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翔｜还在点灯的人

摘要：这件事我和许多人谈及，惹来将信将疑的嘲笑；也有敬畏神灵之人确信，我说的是实话，因为细节过于真实，而后得出的结论是，写作的人，常与神灵对话，阅读或者书写之间，是和另一个看不见的空间勾连。因为文字没有直观的画面，都是依据想象，长时间大脑皮层的活跃会激发某种媒介的产

我曾看见过鬼魅，不是在夜里，而是白天。

这件事我和许多人谈及，惹来将信将疑的嘲笑；也有敬畏神灵之人确信，我说的是实话，因为细节过于真实，而后得出的结论是，写作的人，常与神灵对话，阅读或者书写之间，是和另一个看不见的空间勾连。因为文字没有直观的画面，都是依据想象，长时间大脑皮层的活跃会激发某种媒介的产生。我看到的也不是什么离奇的东西，无非是模糊一片的白色，却拥有生命的流动性，那时阳光猛烈，而我深知不是眩晕下的幻觉，亦有短暂触感，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轻柔。朋友讲，这是写书，是意识流，是生活与生活帧率之间的罅隙，是博尔赫斯一瞬间的遐想。但我没有恐惧，反而觉得欣喜，我相信科学，但也相信科学之外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应是闭环式的存在。

而这番对话发生在朋友的一家小书房里。说书房，不是他个人的书房，而是开在北京胡同里的一个小空间，有书有茶有咖啡，对外开放，几乎不盈利。我至今记得刚开业的某个下午，我去看望他，一个刚刚退休下来的阿姨不理解地质问了我们一两个小时，如果开书店不能养活你们，那开书店的意义是什么？我差点脱口而出，邂逅鬼神。

当然是玩笑，我想说，如果这个世上真有某些空间是和世俗万物隔绝开来的桃花源，书店必然是其中之一。阿姨自然不能理解，魔鬼和上帝都以知识和文明引诱我们，他们装扮成欲望或理想，让我们在文字的时间中追逐和落空，回到现实，才知是一种昭示，像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必然先是云游太虚幻境掀开《金陵十二钗》，不明所以地预知人生结局，依旧还是要重新过一遭，这就是书本与人生的因果。

但我们讲得很俗，只说，各地书店接连倒闭，但还是要有理想的人前仆后继，否则谁来捍卫写作者和阅读者的阵地？那人人都去埋头赚钱，最后也就是变成了资本的工具，总归还是要等来几个读书人吧。阿姨觉得我们疯了，为我朋友的父母着急，讲，你爸妈肯定会担心的，在北京房租多贵啊，不如好好去上班，务实一点。我趁机抖了机灵，借用阿姨同情心，劝她在店里挑选了两本书，来支持我们这种穷困潦倒的理想青年，最后阿姨一边付款一边唠叨，我儿子要是像你们这样，我真的会睡不着觉。

社会进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淘汰昨天的生活方式。有些东西是逐步消失的，但你回过头去看，仿佛就是一瞬间。

90年代的小县城里，一个报刊亭可以养活一家人。以我父亲那一辈人为例，他们在工厂上班前下班后，都会游荡到报刊亭里走一圈，买包烟，拿份报纸，早上看晨报，晚上看晚报，你不知道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新闻要报道，也不清楚一天的大小事件怎么在几个小时内就能浓缩到几张版面上。而对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青春杂志，文娱八卦，军事科幻，皆有受众。我老家的书房里，有近六七年的《今古传奇》和《大众软件》，那是我每个月十五号放学的必然所得，现在估计没有多少年轻人会对十五号出刊这个事情再有概念。但话说回来，那时候不会有担心开报刊亭养活不了自己的阿姨，只有凑在摊位前，问《南方周末》什么时候到的妇女。

我从小生活的厂区，没有像样的书店，所以只能依赖报刊亭。好在每次跟着父母去探望城里的外婆，都会先拉着父母到新华书店去逛一圈，买几本书，新华书店结账要排长队的场景，如今绝对不会有人再看到了。书店的一层从曾经的社科书变成了文创，后来变成了服装店，再后来，关掉了。我很难讲清楚书对于现代人的必要性，但我会因为那个常年养成习惯的场所变成废墟而感到不知所措。

说起来，就显得自己像是一个守旧的人了。

我们家从厂区已经搬走很多年了，前两年过春节回去，我因为烧香的原因要回到老厂区，校边书店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卖文具和冰棍的小超市。那家校边书店的招牌还挂在那里，早就褪了色，卷帘门上贴的是“旺铺出租”的告示，“旺”字很刺眼，让人觉得嘲讽。

我曾在这里买过我青春期阅读的所有小说，当时的老板是个胖大姐，每天守在柜台里读小说，进去的时候，会因为你选了一本她认可的书而夸赞你几句。那会儿杂志上流行印“书友会”，即缴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后，会定期给你寄一些小册子，里面有流行的新书；当时没有网络购买的渠道，需要到邮局汇款，我常常是拿着册子给班上同学传阅一番，用一张便签纸把他们想买的书记下来，收好钱，到邮局去汇款，买得多，有时候还会送一两本书，我便悄悄占为己有。校边书店的老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开始打折卖书，那些等不及邮购的人，会被她的策略吸引，后来我就拿着册子去找她，把要的书勾一遍，她进货快，第二天基本就能拿到。

我不知道校门口那家书店是哪一年关掉的，大概是和厂区报刊亭停业差不多的时间。2008年，我考到外地念书，几乎很少再回到厂里，没多久，父母离婚，就搬了新的住处，厂区也就彻底成了我的青春记忆。

我也无法想象，一个酷爱读书的自己，也曾有过从书本抽离的好些年时光。2012年从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刚到上海，住在闸北路地铁口附近的老房子里，那个只有二十来平的小空间里，书桌上只有一两本工具书。放现在看，这是大多数上班族年轻人的常态：出租屋，一张床，没有阅读的空间，你必须抽身进入世俗的世界。一时间，我感受不到神灵的消失，偏是过了一两年，才觉得生活无聊，几乎枯涸的状态，好似长河之中挖不到一丁点的湿润，变成了一条人人可以行走的干渠。这些年，越发懂得一件事，人人若能从你身中通过，你就越发变为不被人注意的一种惯常，简而言之，存在变成理所应当，个体性就在逐步消失。我想那些年，找不到出口的最关键原因，就是我失去了与神对话的通道。一周之内，近一半的时间在各地奔波，好似充实满载，实则空虚无垠。

不读书的那些夜里，我也和同事在外面闲混，空乏其身，每有欲望驱使，只能以酒精和身体排解。当时的公司在福州路附近，其实多走几步，就能到上海书城，但我宁愿只在外滩闲逛，也不愿横向穿梭，读了几本鸡汤，也开始做宣扬读书无用的始作俑者。升职加薪，男欢女爱，不比读书有趣？直到某个下雪的夜里，我从常州搭高铁回家，拖着行李箱走出地铁口，看到冒着热气关东煮的报刊亭，老板正抬手读报。我站在久违的窗口，想起多年前放学的某个傍晚，我背着书包狂奔在厂区大道上，看到花花绿绿的各色封面，翻看我喜好作者的最新文章。原本只是想买两串鱼丸饱腹，结果却顺道买了两本期刊，人要重拾某种习惯，和让某种习惯消失，都是一念之间。谁能想到疲惫不堪的那个夜里，翻开书本，闻到书香的一刹那，我会有热泪盈眶的触动。

几年后，和朋友江凌谈起这段过去，不免聊到，不看书的那些夜里，我们都在干什么？江凌和我有相似的经历，在外企工作多年，后辞职写作，突有文艺者的共同理想，便开了一家独立书店。那时江北有个创意园，在猫儿石附近，取名“喵儿石”，大红色工业风，位于地势下洼的某一处，从风水角度来讲，不是做生意的良处，但头两年免租免息，对于江凌那时候来讲很有必要。

他的书店名为“刀锋”，稍稍读过两本书的人，都知道取自毛姆的书名。书中主角拉里是典型的时代逆行者，充满着理想主义，与众人背道而驰，我想江凌当时应有此意。我和江凌最初是网友，因为写东西认识的，后来知道他也是重庆人，一下多了几分亲切。

当时我已从公司辞职，重新开始写作，江凌原本也是这样打算，但精力却全消耗在了书店上，就此我们就走上了两条路。

在一次去泸州的活动结束后，我拉着我的好朋友海蒂去参观江凌的“刀锋”，我打包票海蒂一定会喜欢。如果说江凌是为了创作而开了书店，那海蒂就是实实在在想要开书店那个人。海蒂那时候在步步高商场做内容策划，主要负责文化口，也就是书店相关的业务，我和她是因为活动相识，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当海蒂第一次踏进“刀锋”的时候，我相信她是从江凌身上看到了某种自己未来的可能，书店里的每本书，都是江凌亲自挑选的，这家书店可谓是江凌个人品味的极大表现。那一夜，我们坐在喵儿石坝子的空地上喝了点酒，聊了点过去，我们都谈及，如果没有书，我们会变成怎样？我相信那一夜肯定是有神灵造访，否则海蒂不会下定决定要筑造书店这样的天堂。

“如果这间书店没有人来，你会崩溃吗？”海蒂很直接地问了这个问题。

江凌说：“崩溃不至于，反正任何失败都在意料之中了。”

两年不到，江凌便发现洼地始终是洼地，上升空间缓慢，“刀锋”仅靠他深夜的小酒馆维持，得不到更多的扩展，不可能有人专程打车到那一片区逛一家书店，周遭都是破败的五金店和亟待拆迁的旧房。他拖着一箱箱书，终于逃离了那个地方，在解放碑核心地段，找了一个高处，这种由下而上的行走，呈现出的是一种命运般的暗示，也带着重庆人爬坡上坎的日常心态，不陷于囹圄，而攀于山石，是从中跳出既有的框架。“刀锋”的新店很快就被许多外地来的朋友发现，加上也有圈子里的作家口口相传，人人都把“刀锋”当作了重庆文化的新坐标。那时我在“刀锋”做了一场活动，效果很好，我和江凌说，以后有新书我都要来你这里。没料到，刚刚说完没多久，疫情就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

有一天海蒂给我发来两张照片，不成型的欧式建筑立于杂乱丛生的荒地中，有一扇特别亮眼的弧形落地窗显得清奇，她问我，美吗？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她才说，这是我要租下来开书店的地方。我惊讶道，你也要开书店？！不承想，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她意外怀上二胎，挺着大肚子开着车在长沙市内到处寻址，一眼看中这个地方。正常人听她说这打算，肯定都觉得她是中了邪，但她连名字也想好了——镜中。

在那个特殊时期，一切停摆的阶段，海蒂是那个迫使一切都“动”起来的人，书店要开起来，人生要燃起来，理想要追起来。工地隔三差五停工，加之她产期将至，直到她进产房之前，每天还在四处奔波拉投资，找赞助。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创业的小说，初稿第一时间交给她看，她原本在月子期间不宜用眼，却在看完后给我打了长长一通电话，她说，书店是肯定要开起来的，你这本小说给了我无法放弃的理由。

“镜中”和“刀锋”都是开在半坡上的书店，某种程度上来讲，抵达阅读之处，需要攀登。海蒂开始苦心经营她的“镜中”，江凌为扩大影响力，利用空余时间在B站做起了up主，取名“阅读药丸”。海蒂曾畅想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完全在书店里实现，比如她想用一个房间专门来录制文化播客，又比如她想要在书店的天台布置一处阅读景观，但读书的人远不及她想象中多，而江凌的那个频道的名字就像是对这一实际情况的讽刺。要让一个书店被更多人知道，首先书店的老板要变成网红，他们说到这的时候，我说，不仅书店是，现在方方面面的任何事都是，包括作家。

网络的走红可以增加你的认知度，但也会削弱你的正式身份，江凌终于在各大平台成了相当有影响力的读书博主，但是他再也写不出一篇小说。

没多久，因为一场活动我和海蒂在广州相遇，于饭店中，原本我们还在开玩笑，突然她就把头埋了下去。旁边桌的男男女女都在聊天，环境嘈杂，却能帮海蒂隐藏她一时半会儿的脆弱。我第一次看到她在我面前哭，在我印象中，她是战不败的女勇者，无所畏惧的斩棘骑士，我知道书店遇到一些危机，但海蒂没有和我明说，她只和我透露，现下有很多人请她去做主持，跑现场，她可以用那点钱来养活书店。我问她必要何在？她说，总要有一个看书的地方吧，还没有到必须放弃的时候。

而后，是她拼命地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和当地负责文化口的人联系，和有钱的富商接洽，对她熟悉的作者发出邀约，来增加店铺的流量。有时候海蒂一整天无法回复我一条信息，只有在睡前才疲惫地和我说一两句话，她说，一切安好，放心。这句话的背后有多少筋疲力尽，我不得而知，我甚至只能脑补她在诸多不喜欢的场合销售自己，她内心的自尊因为这间书店必须放到最低，她要拿掉自己是文化人的身份，承认自己是生意人。春暖花开的时候，海蒂将“镜中”最美的风景发在小红书上，她只偶尔出镜，那时候比我认识她的时候足足胖了二十多斤，她焦虑到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身材，只是开着她的mini马不停蹄地为理想奔走。

2023年伊始，朋友圈便传来各种独立书店关店的消息，“刀锋”和“镜中”还在进行中，已是幸事。我回重庆本想约江凌见一面，江凌告知他在陪妻子摄影，书店开着，我有空可以去那里坐坐。我在书店买了几本书，然后坐了一会儿。大概去得早，又是工作日，人没有太多，书店的规模已经很大了，书品上万，回想起最初我们在喵儿石那个小店相遇的时刻，顿然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那次没见到江凌，后来去长沙也没见到海蒂，我和他们俩有一段时间总是错过，大概彼此都太忙，但知道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正常运转，想来至少不算太差。

直至年中，海蒂来北京想要见我一面，当时我也有工作在身，再度错过，只是我没想到，她是要和我谈“镜中”的事，也想问问我的意见。

2023于我也是特殊的一年，所有的生活好像都在重组和梳理，万象更新。因为生活中一些变动也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当海蒂给我留言说可能要来北京，一时间我不能确保有时间和她相约，也没弄明白她来北京的目的。直到她说，书店要开下去，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但孩子花钱，还有家人压力，需要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让书店可以更正常地运行。从长沙迁来北京，看似只是一趟旅程，却包含着书店从业者的决心，后来我问海蒂，为啥那么执拗，非要维持一家书店不可？海蒂说，这个时代要销毁一些东西太容易了，反而留下来很难，因为很难，所以想要去试试。

她很快就开始了新生活，每天要接打无数个电话，远程管理着书店，然后在北京做着更繁忙的工作，周末两天飞回长沙陪陪孩子和丈夫，然后继续前行。在近一年的朋友圈里，我看到海蒂变成了另一个人，每天抽出一小时健身跑步，她慢慢从孕后的臃肿中走出来，逐渐变得苗条动人，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野心，单向街读书节、海浪诗歌节、新世相各种线下活动，她都是那个耀眼的主持，穿着一身华服站在舞台的中心。

我和海蒂说，《当燃》的新书分享会要在“刀锋”做一场，你来主持吧，我们仨好久没聚了。海蒂二话不说买了机票，然后说，必须是我！

距离上一次在喵儿石那个小门面相聚已过去七年，七年是一个人全身细胞重新生长一次的周期，也是一段关系走向瓶颈的一个节点，同样，七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是我新书分享里最有趣也最有意义的一场，就像海蒂说的，这是线下书店独特的意义。我们还愿意走进一处隔离尘世的空间，携手因为书而走到一起的朋友。

深夜三点，我、海蒂、江凌，还有几个朋友转到鲤鱼池附近喝酒，江凌说他其实特别想劝海蒂把“镜中”关了，人生便赤条条无牵挂地可以去追逐更多的东西。但是这番话，江凌说了一半又不说了，转到自己身上，他说，商场已经来找他谈过几次了，可能接下来不一定会和他续约，如果谈不拢，“刀锋”可能就要闭店了。

尾声的沉默只有烟酒，重庆许许多多的创意园最终都变成了只喝咖啡和酒的地方，留给书店的空间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不想承认，但就像报刊亭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书店也未能避免。回去的路上，我和海蒂说，我这一年读了快一百本书，但是我真正走进书店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一直去的书店从三层变成两层，从两层变成一层，现在只有半间了，而且除了那些畅销到不能再畅销的书，我看不到任何新品。海蒂说，一间书店最终只能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教辅，那才是最可怕的。

在大阪跨年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无意间走到了梅田地铁站的一家纪伊国屋书店，来来往往的读书人把我看楞了，这样的盛世只在我身处90年代和世纪初的头十年见过，一切的一切像是封印在了那个岁月里。回到酒店的房间，便看到了“刀锋”闭店的文章，江凌终于还是没和商场谈妥，商场负责人说整栋楼并没有那么需要一家书店，下一秒，海蒂转发了那篇文章，写道：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刀锋”闭店倒计时50天的时候，江凌决定来一场直播，解答大家的困惑。那间他用心经营的书店正在一点点地消失，他需要将现有的图书尽可能清空，随着那些如同一砖一瓦的书籍出售，原本充盈的书店开始“瓦解”。我想到曾去他书店做活动的作者，都会跟随他拍一段在书店挑选书籍的视频，以及他专门为了冷门书籍设置的“滞销书书架”，他希望每一本书真的因为被挑选而有所归宿，也会以作家之眼去推荐那些他喜欢但却没有被读者拣起的书。江凌在视频中无奈的笑，却又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喵儿石的那晚，他举着酒杯，却在杯影中多有憧憬和徜徉。

我曾看到过鬼魅，不是在夜里，而是白天。

在我读过更多的书之后，我就确实确信，那些已经被我们看不见的残骸，依旧停留在世界本身的位置上，他们被更多的实体覆盖，又推翻，而魂灵生生不息地在影响过的身体里呐喊。

每一天，读书的人都会继续在互联网的大数据里被推送各种读书博主的新书推荐，而他们想不到这些内容和受众占据不到整个中国的百分之零点一。更多的人，埋头在自己的世界里，深知没有精神世界的养分也不会死。人是从什么时候变得愚钝的，不是因为不读书，而是习惯了在文化一点点消失的当下，却去批判文化是高高在上的东西，认为那是不属于自己拥有的一部分。

那些不读书的夜里，我们都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马不停蹄地赶路，没有目的地探索，不知缘由地奋斗，却渐渐背弃了和神灵鬼魅交流的些许瞬间。

2024年年尾的阿那亚，海蒂正主持着和文化相关的一系列论坛，我无意点开其中一个，看到出版人和编辑谈论着图书于未来可能的出路。我想起陈东东有一首诗，《点灯》：

把灯点到石头里去，让他们看看

海的姿态，让他们看看古代的鱼

也应该让他们看看亮光

一盏高举在山上的灯

灯也该点到江水里去，让他们看看

活着的鱼，让他们看看无声的海

也应该让他们看看落日

一只火鸟从树林腾起

点灯。当我用手去阻挡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