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全局性和实质性的。”张来斌指出，传统模式下大学的科学研究，得益于学术能力强且长期稳定的顶级科学家和不断补充、具有创新活力的博士生、博士后队伍，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具备好的科研装置、获得好的实物样品或者数据等，这是取得重要科研成果的基

全国政协常委 张来斌：

AI颠覆高等教育传统范式，大学更要回归初心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原校长张来斌就“人工智能对能源高等教育的影响”议题发表独到见解。

“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全局性和实质性的。”张来斌指出，传统模式下大学的科学研究，得益于学术能力强且长期稳定的顶级科学家和不断补充、具有创新活力的博士生、博士后队伍，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具备好的科研装置、获得好的实物样品或者数据等，这是取得重要科研成果的基础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条件。而DeepSeek这样的AI大模型，则以新的路径，正在颠覆知识生产的方式，其强大的记忆能力、搜索能力和融合推理能力，可以快速识别所提问题的真伪，快速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使科学发现的周期大为缩减，研究者在科学发现中扮演的角色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学的科研体系和科研组织方式如何重塑、科研条件如何配置、科技人才如何考核评价等，都面临严峻挑战。

“在AI引发的巨大冲击面前，如何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人的潜能，如何让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共生共存，如何设计新的教育范式，如何发展新的教育文明等，是摆在教育工作者以及更宏观层面决策者面前无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在张来斌看来，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更要回归初心，在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由于教育的主体角色在变，教育的受体功能在变，相应的体制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等，必然要随之发生变革。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本质上是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的全链条，通过构建‘数字大脑+智能场景+生态网络’的新型体系，最终实现从‘数字化赋能’到‘数字化重生’的跃迁。这既需要技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更依赖于教育理念、组织形态、评价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张来斌说。

因此，张来斌提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着力点需围绕教学、科研、治理、生态等维度展开系统性重构，既要破解传统模式瓶颈，更要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型能力。一是要注重教学范式重构，从知识传递到个人的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二是要关注科研创新突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知识生产流程；三是要推动治理体系升级，从经验决策到大数据引导的资源动态配置；四是要促进生态体系重构，产教融合的数字共同体和终身学习服务；五是要夯实数字基座，适应新型基础设施迭代。

(仝晓波 王堃宇/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 刘中民：

防范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风险

■本报记者 闫志强

“2025年是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的关键之年，需提前预判转型风险，做好预防措施，确保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平稳有序转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说，当前，距离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仅剩9个月时间，任务艰巨。

2024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指出，“十五五”时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202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碳排放双控体系的建立。

我国能源管控从单一的强度控制到强度与总量双控，历时30余年，而从碳排放约束到碳排放双控的转变仅用10年。“这凸显了应对气候问题的急迫性。”刘中民说。“十一五”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并实施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构建了一套成熟有效的节能管理体系，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刘中民认为，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转变，不仅是对管理层次的提升，也是对挑战难度的增加。这是一次从“单一维度”向“多元维度”、从“单项控制”向“系统控制”的飞跃，甚至可以视为从“精确控制”向“综合控制”的演变，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抓住企业能源和碳排放数据的基本单元，高度重视基本单元的能源与碳排放的监测、报告、核查体系。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资源禀赋、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差异显著，如何在全国、各省范围内合理分配碳排放双控指标的目标和责任，需各方共同发力。

刘中民表示，碳排放双控工作不能搞“一刀切”，不同地区在不同的时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可能更有利于全国的发展和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持续探索。一是从全局出发，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目标和责任分配方案，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沟通协作，形成合力；二是要加强政策与市场的衔接，动态调整政策目标的分解，在政策执行早期，可以考虑学习我国碳排放权市场配额分配的经验，执行先交易、后发放配额的方式；三是可借鉴欧盟等国际经验，在考虑地方行业特征、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激发地方主动性，实现国家碳市场和地方管理的有机结合，鼓励各地根据自身优势主动参与低碳转型。

“碳排放核算需要的基础统计数据和核算方法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些核算方法和基础参数过于简化。”刘中民建议，加强对难核算的关键行业的排放原理、基础参数和基础现状的研究，避免由碳核算不清带来的管理混乱问题。如化工行业原料用能的碳元素，部分转化为二氧化碳排放，也有部分固定在终端产品中。而化工行业往往产品多元、产业链长，难以形成统一的方法体系，需要做好企业层级的核算后支撑行业、区域的碳排放核算。

刘中民还建议，在做好各个核算场景的基础上，尽早开展碳排放核算一体化工作，分析各个场景所需的基础数据、基本参数的一致性，提早准备各个场景数据口径的衔接，避免不同场景核算数据的重复性工作，也可加强不同口径数据的正确性的校核。在推动省市两级建立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度过程中，充分考虑本地区纳入全国碳交易体系的重点排放行业企业，做好碳市场管控目标与区域碳排放指标之间的协调与平衡，避免因重复核算或考核增加企业主体的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 姜耀东：

新质生产力驱动煤炭行业突破传统边界

■本报记者 闫志强

“新质生产力重塑了煤炭行业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通过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系统，实现生产、管理的深度变革。”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姜耀东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新质生产力给煤炭行业带来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推动了煤炭行业的智能化转型，煤矿智能化建设加速推进，无人化开采、智能综采工作面等技术应用不断拓展。数字化方向转型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安全水平。通过引入5G、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等技术，智能化采掘工作面数量大幅增加，矿井安全监控系统与自动化设备普及，实现远程操控与自动化作业，降低事故隐患。同时，大型现代化煤矿建设加速，产能接续与跨区域调配能力增强，形成安全高效的生产格局。

新质生产力驱动煤炭行业突破传统边界，向高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延伸。煤基新材料、改性聚丙烯等产品开发拓展了产业链，聚丙烯高值化产业园等示范项目实现资源深加工。产业融合方面，煤炭与化工、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协同创新加速，形成多元化、集群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

目前，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果：一是煤炭绿色智能开采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煤矿建设加速推进，建成黄陵、神东等千万吨级智能矿井，无人化工作面、钻锚一体化设备普及，全国累计建成智能化采掘工作面超4000个。二是清洁转化规模扩大，煤制油气产能达千万吨级，超低排放燃煤电厂占比超90%，高效煤粉锅炉排放接近天然气标准。三是生态修复成效显著，神东矿区植被覆盖率从10%提升至60%，徐州塌陷区转型为湿地公园。四是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建立产能储备、智能化标准等制度，新疆等新兴产区产量增速达19.4%。

“‘因地制宜’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姜耀东说，各地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精准发力，科学施策，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避免盲目跟风和资源浪费。

对于2025年煤炭行业落实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向，姜耀东认为，一是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推动全系统智能化应用，提升智能化开采的常态化运行水平。二是促进煤炭与新能源的融合发展，构建多能耦合低碳发展体系，以电—氢—碳耦合方式推进煤炭与新能源协同发展。三是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大智能化、数字化技术与煤炭产业的融合应用，培育多学科专业技能的新型劳动者。四是优化煤炭资源开发，推进煤炭资源的智能高效开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此外，姜耀东还表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为煤炭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明确指引。现阶段，煤矸石作为煤炭行业的废弃物，其综合治理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煤炭行业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探索创新治理模式和技术手段，让煤矸石变废为宝，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煤电低碳化改造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也是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煤炭行业要以创新为引领，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模式，推动煤电低碳化改造试点示范，为全国乃至全球煤炭行业的低碳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全国政协委员 焦念志：

为发挥海洋调节气候功能贡献中国力量

■本报记者 董梓童 闫志强

全国两会期间，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策略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3月4日，《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焦念志，他就海洋在全球气候调节方面发挥的作用发表了观点。

焦念志指出，海洋碳库约为陆地碳库的20倍、大气碳库的50倍，海洋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地球演变历史上，海洋对调节气候变化已经起到了关键作用，当下的海洋吸收了地球上93%的二氧化碳，再进一步的吸收可能会面临风险。在有效增汇的同时防范这一风险，保障可持续发展，正是我们发起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初衷。

焦念志表示，科学家要先把过程机制搞清楚，建立理论、方法、技术，并且形成标准，特别是国际标准。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一定要有国际标准。我们建立国际标准也要结合我们的国情，要遵循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把中国方案推向世界，从而真正起到引领的作用。

焦念志透露，去年我们获得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的一个平台，这是实实在在的话语权，期待通过中国实践以务实行动携手各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挑战，中国科学院院士焦念志和团队提出了“微型生物碳泵(MCP)”原创理论，发起了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ONCE)，为全球海洋碳负排放提供智慧方案。该计划已有来自33个国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参与加入，被纳入“联合国海洋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行动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 李根生：

加快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

当前，距离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仅剩9个月时间，任务艰巨。“十四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为18%，完成该目标难度极大、形势严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根生认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系统谋划、分层落实，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分阶段、分步骤积极稳妥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他建议：

一是完善政策制度和激励机制。建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加快完善部门联动、上下协同、分层落实、综合评价考核的管控政策制度体系，同时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完善相关激励机制。比如对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术等高风险技术的示范提供补贴支持；建设“零碳技术示范区”，允许技术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等，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减排降碳的积极性。

二是完善碳排放统计和核算体系。碳排放的精准计量需要统一的标准，构建全国统一的碳排放管理和核算云平台，建立碳排放因子数据库；完善碳排放相关标准、计量、认证体系建设工作，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应用，逐步强化地市级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不断提升碳排放数据统计核算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三是加快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撑。要加快发展支撑“双碳”目标实现及产业升级、引领未来发展的变革性技术、颠覆性技术，推动核心关键技术与前沿引领技术协同发展。加快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加强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的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示范，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四是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分阶段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倒逼企业加速脱碳。创新绿色金融工具，强化金融政策支持引导，推动企业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双碳”目标实现。

(仝晓波/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 段旭如：

聚变能商用，时间表有提前可能性

■本报记者 闫志强

“我国核聚变技术已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已位于国际第一方阵。”两会现场，全国政协委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此外，段旭如还表示，从目前核聚变技术的发展来看，估计2050年前后将实现聚变能商用，因此20—30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但也不排除随着高温超导、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一批高新技术的发展，这个时间表在一定程度上有提前的可能性。

中国能源报：在您看来，我国核聚变研发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

段旭如：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核聚变研发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自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以来，相关科研实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在聚变科研方面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建成了多座国际先进的研发平台，核聚变技术已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已位于国际第一方阵，与国际同步处于科学研究向实验堆工程验证过渡的关键阶段。

近年来，我国核聚变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装置运行方面，国内当前规模最大、参数能力最高的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HL-3)实现150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高约束模运行，刷新了我国磁约束聚变装置等离子体运行参数纪录，标志着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向高性能聚变等离子体运行迈出重要一步。东方超环首次实现千秒级高约束模长时间放电，对于我国自主掌握托卡马克放电控制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我国聚变堆关键技术研发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聚变堆“点火”所需的外部加热技术方面，我国研发的射频负离子源中性束实现单级加速电压超160KV，平均束流密度超270A/m2，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在聚变堆涉核关键技术方面，我国ITER产氚包层系统率先通过了ITER设计评审，制造出全球首个全尺寸聚变堆产氚包层验证模块，率先完成ITER增强热负荷第一壁全尺寸原型件认证，并发布全球首项核聚变领域国际标准。继圆满完成ITER托卡马克主机安装第一阶段任务后，2024年中核集团牵头的中法联合体与ITER进一步签署真空室模块组装合同(SMSA)，成为目前ITER项目主机安装的唯一承包商，这极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大科学工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为我国下一步自主建造聚变实验堆、示范堆奠定了基础。

中国能源报：您曾预测，再过20—30年“人造太阳”将为人类提供清洁高效安全的新型能源 ，这个时间表有提前实现的可能吗？

段旭如：核聚变能源的实现时间表是否会提前，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研发投入、科技创新、人才队伍、监管法规等。当前，核聚变能研发正处于科学实验迈入实验堆工程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而要实现聚变能源应用，仍面临诸多技术挑战。这包括聚变等离子体稳态燃烧、聚变堆耐辐照抗高热负荷材料、氚自持三大关键技术与挑战，以及聚变堆核安全、聚变堆热电转换等问题。实验堆-示范堆-商用堆的聚变堆工程发展路径，有助于充分释放技术风险，是核能走向能源应用的客观规律。

从目前核聚变技术的发展看，估计2050年前后将实现聚变能商用，因此20—30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但也不排除随着高温超导、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一批高新技术的发展，这个时间表在一定程度上有提前的可能性。

中国能源报：目前国内参与研发资源较多，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加快核聚变产业高质量发展？

段旭如：可控核聚变是前沿颠覆性科技，具有技术难度大、投资成本高、研发周期长等特点，需要跨学科合作、长期积累和持续稳定投入。我国开展核聚变能研发已有6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通过深度参与ITER计划及我国政府对核聚变能源开发的重视，国内一批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在核聚变装置科研、工程建设、聚变实验堆部件制造及大科学工程管理等方面培养了一定规模的人才队伍，积累了经验。

核聚变作为能源领域的未来产业备受市场关注，除了长期深耕该领域的相关科研机构、中央企业、高校，近年来国内部分民企以及社会资本也积极参与核聚变技术研发。然而，面对实现核聚变能源应用所亟待解决的一批关键技术挑战，如聚变等离子体稳态燃烧、聚变堆材料以及氚自持等，我国现有储备，无论是人才还是研发资源尚不足以应对，还需新建一些工程难度大、投资高的关键研发平台。

这需要国家统筹布局，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协调好现有优势科研团队力量，有效集中人才与资源集智创新。要利用好中央企业集团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依托企业在工程设计、材料生产、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产业赋能优势，通过组建产业联盟等方式，打通科研机构、企业等构成的创新链存在的“堵点”。要发挥好民营资本在产业孵化、市场运营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此外，要不断探索优化协同范式，打造创新科技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商业资本积极参与和投入行业关键技术研发，形成开放包容、鼓励原创的新局面，共同促进我国核聚变能事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金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