比较正派，颇符众望。在东南立仓、顺河地区有袁益三、邹汉三等人。袁曾任联保主任、区长等职，手段毒辣，擅杀无辜。邹曾任联保主任、区中队长等职，性情强悍，负有血债。
在本县城内有李彩亭、陈幼卿、陈××、陈伦峰等人。李任县团防主任，总管全县武装。
从以上新旧两派实力对比来看，差距很大。新派虽然占有舆论优势，一旦时局有变，旧派仍可重新崛起向新派反扑，对个别领导人给予沉重打击。新派首领杨子仪对此早已作了估计，极力主张发展新党员，培养新干部，扩大党组织，充实战斗力，以便将来应变自如和相机夺取被绅派窃取的地方政权。为此，新派所控制的县党部报请上级批准，举办“党务训练所”。所长由省党部任命县党部主委胡世奇兼任。招收学员八十人，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受训期三个月。讲师由杨子仪、丁洪泽、王剑虎、张筱林、胡世奇等人担任。所学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中国近代革命史”等等。学员们听到讲师的教学，思想很受启发，精神饱满，朝气勃勃，学习情绪很高。不料，学员将要结业前夕，该所突然发生事故：所长胡世奇与某一李姓女生发生男女关系。权绅李麟阁得知底细后，策动该女之父控诉胡强奸其女，又煽动下属广为传播，搞得满城风雨，舆论大哔。一致对胡遣责谩骂，并派专人前往省会安庆坐镇控告。省党部随即将胡撤职，令县镣解省方反省，此案始告结束。胡世奇事件刚了，绅派李麟阁又横生枝节，大造舆论，将矛头指向王剑虎。谓：“胡的男女关系是王从中牵拉，王的出身差，流气重，能做出这样的卑鄙勾当。”王自县党部成立以来，无论开会或其它场合对于李的恶迹，尽情揭发，批判尖锐，为李所忌恨。他出此谏言，目的是想离间杨子仪、丁洪泽等人与王的关系。暂时将杨、丁放在一边，全力攻王，然后各个击破，以随其长期独霸我县之野心。
绅派为了瓦解党部势力，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从有关人事方面，多开暗渠，通向丁洪泽、杨子仪家属，进行分化瓦解。此事交由陈××策划试行。陈之长子，少年英俊，在西北军担任连长，曾致函给丁洪泽的父亲丁锡禄，祝福问好。
陈以转达信件为名，与丁家暗地有了来往。丁洪泽、杨子仪、张筱林都直接或间接与绅派人物有亲戚或世交关系。自从杨子仪，丁洪泽等人参加国民党之后，他们的家庭方面与绅派人物中断关系。经陈旧弦重弹后，由于他们受到家长的影响，对王逐渐疏远，意见愈来愈不投合，与王经常发生争论。绅派看出杨、王之间的破绽，索性竟不择手段，假借新派人员的口气写标语，夜间偷偷贴在县党部、县政府和王剑虎的门前辱骂王剑虎。标语内容是：“父当差，娘当娼，有个儿子叫焕章，我们要坚持将王清除出党（王的原名王焕章，参加国民党才改称王剑虎）。”王看到标语，即着人撕掉，认为是杨指使底下人搞的，也同样对杨作了回敬，标语是：“打倒投降劣绅作劣绅走狗的杨某”。于是双方口诛笔伐，舌枪唇剑，各不相让。杨为顾全大局，指出：“停止谩骂论战，要澄清事实、查对笔迹，写王的标语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我们切莫中了敌人的阴谋诡计，造成内讧。”杨、王双方经过多次谈判，表面取得了谅解，实际杨、王分裂已成定局。
杨、王争吵事件结束后，杨审时度势，考虑到新旧两派力量对比，悬殊过大，加之新派内部又有分裂，难与绅派相抗衡。乃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教育方面上来，大量培养人才，以备将来抗击绅派、改造地方。新派即将杨的友好同志派到各个小学从事教育工作。杨子动、张干甫到双涧小学；胡子香、魏学骞到高皇小学；毕树九、李聚九到板桥小学；后胡子香、丁洪泽、张筱林、丁翰生等在火星庙街丁家祠堂又创办私立乐育小学；吴凯到平民小学。于此同时，又把王剑虎等人控制的“中山学校”改为“公立新民小学”，校长张震东、杨晋三，教师刘雅三、邵亚宾、李季臣、刘雨三、徐介甫、武尧夫、李干卿等人。新派人物到这些学校一面任教，同时也将学校作为对付绅派斗争的据点。这些学校先后毕业的学生受到新派的感染，对于绅派亦极端仇视。
绅派也把所把持的“黉宫小学”加强控制，并促使该校学生与杨、王两派所办学校学生经常发生冲突。这是由于新旧两派政治观点不同，而在各个学校学生思想反映的必然结果。
王、杨分裂之后，接近杨派的总工会主席丁在有看到杨将工作转移、而放弃了对绅派的积极斗争，很不以为然，依然对绅派气焰万丈，不可遏止。当时丁任“平民小学”体育教师，每次率领学生到郊外作体育活动，来回经过南大街李麟阁酒坊门口，事先作好了准备，学生步伐整齐，态度激昂。丁喊:“一、二、三！”学生即高呼：“打倒劣绅李麟阁！打倒恶霸李麟阁！”声音高亢，响澈城关上空，大大压杀了绅派的威风。那时笔者与杨玉琦同志在该校读书，亲身经历，知之甚详。李对此十分气愤，先以重金托人去收买丁，被丁冷嘲热讽，坚决拒绝；一计不成，随于一九三〇年农历二月，唆使流氓三番头子蔡麟阁领人将丁绑架到南关外殴打，并推倒粪便池内溺淹。丁受此打击后，斗志更加强烈，亲到凤阳法院控告。李托凤阳商会会长贿通该法院，经法院多次传李应讯，李以种利借口始终未到，而法院并未采取措施，竟阁置不办。至一九三一年一月，李收买当地驻军，将丁谋杀于中心坑南头葛巷后门。新派对此十分愤慨。
是年三月，由县党部在百子庙广场召开“丁在有同志追悼会”，杨、王两方重要人员几乎都到场参加。还有丁的亲友和当地群众数百人。由县党部特派员张秉衡致追悼词云：丁在有同志，出身于贫苦人家，幼年即作苦工，参加革命以后，非常积极，先后成立了工会、总工会，并被选为主席，后又创办‘平民小学”重视人才培养，对地方的劣绅恶霸，敢于斗争，能经受考验，百折不挠，为敌人所杀害，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丁在有同志的死，是为革命而死，为被压迫的工人、穷人的利益而死，丁的死是重如泰山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永垂不朽。
会后，大家一致表示：要团结起来，为丁在有烈士复仇。追悼会收到挽联很多，我还记得有一幅是平民小学老师牛兆辉的挽词：“谁叫你黑夜学云长，竟被吕蒙得志；我只有冷眼观公子，看能横行几时？”从这副挽词可以看出大家对恶霸李麟阁的残暴行为无比愤慨。会后大家在丁在有同志殉难处立下碑石，上面铭刻“丁在有烈士流血处”，以作纪念。
丁逝世不久，我县薛集乡卢店子人卢广生，字伯超，曾在西北军工作，历任冯玉祥部华阴、延长等县县长。卢与杨子仪、丁洪泽、王剑虎等人系幼年同学，一九二七年前后与杨、王等人一起参加国民党地下活动。是年春，从外地归来，看到杨、王分裂和丁在有的惨死，深为惋惜。倡议杨、王双方弃嫌修好，团结对李，否则将要被李各个吃掉，同归于尽。卢就在新民小学（僧王府）邀请杨、王双方重要人物举行会谈。与会者有杨子仪、丁洪泽、张筱林、王剑虎、刘雅三、张震东、邵亚宾、杨晋三、徐介甫等人，济济一堂，各抒已见。大家满怀信心，以为会谈将会有圆满结果，而对绅派作出积极对策。不料，是年暑期，霍乱流行，卢不幸染病逝世。杨、王和谈至此便告流产。一九三〇年春，党部改选后，杨即调任别职，不再担任党部委员。而王、杨双方依然互不相助，各走各的道路。
权绅李麟阁自王、杨分裂和丁在有被杀之后，凶焰万丈，纵横捭阖，不可一世，竟无视国法，与于仪亭、鲍景文、高益三、陈幼卿等人合股在李之酒坊“聚顺公”后院大量制造“海洛因”。船运宁、沪地区，暗地出售，毒害人民。此事被王派人员得悉，由王剑虎、张震东前往蚌埠报告长淮水上公安局，将船扣留。始追查无着，后探出该物放在大船后梢小拨船夹皮底里。由周童（周济民，城内青云街人，解放前夕曾任太和县县长）前去点眼，将小船拖到岸上劈开，“海洛因”毒品即被证实。王叫周复向国民党蚌埠驻军第十七陆军军部告发。军长徐庭瑶遴派干员，率领枪兵，驱车前往我县缉捕李犯。张、周二人亦随车回县。岂料车至中途发生故障，未能及时到县。李闻兵车将临城下，恐惶万状，莫然所措。当时有一巫婆正给李的家属看病，向李献计：要李到后院糟坊，用砂缸将李盖在缸下，挖一暗洞通向墙根外通流空气，向上的缸底，用石灰涂抹，伪装修补，可迷惑来兵，否则难躲此关。李一时黔驴计穷，只得依计而行。来兵到县。王派的五虎六将：岳同福、高斌周、齐建、蔡天德、孙碧臣、万香山等人早已准备停当，一齐出动协助来兵，驰往李宅和其它有关人家，反复搜索不见李之踪影。直至下午四时许，来兵只得驱车返蚌。
是晚，李之亲朋云集县城，前往李处慰问。当有人问及如何脱险时，李只说：“托大家洪福，有惊无伤。”从未道出坐闷砂缸的前后狼狈情况（笔者与李家有多层亲戚关系，关于李的琐闻轶事略有所知）。
徐部来兵缉李未获返蚌后，长期坐镇蚌埠控告李麟阁的王剑虎、张震东，前往徐之军部探询对李将如何处理的问题。该部接待人说：“我部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望你们严密注视李之行动，一俟我部派兵前去你县，希予以协助。”事隔未久，该部即奉命进驻六安。海洛因案转凤阳法院处理。这时，王回想一九三O年二月丁在有被李唆使流氓殴溺一案：丁曾向凤阳法院控告，李央人贿通该院主办人员拖拉不办；及至丁被谋杀之后，新派中的杨、王两派将丁前后被李迫害情况，复向该法院提出控告，该法院始终没有作出任何反映。此次海洛因案移转该院处理，李更属得心应手，沿走旧路，通过后门，又要窒息该案。王等迫于当时情势，随另辟门径，迳向南昌行营控告。行营主任朱培德下一命今：责成泗县督察专员傅文，依限将李拿获归案法办。傅于一九三三年夏季率领枪兵来县，李未及躲避，即被逮捕，羁押县府，复派枪兵由党部邵亚宾、王隶堂协助又去缉捕陈幼卿。刚到陈的大门口时陈的勤务兵出来探望，被枪兵“乒”的一声击中脑袋，当即死去。绅派人员一时轰动起来，谓：“冤有头，债有主，不该打死陈的用人。”连带街道群众，一闹潮地涌进县府，劫留傅的小车，不让傅将李带走。没有多时，由四关外的几个联保处通知十里以内保李的群众，陆续赶到县城，南大街、西大街和县府通向东关汽车站的那条街，都站满了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在当时极端混乱的情况下，傅为避免意外，当日未走。经过一夜工夫，绅派人员以李的借用名义，将县金库、银粮柜和几家有关的大商人的现款，搜寻一空，共约两三万银元，全部塞入傅坐的小车里。傅一时利令智昏，竟昧着良心，指鹿为马，硬说：张被击毙一事，系邵王二人所指使，即令县长秦良藻将邵、王二人逮捕解送寿县法院处理。李暂时保释，陈幼卿释放。次日，傅乘车回去时，由县长偕同四关外的几位联保主任：西关何少轩，南关孟兆行，东关王新年，北关李星甫等人群，都拥挤在通向汽车站的街上进行保李。秦县长向群众宣称：“我们的傅专员准许了大家的要求，不把李会长带走了，由他们四位联保主任负责保释；现在傅专员要回去，请大家让开路。”县长话刚落音，傅的小车徐徐开来，并由摄影人员对街两旁的群众摄好影（以便上报）。傅便飞车返回泗县了。（秦良藻县长因助李行贿，借款无条据，后经人上告，秦即以贪污公款罪，解省法办。秦落此下场，而李仍消遥法外。)
傅文受贿，殃及邵、王，王派人员何能甘心，如实向省方作了反映。经来员深入调查，认定邵、王无罪，通知寿县法院立即释放。
王派人员为海洛因一案搞得经济枯竭，创伤重重。但势如骑虎只有坚持控告下去，别无他图。权绅李麟阁经受两次逮捕，脱险已属惊弓之鸟，忧伤莫已。该案在当时系属大案，铁证如山，无法论辩。李考虑再三，只得沿袭故技，凭借自己在地方所掌握的实力，贿通处理该案的人员拖延不办。另外严重打击王派首脑人员，削弱攻李力量，企图窒息该案，以拯救自己。
一九三四年夏，新民小学校长张震东从外地归来，脚脖上边生一小疮，中医谓为“红丝疗”，吃汤药见效迟缓，改用西医打针。第二次注射后，医生刚走，病情恶化，皮肤青紫，未及多时便死去。众议是为打针中毒。张故世后，街头巷尾，传说不一。据悉该打针医生，经常出入李宅，与李麟阁关系甚厚，有所可疑。王派人员对张之死，悲痛万分，表示：有一人尚在，决与恶霸李麟阁拼到底！
新派人员张之故世，李麟阁极得意。但海洛因一案一日未了，任何人都可提起上诉，会使李祸起萧墙。李为此事日夜呕心，最后认定：只有与王派讲和，可了结此案，之外别无良策。左思右想，苦无搭桥之人，心急如焚。
一九三四年，蒙城人葛昆山返县。葛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高级副官，北伐胜利后，在安徽历任当涂、和县、定远、阜阳、亳县、霍邱等县县长。葛好高鹜远，喜爱吹捧。李的住居、酒坊均系借用葛家的房屋。葛李关系，亲切已非一日。葛愿为王、李解和，作为调解人。而王为海洛因-案，与张震东等长期驻外奔走活动，已心力瘁；张之交际能力，可居于王之上，张之故世，王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不免有些消极。葛受李的重托，每次外出与王会谈。葛提出王近几年来在外地的生活费用，李愿全部承担；王回县时，李愿鸣炮迎接；王回县愿作何种工作，有需要用李之处，李决鼎力为之。李并发誓从此和睦相处，不究既往。葛亦表示，以人格担保今后李若食言，找我葛某负责。最后王说：“看葛老的面子同意对李停止控告，关于我回县一事，容后看情况再说。”葛、王会谈结束。葛为海洛因案如何销案问题，又走访南昌行营有位少校参谋丁子澄（蒙城人），丁谓：本案已属处理过的案件，只要对方不再追诉，这里可由我负责，本案不再提交会上复议，入卷存档，问题即可化为乌有了。葛满怀信心，兴致百倍，返县向李畅叙与王、丁前后会谈情况，李极感满意。
葛就向外界宣传：王、李纠纷，由我葛某出面调解，双方都愿捐弃成见，言归于好，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和睦共处，这多么好呢。王派人员刘雅三、邵亚宾、李季臣等人得悉这个情况，谓王、李和好只能限于王个人，不能代表我们大家，我们不同意跟着王走，上当受骗。杨派人员也在私议：王、李和好，王是变相投降，李是企图过渡海洛因这一关玩弄的鬼计。这种种估计只能有待于以后历史演变的考验了。
王停止对李的控诉，使李确实松了一口气。一年多来，地方上风平浪静，各派之间相安无事，大家对于长期抵触拼斗似乎感到厌倦。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成立国民代表大会。属于泗县专区国大候选人是葛昆山。李为感激葛为海洛因案与王斡旋有功，乃大力支持葛，使其竟选活动在我县获得全票，当选为国大代表。贿选的丑闻传布全县，成为笑柄，甚为可耻。至于王、李之间的关系，由于葛居中穿梭，逐步有了好转。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八·一三”全面抗战以后，全国人民都卷入抗日救亡高潮中去。接近战火地区为便于发动群众，协助抗战，上级指示：各县县长均采取地方化。是年冬，我县县长吴业祥请求辞职。权绅李麟阁发动全县各联保和各机关，以及地方有关人民团体，联名上书，建议省方派葛昆山为我县县长，结果省府批准葛到蒙城任县长。李认为葛之国大代表和县长都是由李一手促成，处处以“太上皇”自居。凡属地方重大问题如何处理，需先向李请示。有次葛忽略了这点，被李训斥得无地自容。葛是个爱吹嘘、好卖老资格的人，碰到李的钉子，心中忧郁不平，但在李的势力控制下，只有忍耐迁就。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县被日寇占领，县府迁至望盯地区高皇西姜寨。当时望町区长李典五，长期在外担任过军政界参谋秘书工作，手笔出众，颇有才干；区中队副李芳寻（李香亭）是权绅李麟阁长期扶植在我县西南地区的霸权人物。李到望町驻定之后（高皇东王寨）,县属部队进行整编，连随同县府能受葛指挥的尚不足一个中队，也编入李典五的大队。地方大事需要“三李”会商待会长点头之后，交县府通令区、联保遵照实施。县府形同虚设，县长俨然傀儡，所能起到作用的只是在稿件上划个“行”、公文上盖个县印而已。是年夏季，接近我县东南地区的凤台境内，土匪头阎习之（绰号阎小耙子）、李玉文（绰号李俩子）结集有三百余人的土匪武装，盘据蒙、凤、怀边界，时常进入我县境内骚扰抢劫。顺河区长苗恩波向县府告急，县长葛昆山派李芳寻带兵进剿。李到之后，参谋陈××献计与阎、李二匪首订下“兵来匪退，兵退匪来”的密约。匪退之后，李兵大肆抢劫，杀猪屠牛，犒赏部队，临走又拉了群众骡、马、牛、羊，衣物、粮食十数大车，谓为是打土匪获得的胜利品。李回驻顺河，苗又如实向葛作了回报。葛到三义联保处打电话责问李剿匪情况。李说：把匪全部击退，并获得一些胜利品。葛说：这些东西恐怕不是土匪的，是抢当地群众的吧！你们打匪不足，扰民有余。李大怒说：“我打土匪不行，打你葛昆还是有力量的！我现在就出兵打你葛昆（葛的乳名）！葛把耳机一挂，愣了半响，有气无力地说：“李芳寻要反了。”两眼止不住流出泪来。当时在场的有三义校长刘雅三、联保主任刘秉瑶耳听目睹。他们劝葛暂时忍耐，从长计议。当时日已偏西，葛含泪带着几名卫士，返回高隍姜寨去了。葛为此事心中忧郁，是晚曾写信向涡阳县长求援（该县长是由葛所推荐的），陈述处境困难，拟将县府迁至马集。希望该县长派兵进驻涡蒙边区的蒋町、马集，以便应接。该县长按照葛来信要求即派一个大队兵力作了部署，迎接葛之到来。而葛在李等势力挟持下，未敢轻动。
未久，李等即得悉葛向涡阳县长求援的事，李麟阁很恼火，大骂葛造谣中伤，嫁祸于人。李芳寻也叫嚣，要将葛宰掉。葛驻姜寨势薄力孤，一夕数惊，度日如年。乃与王剑虎密商，着王至凤台阚町集与王希古进行联系，在必要时，可至王的辖区，以避风险。
在此不久前，阚盯王希古、侯杰臣两个地主武装发生火拼。侯败投望町李典五，所部编入李之大队。王乘胜又征服了其他一些小股武装，力量壮大，控制着阚町全区。该区与我县高隍土地毗连，鸡犬之声相闻。葛当时考虑至王的辖区比之告急涡阳要切实得多。
此事未几，又被李等探知，特别是李麟阁，对王剑虎牢骚满腹，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一日夜间，李典五突然将王逮捕。李拟当时将王打掉，因在场的地方人很多，未便下手。乃带至望町李的大队部管押。王被捕消息，很快传遍我县。一些爱国进步青年以个人或救亡团体、或私人联署等等名义，纷纷给李去信询问情况，并晓以大义，阐明利害，将王无条件释放。接着，阜阳、涡阳、凤台等县党政军机关和人民救亡团体，亦纷纷来电来信，要李等在大敌当前，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要同室操戈，酿成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至望将王释放，以免产生严重后果。李等迫于外界抗日人民势力的压力，只得将王放出。
王恢复自由后，乃与葛昆山蛰居姜寨，相依为命，眼巴眼望县城光复，即可化险为夷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县城陷落。近城地区李之爪牙，三三两两前往高隍王寨李麟阁临时住所，向李请示：麦子早已成熟，连天阴雨麦穗生芽。鬼子白天不时出城巡逻，见人即行打枪，群众不敢回家抢收抢种。长期在外靠亲赖友，决非长久之计。请会长作个主张，为地方群众作福。
李以受郊区群众的邀请为借口，曾一度回到城西九里桥李之住宅，召开了一个有关人员的秘密会议，即返回王寨。此次会议决定：由地方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维持会”。不久县城四关维持会很快都成立起来：东关会长苏歪头，南关会长何瑞五，北关会长杨伯端，西关会长冯克贺。彼等以摊派方式征集地方群众的猪、羊、鸡鸭、蛋等物，大量资敌，以讨好日寇驻军。尤可恨者他们还物色妇女，送交日寇作为营妓。此种认敌作父、卖国献媚的可耻行为，终究将受到国法制裁。
一九三八年初秋，日寇退走，县城收复。县长葛昆山随即回县办公，成立抗日善后委员会，邵光、马敦五等爱国青年被聘任为该会委员。该会会议的首要问题，即是如何惩治汉奸。大家一致表示，对维持会人员要认真调查，首恶分子要处以极刑，决不能姑息。新派的杨、王两方和地方爱国青年邵光、马敦五、吴馨等人亦表示坚决支持拥护县长葛昆山惩治汉奸这一正义行动。葛在多方的鼓励下，胆量壮大，顾虑消除，将李麟阁等人前后罪行，报省核批。后省政府命令县长葛昆山：立即逮捕苏歪头、何瑞五、王怀德、白松云等汉奸就地执行枪决，并将李麟阁押解省府金寨惩办。
李到省后，买通省商会潘××。潘受李之贿，便忠李之事，建议省府，谓：李在地方上威信很高，倘能将李释放，李愿倾其全力协助县政府发动群众，抗击日寇，将功赎罪。省府本着“化阻力为动力”的原则，暂将李放出，并给予省府参议名义，在必要时，让李回县，作以考验。
一九三九年春，县长葛昆山离职，由马忍言（原名冯宏谦系冯玉祥将军之侄）继任。马是一位思想进步、公正廉洁、处事有方、爱国爱民的好县长。马到任之后，对权绅李麟阁所作所为、前后罪恶了解清楚，就下定决心除掉这个害人虫。
马履新不久，李即坐着桥子，跟着卫士，耀武扬威，返回本县。李住定之后，可谓门庭若市，朝贺者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于此同时，马先后接到上级两份电报，一是寿县皖北总公署电文是：“据了解李麟阁破坏抗日，理应就地枪决，实属县长过问。”紧接着阜阳公署专员郭造勋，发给马忍言一个密电：“查蒙城大汉奸、大恶霸、大劣绅李麟阁，勾结余熊叛变，罪大恶极，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立即处决具报为要。”
马接阅后，立即采取措施，作了周密布署，尽管李有通天本领也难逃此法网。马将李诱到县府，让李看过阜署来电，即令卫士将李架出县府西后门，两声枪响，李倒栽地下，停止了呼吸。
元凶既除，万民称快。李死之后，所谓树倒猢狲散，除李典五逃走，李芳寻被通缉外，大部分绅派残余连同王剑虎本人，全都归顺于葛昆山。
葛调离本县后，武济五当时任太和县长，王蕴珩当时任怀远县长，先后回县，作为绅派首脑。王与绅派同流合污，所有王派人员刘雅三、邵亚宾等人即与原属新派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干甫结合在一起。张是杨子仪嫡系。这时，我县仍然形成两个派系（新派与旧派），经常进行斗争。
一九三八年冬，杨子仪从西安回县，未几赴省（金寨），由周新民介绍，（周的思想进步，与民政厅长陈良佐、财政厅长章乃器一伙，同国民党中央委员、皖教育厅长方治对立）由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派任我县“动委会”指导员。
杨对于李麟阁的罪行作了多次揭发，马忍言枪毙李麟阁，杨亦起到积极作用。李死之后，杨劝告县党部书记张干甫（属杨派）对党内人员要一视同仁，加强团结，继续与绅派残余作斗争。对进步青年或进步组织“青年抗敌协会”要扶植和爱护。张是个机智沉着、好学肯干、谨慎从事、不甘落后的人。就以国民党人来说，张是很正派的。但张的思想虽属进步，还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张对杨的劝告虽然能够听得下去，可是还要经过一番思考，酌情行事。因此一些进步青年和青抗会人员，都是先接近杨而后接近张的。这是笔者常与杨、张和青抗会人员接触获得了解的。
马忍言任我县县长仅几个月，政绩辉煌。如枪毙恶霸李嶙阁，扶植抗日青年进步组织；肃清烟毒（吃大烟、哈老海、打麻啡的人要限期戒绝），贩卖毒品屡教不改者要绳之以法；严禁赌博、斗殴打架和封建迷信以及巫婆神汉等等。亲手查缉土匪，首恶者处以极刑等等，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群众誉为是一位关心民疾、公正廉洁的县长。可是绅派残余十分不满，到处散布：马在我县继续下去，全县将要全部赤化。配合国民党反共需要，企图用“红帽子”将马挤走。
一九三九年秋，马忍言被调离蒙城。抚今追昔，全县人民还念念不忘这位爱国爱民的好县长。
马县长调离后，继任人袁传璧，此人凶恶无比，反动透顶。一到我县即与绅派勾结，压制新派，限制和打击青抗会的救亡活动，自称是蒙城的希特勒、反共的急先锋，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是年冬，安徽省主席廖磊去世，继任李品仙。安徽政局发生变化，反共气氛日渐浓厚。袁在我县就如野马横空，肆无忌惮对青抗会的刁难、吹疵，极尽苛刻之能事，我县情况日益恶化。时至一九四〇年春农历二月末，我县以袁传璧为首伙同皖保安六团，根据绅派的黑材料制造了坑杀进步人士杨子仪、李季臣，卢锡璜、尚志忠事件。袁对内部人员发出密令：“凡属涉有共党嫌疑者和青抗会人员，要一网打尽，宁冤勿纵。”并公开扬言：“青抗会是一窝子共产党，竟搬至党部，以党部作为他们的护身符。张身为党部书记长，这不是包庇他们是干啥！”张如果不是去省开会，也要同杨子仪等人一样被活埋掉。
事件发生前夕，李品仙兼省党部主委，召开皖北各县县党部书记长会议。张至省闻此，会议期间曾向李品仙为杨诉冤。李说：“你对杨的历史情况不够了解，怎能说是冤屈他呢？”并责问张：“蒙城的青抗会，里面是一些什么人？作了哪些活动？你与他们有何关系？你县县长袁传璧对你很有意见。可是省党部多数人员对你还是相信的，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你要如实讲讲。”张说：“蒙城的青抗会也同其它各县的青抗会一样，是一个合法的青年救亡组织。据我了解，该会会员都是些刚出学校的青年男女学生，有的才十五、六岁，纯洁活泼，爱说、爱唱、爱动，在地方举行大会时，他们演唱一些抗日歌曲，或出演一些小型抗日话剧，平时摘录大报登载的前线我军抗日消息，张贴在惹人注目的街道墙壁上，以供群众阅览。可是这些年青人对老绅士看不顺眼，认为他们封建意识浓厚，爱国观念淡薄，不愿同他们往来。老绅士们就说青抗会男女混杂，是一窝子小共产党。袁轻信老绅的话，就认定青抗会有问题。本来党部与青抗会原无隶属关系，为了便于考查教育他们，曾责成该会一度迁至县党部院内办公，免得异党分子钻进去活动，使他们走上邪路。闻杨子仪事件发生后，由于袁的恐吓，听说该会人员和其它一些爱国纯洁青年，几乎逃跑一空，这完全是袁的粗暴行为造成的。”
李听了张的这段话，持之缄默，未作结语。
于此同时，在金寨古碑冲设立的“豫鄂皖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李品仙）”蒙城受训学员邵恩、省“地方干部训练团”学员吴馨等，为袁传璧迫害进步青年的暴行，曾向李品仙作出强烈反映。据当时省方各界人士议论，认为袁是武断蛮干，这对于国民党本身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笔者也是当时被袁通缉逃走的，为此还在日记上写下一首小诗以示愤慨：
“晴天霹雳，暗箭穿杨，一群爱国的青年孩子，落荒逃亡。从今后劳雁纷飞，从今后海天飘扬，我流泪，我悲伤，我作过正义的悲鸣，我骂过有权者的猖狂。我愿作雄狮的怒巩，不作那软弱的绵羊。愿天下的革命汇成一道铁的洪流，把吃人的强盗杀光！”
袁传璧的暴行，由于蒙城受训学员的强烈反应，受到省方各界人士的谴责，但是省府主席李品仙却无动于衷，未作任何处理表示，因此袁在我县依然嚣张，称王称霸。由于袁和绅派对蒙城县党部书记长张干甫成见极深，省党部将张留省工作。而派凤台人丁星若继任我县党部书记长。我县新派失去杨、张两位首脑，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被动冷落、沉寂忧愁，未采取其它行动。
蒙城县基层行政改制，和民意机关的建立也涉及两派之间的斗争问题。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问题也比较多。抗日战争发生后，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工作越来越繁重，原有的“联保制”由于机构简单人员腐朽，远远跟不上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八年秋，廖磊将军出掌皖政，是年冬，废“联保”设乡镇（公所），实行“管、教、卫一体制”，内设民政股、经济股、警卫股、文化股，乡、镇长兼任乡完全小学校长，乡警卫队长根据各县环境情况逐步实施。并采取“行新政用新人”的干部政策。在省和专区设立“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大批知识青年，结业后根据学员学习成绩，分甲乙两等，由省府和专署分配各县县政府担任科长、秘书、指导员、区长、乡镇长等职。接着在各县设立“地方干部训练所”，招收地方一些知识青年，结业后由县派任乡公所股长、干事或保长等职。这样以来，原有豪绅掌握地方政权的所谓“绅权政治”将被彻底摧垮。这是广西军治皖的如意算盘，但事实的发展并没有使其如愿。
我县青年参加省和专区训练班学习，始于一九三九年春，首次受训人数不足十人，以后两期人数较多，约四、五十人。受训期是四个月，结业后由省府或专署派回原县工作。由于县长袁传璧与绅派勾结一起，凡与绅派有关学员，均获优先重用，其它学员却不按照成绩分配工作。特别是参加过“青抗会”的学员，成绩虽然甲等，亦要降为丙等使用。这种错误倾向直至一九四一年二月袁被撒职查办，省府派蒙城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朱震乾代理后，才逐渐稍有改观。
后来，县党部书记长丁星若走后，由张秉衡继任，“新派”又重新掌握县里的部分职权。张是杨子仪的生前好友，亦是新派首脑人之一。张回县之后，通过各种人事关系与一些在职的“干训生”广泛接触，并耐心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样以来即得到大多数“干训生”的信赖和支持，无形中新派力量增大起来，居于绅派之上。绅派自李麟阁死后，其骨干人员王蕴珩崭露头角，掌握权势。绅派方面看清了这点，便打破常规，尽力争取干训生，作为自己的实力。以后，新、旧两派不但争取在业的干训生，而且还鼓励他们的亲友、子弟参加各级干训机关学习，作为将来他们两派斗争的后备力量。
安徽省地方干部训练团受省主席李品仙指示：要掌握全省各地的干训生，作为贯彻执行省府政策和桂系治理安徽的强大力量。该团又设置“干训同学联给指导处”，各县设“安徽省干训同学联络站”，站设主任（由受过训的县长或民政科长兼任）、副主任（由皖干团派员，主持站务），目的是对各县干训生的工作妥善安排，并积极团结他们，使之将来在各个部门或机关、团体起到支配作用，完成省府和皖干团交下的重大任务。我县干训生联络站由皖干团先后派任副主任王从法、张栋材二人。此二人缺乏独立自主能力和斗争经验。王就任之后，依附绅派王蕴珩；张接任之后，紧靠新派张秉衡，因不能按照上级全面照顾干训生的利益，结果干训生竟被新、旧两派分化成为他们双方相互斗争的棋卒。
一九四四年秋，国民党为缓和人民对政府的矛盾，乃玩弄花招，迷惑人心，昭令全省成立各级民意机构。在县以下乡镇实行选举制。我县根据上级指示，关于选举问题议定在涡河以南附近城乡（镇）作试点，以乡（镇)为单位，各保成立保民大会（凡年满十八岁公民均有选举权），选民直接选举保长和两名乡（镇）民代表，然后成立乡（镇）民代表会。
该会据根地方群众意见，提出乡长或参议员若干候选人，由乡公所转报县府圈定公布，并由县府订期派员监选。我县参议员选举是一九四五年冬举行。我们看到乡民代表在竞选人面前备受尊敬和爱戴，真可谓宠幸一时，特别是少数或个别举棋不定、并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代表，竟选人对他们的拉拢不遗余力，请酒送礼，并通过各种人事关系，进行情感包围或者武力威胁，付出的代价和精力达到无可比拟的程度。
各乡选举结果，竟有代表未得对方谅解，惨遭暗害。我县阜庙乡乡代表乔××事件就是一个具体事例。这在国民党时代，我县民选方面留下一个污点。杀人者偿命，这个冤案，直到我县解放，人民政府成立，才付诸法律兑现。
当时我县是三十五乡，一镇。每乡（镇）选出参议员一人，另外县农会、工会、商会、妇女会、教育会、医师会等选出参议员十四人，共五十人。一九四六年春，由县府主持选举正、副参议长成立参议会。选举前，两派把能够掌握的参议员酝酿成熟。新派张秉衡可掌握选票二十二，旧派王蕴珩、武济五，袁益三可掌握十八，余下十个参议员态度含胡，究竟将来选谁，两派都属不知之数。在选举前夕的关键时刻，好谋多智的黄星如出场，黄与张秉衡关系深厚，但与王蕴珩亦属不薄。一夜工夫，促使张、王合作，达成协议。次日选举揭晓，张、王当选为正、副参议长，使武济五登了个空，有苦难诉。参议会成立，任命周松年为秘书，开始办公。
王蕴珩对人处事圆滑大方，在李麟阁横行时代，虽依附李，但与新派的杨、王亦有所接触。此人做事、看问题，不机械，留有余地。不象武济五那样吝啬小气，目光如豆，硬钻死牛角，局限一隅。此次正、副参议长选举，由于黄星如从中牵线，促成张、王合作。王在当时亦考虑到新旧两派掌握的票数对比有差距，不如此，绅派副参议长一席也难到手。后经多人解释，才得到武的谅解。
19 4 6年秋，省参议会成立。每县由参议会参议员选出省参议员一人参与会议。我县省参议员竞选人邵恩、陈梦九。邵、陈均系省立蚌埠第二乡村师范毕业，邵任蚌埠“皖北日报”总编辑，陈任省国民党调统室秘书。邵是张秉衡的好友，应张邀请前来参加竞选的。陈与绅派原无关系，而与新派多少有点扯拉。陈回县即与张会面，叙明来意。张是个浑厚坦率的人，谓：我已经允许邵了，怎好呢？实在是敬莫能助。陈对张失望之后，又走访了绅派首脑人物王蕴珩、武济五、于子正、袁益三、吴适然等人，并说明被张拒绝的话。乃引起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研究结果，决定集中选票助陈，即不获胜，亦可拉拢陈靠近绅方。如果获胜，更无疑义。复由王剑虎为陈奔走，四处拉票。据闻有一参议员皮振仓为此次省参议员选举，不堪新旧两派的纠缠，声明坚决弃权。在选举前半小时，竟被王拖出投陈一票。另外在张掌握的票数当中，有杨子动（县调查室专员，与陈系上下层关系）、丁焕曾（蒙中校长，丁的外甥，魏鸿才任省调统室科长，随陈来县劝丁选陈）、王宝亭（蒙城中华职中校长，与陈紧邻，又系旧好。）、陆子铭（曾在蒙城涡滨学校与陈一起教书，相处甚厚）又投了陈四票，结果，2 4对23，陈当选为省参议员。此举确出陈意外，更未想到绅派会全力支持。陈在绅派为其庆贺的酒桌上表示愿与长期合作，互相支持。并说：“在座亲友，今后有用我之处，只要力所能及，在所不辞。”最后大家随着王蕴珩、王剑虎两人的话音，说：“我们是一家人了，今后更要风雨同舟，携起手来，搞好我县工作。”邵竟选失败，有些地方人士感到惋惜，怪张未能掌握住某些参议员的社会关系加以控制，但邵深知张对他的诚挚友好，也毫无怨尤。
我县自1944年冬成立保民大会选举乡（镇）民代表起至1947年春选出乡（镇）长止，选举工作即告结束。
凡属选出的保长、代表、参议员、参议长等人，都成为当时社会上头角显露、峥嵘一时的人物了，个个兴致勃勃；得意洋洋。可惜，花无长好，是年五月，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突然袭击县城，守城军队几乎全部复没，其它地方党政人员吓跑一空，县长李效惠、军事科长苏醒被俘。人民部队转移，李逃跑回来，苏被教育释放，情况很狼狈。乡（镇）长看到这个惨状，深深感到前景暗淡，红运过去，不胜忧郁。李效惠因县城失守，未久即被省府免职，换刘文友继任。刘一到我县，即宣布：为适应“戡乱”需要，以后乡（镇）长去留不再采取选举制。刘是一个贪赃枉法、挥霍无度的军人。两派为了争夺地方势力，竞购乡（镇）长的丑事，屡见不鲜。刘到职未及四个月搞得我县乌烟瘴气，旋被人民控诉撤职。省府改任朱经白。朱到职后，靠拢绅派，重用于子正，又提为副县长。于即呼朋引类，将几个新设立的联防区完全委派了绅派的码里人。远在当年李麟阁横行时期，作为李的镳手，于的盟友李芳寻，又被拉出来担任了望盯区联防主任。
1948年春，地方人民革命势力壮大，波及涡南国统区，县府随时随地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不得已，逃亡怀远。不久蒙城解放，至此，新、旧两派斗争方告结束。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当时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国共合作情况下，孙中山先生联饿、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割据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伟大人民革命运动。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前进中，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妥协，使中国社会走上了下坡路。但它的底部广大党员，大多数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地主阶级合不拢。在北伐军进城后，县级组织建立，为了争夺地方政权，必然与地主阶级的权绅发生冲突。双方在斗争中，此起彼伏，相互消长，谁也吃不了谁。这是由于它们同是一个上级，而且国民党中央认为地主阶级是反共的最可靠的力量。所以在县级组织中，新、旧两派的斗争，总是地主豪绅占上风。这几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普遍现象。我县国民党党部（新派）领导人杨子仪和骨干人员李季臣，在与土豪劣绅的长期斗争中，深刻地认识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毅然决然走上了人民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40年春，身份暴露，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此后，我县以张秉衡为首新派，继续与绅派作斗争，只不过是争夺权势，早已背离了新派的初衷。多年来，翻云复雨，相持不下，不是利民，而是害民。所以，四十年代的“两派”斗争，实际上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吵，早已没有革命气味了。随着蒙城解放，国民党地方政权垮台，两派也就彻底消亡。这就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指引人民走上幸福的道路。
资料来源：
《漆园古今》蒙城文史资料第四辑(1986年9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