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还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都是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频繁交往历史的写照，其间贯穿着双方对日作战的需要，也有加深彼此了解的愿望，而这段历史的起点，则可以追溯到美国军官、罗斯福的警卫卡尔逊。

无论是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还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都是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频繁交往历史的写照，其间贯穿着双方对日作战的需要，也有加深彼此了解的愿望，而这段历史的起点，则可以追溯到美国军官、罗斯福的警卫卡尔逊。

罗斯福得知卡尔逊将于1937年夏赴华，要求其“不时地写信”，因为罗斯福相信“这个夏天中国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卡尔逊的信件成为罗斯福了解中国抗战最直观、最生动、最富有个性化的材料，也构建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认知。

从1937年夏开始，卡尔逊与罗斯福的通信涉及淞沪会战、山西八路军作战、华北敌后根据地、八路军游击战术等多个主题，但无论是从山西还是武汉寄出的信件，中国共产党的战争表现一直是中心内容。

早在1937年淞沪会战时，卡尔逊就认为这场战争绝非和美国毫无联系，因为日本的动员“不仅旨在扩大它在中国北方的影响，还意图消除其他外国的商业竞争”，因为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抵抗仍旧是积极的，所以包括当时在华的美国官员普遍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有希望的。不过，即使在淞沪会战期间，国民政府仍旧接受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至于汪精卫叛逃更是反映了派别林立的国民政府很难形成统一的抗日态度。相比之下，面对1938年抗日战局日益焦灼的背景，卡尔逊谈到，“我所见过的中共领导人无一例外保持着抗日的绝对立场，他们都表示只有日本从中国完全撤退才意味着抗日的结束，而不会顾及中国其他派别在抗日问题上持何种态度”。正是这种毫不妥协的抗日态度，让卡尔逊在与蒋介石、宋美龄的会谈中称赞中国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坚持抗战，是源于我在中国北方看到的共产党人为民族、国家而战的事迹”。毕竟，无论在平型关还是娘子关，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表现有目共睹，这些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卡尔逊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声望，“上海的许多银行家、医生和教育家认为中国唯一希望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大程度上施展自身的领导能力，比如让朱德代替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地位”。卡尔逊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敢于斗争，锻造了坚决的抗日立场，也在斗争中不断学习，努力适应这场战争，以至于打赢这场战争。

1937年12月，卡尔逊在山西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活动，就断言“这是中国最好的政治组织，而红军与中国大陆上其他部队在军事战略上如此不同，甚至比国外军队新的多”。从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特别善于将自己熟悉的组织方法用在新占领的地区，尤其在新占领的地区迅速拓展游击队员的人数。在经过朱德等八路军将领介绍后，卡尔逊在日记里写道：“八路军让我感到十分烦恼”，作为并未承担某种责任的非军事人员，他“完全没有必要走到前线，只需要把后方司令部里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就好”。不过，眼见山西的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斗争面貌，卡尔逊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能比得上个人看到的真实景象”，所以他“一定要看到共产党人讲述的方法和理论如何实践，一定要看到群众如何被组织起来，一定要看到军队的行军和部署，一定要看到游击队切实的存在”。显然，卡尔逊看到了真实的景象，他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他认为游击队“在失去直接领导的情况下仍能够存在且保持抗争的状态”，比如执行坚壁清野的战术，“逼迫敌人进攻八路军时必须携带自己的水和食物”，这些在正规作战视角下看似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动员了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既保证了共产党军队的供给，又让敌人的进攻付出巨大代价。

虽然卡尔逊多次强调他的行程是个人行为，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但他也十分积极地给罗斯福去信表示，“我相信这些信息对于政府今后的观察和政策的制定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其中最大也最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意义就是，卡尔逊提出了美国要主动了解中国，尤其是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当然，比起后来戴维斯、谢伟思这些职业外交官的陈述，卡尔逊主张美国接触共产党的理由显得直白且朴素，也十分真实。卡尔逊认为考虑到中国的战争局面，“更多的美国军队应该被派遣到那儿”，这一行为的必要性在于“强迫美国人去了解、认识中国，乃至于和中国人进行合作”。卡尔逊认为过去中国人的形象过于负面，“美国人习惯从他们见过的洗衣仆人等形象去定义中国”，而这与他看到的中国共产党果决、坚毅且极具组织性的事实背道而驰。同吃同住的经历，让卡尔逊习惯了使用筷子，他觉得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最好的宣传，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值得成为美国的同盟。卡尔逊告诉朱德，中国需要类似西方的法律框架，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秩序，而“这样的变化在共产党管辖的区域内已经开始成为现实”。

全面抗战开始后，卡尔逊游历中国的大江南北，他到山西看过共产党的敌后作战，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过交谈。离开中国后的卡尔逊仍旧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动向，1944年2月，卡尔逊致信罗斯福，强烈建议“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派遣像他一样有经验的人去华北以寻求与中共共同作战的机会”。罗斯福回信，“我相信，我们大家需要你返回那里的时候会到来的”。

作为最早发觉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意义的美国人，卡尔逊主张美国加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是世界格局动荡背景下基于美国利益的选择，这种搁置意识形态差别、维护中美共同利益的态度代表了抗战期间大多数美国驻华官员的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军事表现过硬、政治主张成熟的佐证。（吕锡月 郭金栋）

来源：文史e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