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隔壁的陈大爷今年八十有三了，背还是板正的，走路带风，远看像个六十出头的。只有靠近了，才能看清他脸上的褶子里藏着岁月。

我家隔壁的陈大爷今年八十有三了，背还是板正的，走路带风，远看像个六十出头的。只有靠近了，才能看清他脸上的褶子里藏着岁月。

三十年前，陈大爷退休了。他当年是镇上拖拉机站的机修工，一辈子和零件、机油打交道，手上的黑茧子怎么也洗不掉。退休那天，他把工作服洗了，晾在院子里，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上还沾着几滴顽固的机油，在太阳底下泛着彩色的光。

“以后打算干啥？”我爸问他。

“种菜呗。”陈大爷搓着手说，手上的茧子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一辈子都是跟铁打交道，现在想跟土地说说话。”

说是这么说，没人真拿这话当回事。

老陈家后面有块空地，大概五分地的样子，原本是村集体的，后来改革，划成了责任田，最后又荒了。陈大爷去找村支书，说要把那块地承包下来。

“你种啥呀？”村支书问，手里的烟灰掉在裤子上，他也不拍。

“种菜。”

“种菜？”村支书挠头，“那地太糟了，石头多，种点玉米还差不多。”

陈大爷不说话，只是摸出一个红白相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十块钱，推到桌子上。村支书看了看，把烟掐了，在契约上按了手印。

我小时候常去陈大爷菜地里玩。开始那几年，那地确实差，石头像从地里长出来似的，一挖一大块。陈大爷每天天不亮就去，背着个旧军用水壶，里面装的不是水，是他自己酿的米酒。他一边挖地一边喝，说酒壮力气。

他把地里的石头一块块挖出来，堆在地边上，慢慢地就成了一道齐腰高的石墙。那些年村里正在搞建设，拆了不少老房子，陈大爷跑去要了些碎砖头和灰渣，夹杂着石头砌墙，倒也结实。

石墙外面，他种了一圈的凌霄花，夏天开得火红，把整个菜地映衬得像个大火盆。只有正对着他家后院的那一段，种的是丝瓜，架子一直通到他家厨房窗户。丝瓜很爱长，没几天就爬满了架子，他老伴在厨房做饭，只要伸手就能摘到新鲜的丝瓜。

“图什么呢？”村里人问他，“种点玉米多好，还能喂鸡。”

“不图啥，就图个乐呵。”他总这么回答，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两颗发黄的门牙。

其实谁都知道，他是不想闲着。男人退休比女人难，尤其是像陈大爷这样的老工人，习惯了每天定时定点地忙活。突然一下子没事干，反倒不自在了。

地里的石头挖完了，土开始变得松软。第三年开始，陈大爷开始琢磨着种什么。他不爱种常见的白菜萝卜，说那没意思。他爱种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紫苏啊，芥蓝啊，村里人都没见过的。

“从哪弄来的种子？”我爸问他。

“四处要的呗。”陈大爷笑着说，“儿子去年带我去省城看病，我趁机去了农科院门口转了转，碰到个卖种子的。”

村里人都觉得他是个怪人，宁愿花钱买种子，也不愿意种些能卖钱的菜。但慢慢地，他种出来的菜出了名。镇上的饭店老板偶尔会来买他的紫苏和香菜，说味道特别。甚至县城里的一些人也来光顾，特别是他种的一种小番茄，比普通的要小得多，但是特别甜。

这些年我在城里上班，回来得不勤。前年夏天回来，路过老陈家门口，看见他蹲在门槛上择菜，穿着件旧背心，晒得黝黑的后背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陈大爷，您这些年还种着菜呢？”我站住了。

他抬头，眼睛还是那么亮，“种着呢，你要是想吃，待会给你送点去。”

“不用不用，我就问问。”

“来都来了，”他放下手里的菜，从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小西瓜，个头跟拳头差不多大，“拿回去尝尝，今年新种的。”

我接过来，沉甸甸的，没想到这么小的西瓜这么重。

“这是啥西瓜？怎么这么小？”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他挠挠头，“去年在集市上看见个卖瓜子的老头，从他那买的种子。他说这是从新疆带回来的，原产地是什么’哈密’地区。”

我回家切开一看，瓜瓤是金黄色的，香味扑鼻，甜得像蜜一样。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哈密瓜，只不过陈大爷种出来的特别小，但是味道却格外浓郁。

去年夏天，村里来了几个开着越野车的人，听说是从省农科院来的。他们直奔陈大爷的菜地，一待就是一整天。离开的时候，车后备箱里装了好几个塑料袋，听说是装的各种蔬菜种子。

村支书家的二闺女在农科院工作，回来说，老陈种的那个小西瓜可不得了，是一个快绝种的哈密瓜品种，学名叫”金钻蜜瓜”。这个品种原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很流行，但后来因为产量低，逐渐被淘汰了。没想到陈大爷这里竟然还种着，而且因为这里的水土，品种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个头虽小，但是含糖量比原品种高出一倍多。

更神奇的是，陈大爷还在地里种着一种紫色的土豆，学名叫”紫金脆”，是四十年代的老品种，农科院的专家找了十几年都没找到种源，没想到在陈大爷这小小的菜园里还活着。

故事传开了，村里人对陈大爷的态度也变了。原本觉得他是个怪老头，现在反倒有些敬佩。村支书甚至专门在村委会开会时表扬了他，说他为村里争了光。

陈大爷对这些却不怎么在意。农科院的人邀请他去做报告，他婉拒了，说他就是个种菜的，不会讲那些专业的东西。

不过他倒是很慷慨地把种子分享给了农科院的专家，只提了一个条件：不能把这些老品种申请专利，要让更多的农民能种上。

“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本来就该大家一起享用。”他这么说。

今年春天，我又回了趟家。陈大爷家门口那颗杏树开花了，粉白的花瓣像雪片一样落在地上。他的菜地旁边多了个小木屋，里面放着各种工具和种子。门上挂着块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老陈种子银行”几个字。

木屋旁边是个简易的塑料大棚，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几十个花盆，每个花盆上都插着小木牌，写着植物的名字和来源。

“这是干啥呢，陈大爷？”我好奇地问。

“种子库呗，”他擦了擦额头的汗，“那些专家说，咱这些老品种得好好保存，不然就没了。我这不懂那些高科技的保存方法，就用老法子，年年种一点，留种子。”

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有些颤抖，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事，”他摆摆手，“去年冬天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现在好多了。”

他老伴在旁边补充道：“医生让他休息，可他哪里闲得住，没两天又去地里了。这不，地都翻好了，就等着播种了。”

陈大爷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粒黑色的种子。

“尝尝这个，”他递给我一颗，“这是我去年从一个老乡那要来的，说是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辣椒种子，叫’鬼面椒’，辣得很，但特别香。”

我接过种子，有些犹豫要不要尝，他看出来了，哈哈大笑。

“别怕，不是让你生吃，我这有做好的辣椒酱，”他转身进屋，拿出一个旧雪碧瓶，里面装着红色的酱料，“蘸馒头吃，绝了！”

我尝了一点，确实辣得厉害，但辣过之后，嘴里留下一种特别的香气，像是烤过的坚果混合着某种不知名的花香。

“好吃吧？”他自豪地说，“明年我打算多种点这个，到时候给你带几瓶去城里。”

“陈大爷，您种了这么多年菜，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种？”我随口问道。

他想了想，突然笑了，“都喜欢。但要说最喜欢的，可能是丝瓜吧。”

“丝瓜？那不是很普通吗？”

“是啊，普通，”他点点头，“但你奶奶生前最爱吃丝瓜汤，说清热。我这人记性不好，就记得这一件事。”

原来，陈大爷的老伴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而是十多年前就过世的奶奶。现在的这位是几年前从隔壁村搬来的刘婶，两个孤老结伴,互相有个照应。

说起这个，陈大爷眼睛有些湿润，但他很快转移了话题，给我看他最近获得的一项荣誉——县里授予他的”民间种子守护者”证书，塑封着，挂在堂屋正中，旁边是他和他儿子的合影。

证书下面的桌子有些跛，用一本发黄的《农村实用技术手册》垫着。桌子上放着个收音机，天线上套着一段黄橡皮管，那是汽车轮胎内胎剪下来的，据说可以增强信号。

“您儿子多久回来看您一次？”我问。

“他忙，”陈大爷满不在乎地说，“一年能回来两三次就不错了。上次回来，帮我修了那个小木屋，还给我买了个手机，说是可以视频，但我不会用那玩意儿。”

手机就放在桌子上，是个大屏幕的智能机，但已经落了一层灰。

“没事，我有地里的活，”他指着窗外的菜地，“那里头有一百多种菜，够我忙活的了。”

天快黑的时候，陈大爷执意要送我一些菜和种子，装在一个印着”永远跟党走”的旧布袋里。布袋的带子已经断了，用一段晾衣绳接上的。他还塞给我一个旧饮料瓶，里面装着他自酿的米酒。

“城里买不到这个，”他说，“喝了暖胃。”

我接过布袋和酒，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陈大爷，当年您为啥想种菜？就因为不想闲着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远处的菜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知道吗，”他慢慢地说，“我在拖拉机站干了一辈子，每天都是铁和油，手上总是脏的。你奶奶经常说，我的手摸到她脸上，像砂纸一样。我总想，等我退休了，就种点菜，把手弄软一点…”

他没继续说下去，但我懂了。

回城的路上，我打开那瓶米酒尝了一口，又甜又涩，有点像陈大爷的故事。

后来我才知道，那块地现在已经成了县里重点保护的”活体种质资源库”，还专门派了个年轻人跟着陈大爷学习。那些在别处已经绝迹的老品种，在他的手里重获新生。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陈大爷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修好了多少台拖拉机，而是在退休后的三十年里，默默地守护了这些即将消失的生命。

而这一切的开始，仅仅是因为他想让自己的手变得柔软一些，想轻轻地抚摸他爱了一辈子的人的脸庞。

昨天，我收到村里人的信息，说农业部的专家又来了，这次是专程为了陈大爷那种紫色土豆来的。据说这个品种含有一种特殊的花青素，对预防某些疾病有特殊功效。他们要请陈大爷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老品种保护会议。

陈大爷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我猜，如果去了，他一定会带上那些种子，小心翼翼地装在贴身的口袋里，像守护着某种珍贵的记忆。

而对于村里的我们来说，陈大爷和他的菜地，早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那些在城市里早已消失的味道，那些被人遗忘的古老品种，在这个不起眼的小菜园里顽强地生长着，就像陈大爷本人一样，不声不响，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来源：橙子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