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温，这位在唐末乱世中崛起的枭雄，出身寒微，早年加入黄巢起义军，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狡黠，在起义军中崭露头角。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朱温敏锐地察觉到黄巢起义军的颓势，果断选择投降唐朝，被唐僖宗赐名朱全忠。此后，朱温凭借着唐朝给予的官职和军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
在唐朝末年的历史长卷中，“白马驿之祸” 无疑是最为惨烈和震撼的一幕。这一事件不仅是唐朝政治黑暗的极致体现，更是唐朝走向灭亡的关键转折点。
朱温，这位在唐末乱世中崛起的枭雄，出身寒微，早年加入黄巢起义军，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狡黠，在起义军中崭露头角。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朱温敏锐地察觉到黄巢起义军的颓势，果断选择投降唐朝，被唐僖宗赐名朱全忠。此后，朱温凭借着唐朝给予的官职和军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先后击败了黄巢余部、秦宗权等势力，成为了唐末最为强大的藩镇之一。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朝堂之上危机四伏。朱温在势力壮大之后，开始觊觎更高的权力，逐渐将手伸向了朝廷。他先是通过控制唐昭宗，掌握了朝廷的实际大权，随后又不断打压朝中的反对势力，试图为自己篡位称帝扫清障碍。而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对朱温的专权跋扈感到不满，但在朱温的强势压迫下，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天祐二年（905 年），朱温在谋士李振的鼓动下，终于对朝中的大臣们痛下杀手。他先是将唐昭宗的九个儿子召到九曲池，设宴款待，然后在酒足饭饱之后，将他们全部勒死，投尸池中。随后，朱温又以 “浮薄” 的罪名，将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三十多位朝中大臣贬为庶民，并在他们前往贬所的途中，将他们全部押解到滑州白马驿。在这里，朱温的亲信们将这些大臣们一一缢杀，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之中，声称要让这些自命清高的 “清流” 永远成为 “浊流”。
“白马驿之祸” 是唐朝末年政治黑暗的集中体现，也是唐朝走向灭亡的重要标志。这场血腥的屠杀，不仅使得唐朝的统治核心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也让天下人看清了唐朝的腐朽和无能。此后，朱温更加肆无忌惮地操纵朝政，为自己篡位称帝做准备。两年后，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建立了后梁政权，唐朝正式宣告灭亡。
在五代十国那个战火纷飞、群雄逐鹿的时代，钱镠筑杭州罗城的举措，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吴越地区发展的道路。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钱镠卓越的战略眼光与高超的治理才能，更为吴越地区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钱镠，这位出身底层的传奇人物，于唐大中六年（852 年）出生在杭州临安。年少时，家境贫寒的他为了生计，16 岁便踏上了贩盐挑米的艰辛之路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唐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拥兵作乱，董昌招募乡勇抵御叛军，24 岁的钱镠毅然投军，凭借着自身的勇猛和智慧，他在战场上屡立战功，逐渐崭露头角，被董昌任命为偏将。此后，钱镠在平定宣州、歙州盗贼以及黄巢起义军进犯临安等战役中，表现出色，声名远扬。淮南节度使高骈对他称赞有加，认为他将来成就非凡。
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钱镠在唐末乱世中逐渐崛起，成为杭州等地的实际统治者。他先后击败了刘汉宏、董昌等势力，兼并了浙东地区，又在与杨行密的争斗中，巧妙周旋，巩固了自己在两浙地区的统治地位。唐昭宗时期，钱镠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后又兼任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免死金牌铁券，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
杭州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那时它还只是钱塘江边的一个小县，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到了隋朝，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杭州成为了大运河南端的终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城市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唐朝时期，杭州城的城区从凤凰山逐渐向北延伸到武林门一带的平陆之地，人口也从隋时的一万五千户增至八万六千户，商业相当繁荣，“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经营商业与手工业的多达三万家，商税收入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二十四分之一。
然而，在五代十国时期，杭州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和发展困境。当时，天下大乱，各方势力纷争不断，杭州作为吴越地区的重要城市，成为了各方觊觎的对象。同时，杭州城的规模和防御设施相对薄弱，难以抵御外敌的入侵。在这样的背景下，钱镠意识到，要想在乱世中立足，就必须加强杭州城的建设，提升其防御能力和经济实力。
钱镠在担任杭州刺史期间，先后三次对杭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建。
第一次拓建发生在唐大顺元年（890 年），出于军事需要，钱镠在隋唐杭州城的西南部修筑新城，史称夹城。据钱俨《吴越备史》记载，夹城的修建使得原来薄弱的西南城军事防御得到了加强，它 “周回四十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有效地抵御了外敌的进攻。
第二次拓建是在唐景福二年（893 年），此时的钱镠已经成为了杭州等地的实际统治者，他决定对杭州城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建。这次扩建，钱镠发动了吴越十三州军民，在夹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筑罗城。罗城的修建规模宏大，“周回七十里”，比隋唐时期的杭州城扩大了近一倍。此次扩建形成了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地形，从军事上来看易守难攻，杭州百姓称之为 “腰鼓城”。罗城的修建不仅增强了杭州城的防御能力，还将更多的居民区和商业区纳入了城中，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
后梁开平四年（910 年），钱镠沿钱塘江边进行了第三次扩筑罗城，并新建竹车门，即南宋候潮门的前身。此次扩建，进一步扩大了杭州的东南城。至此，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城基本形成。此外，钱镠还在凤凰山东麓原唐代州治的基础上大兴土木，营建子城，作为国治。子城规模较小，但建筑精美，布局严谨，是吴越国的政治中心。
钱镠筑城的举措对杭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当时，更是延续到了后世，为杭州的千年繁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杭州城规模的扩大，使得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活动得以聚集。城中的商业区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各种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同时，钱镠还重视水利建设，修筑捍海石塘，疏浚西湖，保障了农田的灌溉和城市的供水，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些举措使得杭州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逐渐成为了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在文化方面，杭州城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前来，他们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词和文化作品，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吴越国时期，佛教盛行，钱镠大力扶持佛教的发展，修建了许多寺庙和佛塔，如灵隐寺、雷峰塔等，使得杭州成为了 “东南佛国”，佛教文化也成为了杭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城市地位来看，钱镠筑城后，杭州成为了吴越国的都城，一跃而成为地占两浙十三州、一军的吴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此后，杭州的城市地位不断提升，在南宋时期更是成为了都城，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即使在后世，杭州依然保持着重要的城市地位，成为了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经济发达城市。
在五代十国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刘隐兼任静海节度使无疑是岭南地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刘隐势力的重大扩张，更对岭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南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隐祖籍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 ，其祖父刘安仁是个商人，在南海（今广东广州）经商后，全家便定居于此。刘隐的父亲刘谦，起初只是广州的一名牙将，但他素有才识，因打击群盗有功，受到了岭南节度使韦宙的赏识。韦宙不仅将侄女嫁给了刘谦，还预言刘谦的子孙将来必成大器。唐僖宗乾符五年（878 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之后又攻掠湖、湘之间，刘谦以军功官拜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开始经略梧、桂以西的地方。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刘谦就组建起了一支拥有上万军队和百艘战舰的武装力量，在南方沿海地区声名鹊起。
乾宁元年（894 年），刘谦去世，刘隐面临着父亲旧部的叛乱。他临危不乱，设计将叛乱者斩杀，展现出了非凡的果敢和智慧。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听闻此事后，对刘隐的能力十分赞赏，任命他为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不久后又向朝廷奏请刘隐为封州刺史。至此，刘隐正式继承了父亲在封州的势力，为其日后在岭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刘隐并不满足于仅仅占据封州，他有着更大的野心和抱负。乾宁三年（896 年），清海节度使刘崇龟去世，唐昭宗任命嗣薛王李知柔为清海节度使。然而，李知柔在前往广州赴任的途中，遭遇了广州牙将卢琚、谭弘玘的叛乱，他们据守广州，抗拒李知柔入境。谭弘玘驻守在端州，试图拉拢刘隐，许诺将女儿嫁给他。刘隐假装答应，以迎亲为名，在船上暗藏士兵，趁夜进入端州，斩杀了谭弘玘，随后又移师广州，斩杀了卢琚。
平定叛乱后，刘隐亲自迎接李知柔进入广州主持节度使事务。李知柔对刘隐的帮助感激不已，上表朝廷任命刘隐为行军司马，将兵权交付给他。此后，刘隐逐渐掌握了广州的实际控制权，成为了岭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光化元年（898 年），韶州刺史曾兖率领军队进攻广州，州将王璙率领战舰接应他。刘隐率军讨伐，一战便将曾兖击败，随后又将占据浈县、浛县的曾兖部将刘潼斩杀。通过这一系列的征战，刘隐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广州的地位，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天祐元年（904 年），刘隐通过贿赂权臣朱温，被任命为清海节度使，开始统领岭南地区的军政要务。此时的刘隐，已经成为了岭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但他的野心并未就此满足。
唐代宗时期，唐廷设安南都护府，咸通七年（867 年），又设静海军节度使。在晚唐藩镇割据的背景下，静海军也逐渐形成了割据势力，地处偏远的交趾故地，其割据表现出很强的地方性和独立性。天祐三年（906 年），出身于安南世族的曲承裕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成为静海军节度使，其地位也获得中原王朝的默认。
后梁开平元年（907 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刘隐屡次上书劝进拥戴有功，被加任为检校太尉，兼任侍中，并封爵大彭郡王。开平二年（908 年），为了嘉赏刘隐，同时也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朱温任命刘隐兼任静海节度使、安南都护 。这一任命意义非凡，刘隐由此获得了节制安南的授权，名义上把昔日的交州之地纳入了刘氏藩镇的管辖范围，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岭南刘氏藩镇的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刘隐在兼任静海节度使后，继续致力于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岭南的势力。他对内招揽四方贤良，重用岭南士人，如王定保、倪曙、刘濬、周杰、杨洞潜、赵光裔、李殷衡等，这些人才为他出谋划策，治理地方，使得岭南地区在战乱时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繁荣。
对外，刘隐尊奉中央王朝，坚持输送贡赋，以换取中原王朝对他割据地位的承认和支持。尽管他未能改变安南为曲氏家族控制的事实，但他在岭南地区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乾化元年（911 年），刘隐病逝，其弟刘䶮继任。刘䶮继承了刘隐的遗志，继续拓展岭南的势力范围，并于贞明三年（917 年）称帝，建立了大越（后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政权。刘隐的一系列举措，为南汉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也因此被追谥为襄皇帝，庙号烈宗，成为了南汉政权的实际奠基者。
905 年，无疑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三大历史事件 —— 白马驿之祸、钱镠筑杭州罗城以及刘隐兼静海节度使，宛如命运的齿轮，各自沿着独特的轨迹转动，却又紧密交织，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深刻地影响了唐朝灭亡以及五代十国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
白马驿之祸，这一场发生在唐朝末年的血腥屠杀，是朱温对唐朝旧臣的一次残酷清洗，也是唐朝统治核心的一次毁灭性打击。在这场灾难中，众多忠良之士和显赫贵族惨遭杀害，唐朝的政治精英阶层几乎被屠戮殆尽。这不仅使得唐朝失去了最后的支柱，也让天下人看清了唐朝的腐朽和无能，为朱温日后篡唐称帝铺平了道路。可以说，白马驿之祸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催化剂，它敲响了大唐帝国的丧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钱镠筑杭州罗城，则是吴越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钱镠凭借着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治理才能，三次大规模拓建杭州城，使其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防御坚固的东南重镇。杭州城的崛起，不仅为吴越国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来杭州成为南宋都城以及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埋下了伏笔。在五代十国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钱镠的这一举措，为吴越地区的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隐兼静海节度使，标志着岭南地区势力的重大扩张。刘隐通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政治手段，逐渐掌握了岭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最终兼任静海节度使，将岭南地区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交趾故地。他的这一成就，不仅为后来南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岭南地区在五代十国时期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刘隐在岭南地区的统治，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加强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的联系，对岭南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三个历史事件，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紧密相连。白马驿之祸导致唐朝的灭亡，使得天下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为钱镠和刘隐等地方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钱镠筑杭州罗城和刘隐兼静海节度使，分别在东南和岭南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与北方的五代政权形成了对峙之势，共同构成了五代十国的政治格局。它们的发生，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结果，也是各种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回顾 905 年的历史，我们不禁感叹历史的无常和命运的捉弄。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宏大的历史剧，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人物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共同演绎了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兴起的历史大变革，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让我们了解过去，更能启发我们思考未来。905 年的这三个历史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匆匆过客，但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却能对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这三个事件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做出了改变历史的选择。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而努力奋斗。
来源：胖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