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近代名人——谢崇基

摘要：谢崇基（公元1861年—1922年），字履庄（亦作履壮），云南恩安（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是发现和保存“孟孝琚碑”（现保存在昭通文庙内）的第一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殿试金榜第三甲第39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国史馆协修。居家时常主凤池书院讲席

谢崇基（公元1861年—1922年），字履庄（亦作履壮），云南恩安（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是发现和保存“孟孝琚碑”（现保存在昭通文庙内）的第一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殿试金榜第三甲第39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国史馆协修。居家时常主凤池书院讲席（指高僧、儒师讲经讲学的席位；也用作对师长、学者的尊称），后任风池书院“山长”。充日本留学生监督。清宣统元年（1909年），简放天津（今天津市）兵备道。辛亥革命后，侨寓天津，以书、画自娱。著有《两汉洗斋诗文集》。

据方树梅（今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人）著《滇贤像传》记述“谢崇基，字履庄，恩安人。光绪壬午举人。丙戌成进士，选庶常，授检讨。充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德宗实录馆纂修官，京察一等，特授天津道，调署清河道。辛亥国变，不出，隐居天津，与严修契（今天津市人，出生于今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祖籍今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以唱酬相往还。癸亥，终于天津，贫无以为殓，辫发犹未薤也，时年六十一。著有《两汉洗斋诗文集》二卷。”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谢崇基闻听昭通城东南乡白泥井杨家冲马家湾（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守望乡刘家海子村白泥井自然村杨家冲小组马家湾）“梁堆”（隆起于地平线上的土堆）中挖出残碑的消息，便马上赶到现场。碑首断失，遍寻不见，辨识残碑，初步认定为两汉时物，谢崇基便雇佣牛车，将残碑运回凤池书院妥善保存，并撰写跋文，另刊一石，附嵌于原碑末行空隙处。“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得以传世，谢崇基功莫大焉。

谢崇基跋“孟孝琚碑”曰：“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阙，间有泐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后物，洵可宝也。”

延伸阅读：昭阳书院、“孟孝琚碑”

昭阳书院：清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在当时的乌蒙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由于统治者的暴政，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云贵总督鄂尔泰（满洲镶蓝旗人）派兵血洗乌蒙土城，使原来繁荣一时的乌蒙土城变为一片废墟，之后便迁新城于今天的昭通城。取“昭宣通明”之意，故为昭通。在建城的同时便于昭通城东南约10公里的八仙海畔建立“昭阳书院”。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府孙思庭（籍贯不详）搬迁到城内（即现在的昭通市实验中学所在地）。并更名为“凤池书院”。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知府张润（籍贯不详）、教授李上桃（籍贯不详）重修，官绅捐赠束修膏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乡绅谢崇基等重修，并建藏书楼。这便是昭通最早办学的地方，又称“孔庙”或“黉学”。当时书院汇集了当时一大批文人学者，孕育了诸如肖瑞麟、辛联玮等众多才华横溢的昭通籍文化名人。

民国二年（1913年）十月，昭通书香世家出身的张本钊、张本钧兄弟奉命创办“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当时的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成为当时全省著名的七所师范学校之一，民国六年（1917年），改名为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更名为云南省立昭通一中（也叫昭通中学）。1950年，云南省立昭通女中、昭通县中先后并入命名为昭通一中，1953年7月，命名为昭通第一中学，1957年，昭通第一中学迁往元宝山麓[在旧址（即昭阳书院（凤池书院）旧址]）成立云南省昭通第三中学]。1978年，被云南省教育厅确定为云南省11所重点中学之一，是昭通唯一一所省级重点中学。1994年，又被省教育厅评定为云南省一级完全中学。2002年，昭通一中、二中合并组建新的昭通一中。2011年，昭通市第一中学晋升为云南省一级一等完全中学。2012年10月，昭通一中再次同时成为获得北京大学2013年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资质和清华大学“2012—2013年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资格的学校。2013年9月28日，迎来昭通一中百年华诞。

1957年秋，在原昭通第一中学旧址成立的云南省昭通第三中学，1962年秋，云南省昭通第三中学与昭通地区二中合并，1972年10月，恢复原昭通第三中学，更名为“昭通地区第三中学”。1987年9月1日，根据省教育厅批准正式更名为“昭通地区实验中学”（后改“昭通市实验中学”）[2005年9月11日，在昭通第一中学旧址，即昭阳书院（凤池书院）旧址成立昭通一中凤池分校，两校同存]。昭通市实验中学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城东南的市区中心地带文渊街185号。至今昭通市实验中学校园内仍保留有孔庙遗迹：文庙大门、状元桥，校内古柏森森，绿树掩映，汉碑晋墓相映成趣，古朴粗犷的石狮、洗砚池、泮池等，无不映证出这里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孟孝琚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守望乡刘家海子村白泥井自然村杨家冲小组马家湾出土[现存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凤凰街道文渊街185号（城东南的市区中心地带）昭通市实验中学内（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街道小李园26号]，因为在出土时就断失碑首，因而又被称为“孟琁残碑”（还称“道君碑”），原碑风貌今已无缘得见，现存残碑高1.33米，宽0.96米，文行十五行，每行顶格21字（其中第5行存3字，第13行因上截已失而空无一字，第14行存16字，第15行存10字），共存260字。碑文两侧有龙纹和虎纹，下有龟蛇纹。由于上段缺失，仅有“丙申”“十月癸卯”“十ー月乙卯”等字，立碑年代，因缺年号，说法不一。多数学者倾向于东汉永寿二年或三年（156年、157年）立，是云南省现存唯一一块汉代碑刻。惜乎孟碑因缺失碑首，立碑年代付之阙如。包括罗振玉（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梁启超（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在内的学界大家，多苦苦细究其立碑年代，以期能揭示滇碑发轫之时间上限，以及云南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反因此造成对“孟孝琚碑”书法价值与书法风格微观分析的长期忽略。到目前为止，仅有地方学界昭通籍文士谢崇崐、陈孝宁等曾撰文涉及，与“孟孝琚碑”应有的书史地位颇不相称。

“孟孝琚碑”的刻立者，正是孟孝琚之父武阳令的“故吏”。东汉选官取士实行“察举制”，门生故吏与其恩师、故主之间，具有一种“终身”性的附属关系。对于这些门生、故吏来说，师尊、座主于己在文化上有教导之义、政治上有擢用之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故师尊之丧，乃至师尊家属之丧，有如天崩地陷，为其勒碑颂德，自然就成为应尽的义务，所谓“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门生故吏热衷于为师尊、故主颂德刻碑，除了寄哀思、申情谊之外，还有附骥致远的用意，正如北宋赵明诚（今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人）所言：自东汉以降，名卿士大夫死而立碑，“门生故吏往往寓名其阴，盖欲附托以传不朽尔。”孟孝琚生于东汉时代朱提（即今昭通地区）的“南中大姓”，其父祖世代仕宦于西南各地，曾祖为严道君，父亲是武阳令，虽不如《衡方碑》中衡方唐尧后代、位列九卿、“百寮临会”那般显赫的家族世系，但在南中地方，还是有着一定政治影响力的。李桥（籍贯不详）等门生故吏为孟孝琚树碑，在顺应东汉流行风尚的同时，也是为自己了却道义上的职责。

“孟孝琚碑”出土后，昭通籍翰林谢崇基等，将其移置于昭通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谢崇基还撰写跋文，附嵌在原碑末行空隙处，同时大量拓印，寄送海内名流。此后清光绪、宣统之际，雅好金石的端方（满洲正白旗人）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也曾派人到云南，拓印千本，使“海内治金石者，益知宝重”。其他如昭通籍文士萧瑞麟等，都曾有向友人寄赠拓片之事，具体渠道虽不得其详，但孟碑终究在清末民初年间逐渐流播于世，惊动金石学界。

“孟孝琚碑”作为云南迄今唯一汉碑，也是云南存世最早的刻石，“滇石之最古者”，其滇中第一的地位（云南第一古石），对于阐明云南文化、学术的地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孟孝琚碑”出土较晚，前清曾经旅居或宦游于云南的著名金石考据家，如阮元（今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人）、桂馥（今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人）、王昶（今上海市青浦区人）等人，均未得见；至于罗振玉、梁启超、吴士鉴（今浙江省杭州市人）诸人虽得见孟碑拓片，但因为已经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动荡时代，其精力与视线不能不有所转移，因而对孟碑的“考证概未精审”。尽管如此，仍有若干精彩跋语传世。有关书艺的评论摘录于下：

昭通籍胡国祯《记》曰：“书法苍劲，文辞雅健，浑朴古茂……得此断碣，不独为吾里光，而全滇亦可生色矣。”

昭通籍谢崇基《跋》曰：“其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方之滇中古刻，远过两爨诸碑之上。虽碑首断阙，间有泐痕，年代无考，然以文字揆之，应在汉、魏之间，非两晋后物，洵可宝也。”

云南大理剑川赵藩《跋》曰：“滇中贞石，两爨碑为最古，而此碑更先之，文辞书法，皆东汉人矩度，埋土中二千余年而始出，固将星凤视之，惟惜上段阙文，无由稽考征信，然摩挲翠墨，疏古渊茂，同断为汉碑无疑也。”

善化（今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膺《跋》曰：“是碑结体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篆隶间……此石晚出，乃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宇希世之珍矣。”需要指明的是，黄鹿泉对孟碑评价之所以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把孟碑年代断为东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建武十二年（36年）所致，比之目前公认的东汉威宗孝桓皇帝刘志永寿三年（157年），足足提前了121年，自然会感觉较之其余东汉名碑为贵，乃至以“汉碑第一”称之。

宜都（今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市）杨守敬《跋》曰：“以碑字体定之，似《韩公铭》《尹宙》……其在桓、和之世乎？”

昭通籍谢文冏《跋》曰：“是碑字体方整，浑茂古劲，在篆隶间，大有关于书学。”

云南红河石屏袁嘉谷《跋》曰：其字体“简朴古茂，与五凤地节石相类，非永平褒斜石刻、中岳泰室比也。”

梁启超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跋》曰：“碑中字体，有绝类今楷者，可见书之变迁，其积以渐，其来甚久，谓其某体起于某时，创自某人，皆目论也……滇南所出两碑，《爨龙颜》全用方笔，足破北方南圆之陋。见此碑可征汉隶、今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系。”

云南楚雄姚安由云龙《跋》曰：“《孟孝琚碑》为滇石之最古者……至其字体，亦于《韩公铭》《尹宙碑》为近……结体方整，浑穆淳厚，尤与《樊敏碑》逼似，其中‘君’字‘石’字几如出一手”。

贵州贵阳余达父为《孟孝琚碑》题诗云：“最晚乃出孟璇碑，文章渊雅八分好……舍此一片昆山玉，公之世界得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