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抗战的“对手”，日本侵华军队、外交系统、情报系统在战争期间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国共产党文献史料，日本学界亦对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关注，出版了大量著述。这些官方报告和早期著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缜密分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们从日方视角为我们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光明学术笔谈】

作为中国抗战的“对手”，日本侵华军队、外交系统、情报系统在战争期间收集整理了大量中国共产党文献史料，日本学界亦对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关注，出版了大量著述。这些官方报告和早期著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缜密分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们从日方视角为我们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我们提供了开展深入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角。

日方视角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煮不烂、烤不熟、吞不下”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方档案史料对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东亚和世界的未来影响深远，具体来看，抗战时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包括如下方面。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未来、东亚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有重大影响。早在1934年9月，日本大阪对华经济联盟编纂的专著《苏联与中国满洲的共产运动》指出：“中国将走向何方，究竟会不会走向共产化？这对邻国日本来说的确是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世界的大问题。”1941年2月，波多野乾一的《红色中国的究明》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东亚新秩序”唯一的“障碍”。波多野乾一曾作为记者长期驻华，其关于中国的许多研究受到日本政府、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重视。

日方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和关键作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快速发展是“世纪的奇迹”。波多野乾一于1937年8月出版《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初是只有几十个人的团体……今天已经拥有相当于中国约一个半省的苏区，以及守卫苏区的20万共产军，领导着数千万的民众。实在是让人吃惊的发展速度，堪称‘世纪的奇迹’。”东京朝日新闻东亚问题调查会于1937年2月主编并出版的《移行的中国》一书关注了中国共产党在东亚政局和中国的重要作用，指出：“当今，共产军已经成为东亚政局的一个值得注目的势力。今后在东亚即将展开的各种情势中，这个势力都是无法忽视的。”“如果将中国比喻成一个火药库的话，共产军就是接在上面的导火线。哪怕再小的火苗都有可能使之爆炸。”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煮不烂、烤不熟、吞不下”，既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1941年2月，波多野乾一在《红色中国的究明》一书指出，卢沟桥事变满三年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线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比重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与重庆政权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本质，“是煮不烂、烤不熟、吞不下的”。日本防卫部门在战后出版的《华北治安战》认为，对日军来说，“中国共产党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异常巧妙”，“华北治安的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

有力的对日宣传瓦解：“领导中国思想战的主体是共产党”

日方史料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视宣传的军队”，在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专家中的专家”，“领导中国思想战的主体是共产党”。抗战时期尤其是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日之间的宣传战白热化，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1939年4月的档案《共产党对我军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工作，“日军……在思想战方面处于甚为不利的形势中”。该档案承认日本开展的思想战逊色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说，在思想战方面已明显输敌一筹”，“共产党（军）巧妙地争取民众，更对日军不断实施思想瓦解工作，将来实为值得忧虑之事。”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对日宣传瓦解工作，在侵华日军内部产生广泛影响，对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伟大组织力和顽强行动力”。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通过军队政治部系统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日方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部的相关情况。1938年11月侵华日军编纂的内部资料《关于共产军的政治部》强调，政治部是共产党特有的组织，“拥有政治部是共产军的重要特征”，并将政治部描述为“共产军的核心”，强调“共产军的原动力在政治部”，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凡的组织者”，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军纪风纪、鼓舞士气、对敌宣传等，“政治部的长处，在其伟大的组织力、顽强的行动力”（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04120650600）。1939年2月印制的日本宪兵司令部资料《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军对日军后方的搅乱策动及宣传工作概况》详细梳理了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到各团政训处乃至各连指导员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军队政治部系统的“宣传组织相当坚实且有力”（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3032317200）。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动员使用日本人，让宣传非常精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组织日本俘虏创办觉醒联盟、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开展系统的对日宣传瓦解工作。《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军对日军后方的搅乱策动及宣传工作概况》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向侵华日军散发的宣传品内容，认为“最近的宣传文极为精炼，漫画增加甚多”，“可能利用了日本人”，“或动员使用了日本共产党员”（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3032317200）。1939年3月，日本内阁情报部档案《华北共产军的宣传战术》分析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瓦解工作时指出：“宣传文是由日本兵或居留民所作，或命毕业于莫斯科和哈巴罗夫斯克共产大学者所作……《告日本士兵诸君》《日本共产党反战计划》等，均为只有日本左翼人士才能写出的内容，所以效果很大。”（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14010435500）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对日宣传“相当巧妙且周密”。波多野乾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充实激昂”，“无数的小册子、小杂志被以一元或两元的价钱销售，像长了翅膀一样被一售而光。”宣传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解放、如何自卫、如何组织救亡阵线、学生运动、国难教育、妇女解放、儿童救国运动、从财政经济角度看中日战事等。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手法丰富多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共产党对我军的思想瓦解工作的真相及其防遏方策》（1939年4月）列举了报刊、传单、喊话、广播、俘虏工作等瓦解敌军的方法，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日本军民开展的宣传和俘虏工作“巧妙且固执”，面向中国民众开展的宣传动员工作“十分巧妙”（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3032006400）。1944年，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的极密档案《中共概说》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巧妙宣传’这一说法，在日本新闻人士和重庆方面的中国人中被广泛使用。事实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人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善于根据时间、事件、地点和对象进行调整。然而，这种巧妙的宣传并非偶然产生，而是经过周密准备和认真研究的结果。”（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6033500100）

坚定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国抗日的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

日方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斗争“有相当的效果”，并作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主体”“抗日的中流砥柱”等重要判断。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活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活动密切相关，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为唯一的旗帜”，拥有坚定抗日的决心。《移行的中国》一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以及通过打倒中国封建势力开展土地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着力点明显向反帝问题上倾斜。到了1935年，共产党采用新方略，其核心重点是，把日本当作当前的敌人，把全力集中于此”。波多野乾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一书指出，“抗日救国联合阵线是中国版的人民战线运动，其主要特征是，以抗日为唯一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领导力非常之强。人民战线运动，事实上是共产运动的一种形态。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战术非常巧妙……让大众注意力的焦点聚焦到抗日这一点上”。日方认定，反帝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日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主体”，“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早在1937年9月，日本内务省的报告就指出：“中国抗日的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A04010503400）大阪对华经济联盟编写的《苏联与中国满洲的共产运动》系统梳理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斗争并得出结论：中国反帝运动和反日运动的主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的内部报告《共产国际对卢沟桥事变的策动》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运动的主体”。波多野乾一在《红色中国的究明》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线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指出：“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62~763页）而上述《红色中国的究明》出版于1941年2月，这本书关于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提出，比毛泽东同志提出中流砥柱问题早了三个多月。可见，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论断，在战争“对手”角度看来也是有所共识的。

对中国未来的预判：“国民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共产党绝不会垮台”

日方多份史料对国共两党进行对比，并对国共两党的未来作出精准预判。整体上看，日方史料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动向，并对国共两党形成如下认识：

领导民众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波多野乾一曾谈道，“民众不是奉着国民党的旨意来抗日的。那么，在谁的领导下行动呢？谁在领导抗日战争？答案极其简单：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他又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呼吁打倒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战争。”

抗战时期的中国，“形式上为国民党统治，灵魂则属于共产党”。波多野乾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中指出，“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形式上体现了蒋介石的统一，灵魂则属于共产党”。日本档案史料认为国民党的抗战不主动、不坚决。实际上，抗战的精神力量主要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日本档案和早期著述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一盘散沙多有关注。1936年9月，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的报告《中国红色势力的现阶段》认为，南京政府对红军的“围剿”力度不彻底，甚至可以说近乎无力。1940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内部报告《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总括资料》指出，“对国民党来说，最关键的国内因素是中国共产党拥有自己完全能够统领的军队”，“最初国民党是被中国共产党强拉过来抗战的，并且还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战术”。日本学者草野文男于1942年3月在《抗日中国相剋的现势》一书中关注了国共两党在民众动员方面的差异，敏锐地指出，在民众组织力、群众训练工作，以及把握工农阶层诉求的口号运用方面，共产党远胜国民党一筹。

对国共两党的历史命运作出准确预判：“国民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共产党绝不会垮台。”1940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的档案《中国共产党的对内政策及其工作真相》指出，“中国共产党各级干部对中国四亿工农阶级都充满了同情心”，“中国共产党对工农阶级的爱，可以战胜一切”，“中国共产党正在不断获得胜利”（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L21020111800）。1939年3月，日本内阁情报部的档案《华北共产军的宣传战术》对国共两党作出判断：“国民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共产党绝不会垮台。”（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14010435500）可以说，日方从“对手”的视角正确预判了国民党的历史命运，也准确预判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的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引述的是抗战时期日本馆藏档案和日本学者早期著述，其中绝大部分戴着“防共、反共、灭共”的有色眼镜，有的档案史料甚至对中国共产党频繁使用蔑称，极尽诋毁之能事，充满敌意。日方之所以如此，其最终目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东亚和世界的威胁，主张“对日本来说消灭中国共产党是国策上的最重要事项”（日本内阁情报部：《华北共产军的宣传战术》）。因此，日本馆藏档案和早期著述中的这些记载虽为我们从“对手”视角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新材料与新视角，但在使用时仍需注意辩证看待、仔细甄别。

（作者：赵新利，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与品牌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