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祝勇，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任《苏东坡》等
·只有真正走进故宫，触摸它的一砖一瓦，感受它的每一丝气息，才能在创作中赋予文字真实的生命力
·文物南迁不仅仅是文物的转移，更是民族精神的一次凝聚与升华
·紫禁城在历史上从未封闭，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
·要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注重讲故事，讲好故宫的故事，把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故宫文化
人
物
简
介
祝勇，著名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川观新闻记者 肖姗姗 摄影 李强
历史的长河中，故宫宛如一座不朽的丰碑，承载着中华民族数百年的兴衰荣辱，沉淀着厚重的文化底蕴。而有这样一个人，他以笔为钥，以文为灯，在故宫的历史深处探寻，用一部部作品，为我们揭开故宫神秘的面纱，让古老的故宫文化在当代熠熠生辉。他，就是著名学者、作家祝勇。
2025年2月22日，祝勇最新长篇小说《国宝》在北京首发。这部耗时数载的60万字大作，用丰赡的细节还原了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现场，以精彩的故事重建南迁之路，投笔一代故宫人的守藏之心于纸上，大义凛然，根魂毕现。
在这部作品付梓之时，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飞赴北京，与祝勇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二十余载的故宫书写，祝勇用文字、影像等多元方式，打破了故宫与大众之间的隔阂，他说：“故宫就是一本读之不尽的大书，值得用很长的时间去阅读。”祝勇会继续读下去，也会继续写下去，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能够触摸到故宫所蕴含的文化温度，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祝勇（左）和川观新闻记者。
二十余载深耕
在故宫里书写“故宫”
祝勇与故宫的缘分，始于2002年的那部《旧宫殿》。那时的他，像一个怀揣着宝藏地图的探索者，带着对故宫的敬畏与好奇，踏入了这片神秘的文化领域。“我仿佛化身一个探秘故宫的历史侦探，在每一处砖瓦、每一道回廊中寻找着被岁月尘封的故事。”祝勇回忆起那段创作时光，眼中满是热忱。他以文学与建筑为独特视角，试图探寻故宫中人物的命运与历史的真相。在研究故宫的建筑布局时，他发现太和殿的建筑规格、装饰细节，都彰显着皇权的至高无上。而这些建筑背后，又隐藏着无数帝王将相的故事，他们的兴衰荣辱，都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祝勇回忆，20世纪90年代，他常去故宫转悠，沉浸式感受其中的文化气息。后来，他进入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工作，得以与故宫朝夕相伴。他感慨：“故宫独立而静谧，仿佛停留在自己的时间里，不受现代时间的干扰，却又以独特的方式与这个时代交互。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从规划到建筑布局，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在故宫工作的日子里，他觉得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每天上班的路，都是几百年前的历史人物走过的路，这种奇妙的感觉，让他对故宫的探索欲愈发强烈。
为了让每一部作品都能精准传达故宫文化的神韵，祝勇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他深入研究故宫的历史档案，与专家学者深入交流，甚至亲自参与文物修复工作。资料的稀缺、历史的模糊，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挑战。但他从未放弃，“历史虽然沉默，但总会留下痕迹。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总能发现那些被隐藏的真相。”在创作《故宫的风花雪月》时，祝勇用细腻笔触，将故宫四季变换、人事更迭以及背后隐藏的历史故事一一展现。春天的故宫，海棠盛放，是生命的蓬勃；冬日的故宫，白雪皑皑，是历史的沉淀。在他笔下，故宫不再是冰冷的建筑群落，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存在。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段描写，都似一把钥匙，引领读者走进故宫深处，感受其独特魅力。
祝勇接受采访。
随后推出的《故宫的古物之美》系列，是祝勇对故宫文化的深度挖掘。他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赵孟頫的书法到郎世宁的绘画，从文物的制作工艺、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等多个角度入手，用生动的文字将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在研究《清明上河图》时，祝勇不仅关注画中的繁华市井，还深入挖掘其中隐藏的社会信息。他发现画中一艘即将撞向桥侧的大船，以及商人与税官的争吵、乘轿者和骑马者的冲突等细节，这些画面传达出了繁华都市下隐藏的焦虑，或许是画家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警示。祝勇表示：“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它们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让这些文物活起来，与当代读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只有真正走进故宫，触摸它的一砖一瓦，感受它的每一丝气息，才能在创作中赋予文字真实的生命力。”这样的坚持，始终贯穿于祝勇的创作之中。无论是《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六百年》还是“微观故宫系列”中的《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等，祝勇都另辟蹊径，让读者看到了故宫不为人熟知的一面。
他的视角独特，看到“故宫里有权力的叙述，也有生活的细节”。就像龙榻并不大，因为太大皇上睡着不舒服；成化年间的鸡缸杯，大小用虎口正好能握住，这些古物都是为满足当时人们生活需求……祝勇把故宫的物称作“古物”而非“文物”，强调其时间属性，每一件古物都蕴藏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承载着无尽的思绪、情感、盛衰与哀荣。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再是枯燥的编年纪事，而是充满了温度与情感，让读者在阅读中与古人对话，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裂帛回响
纸上重建南迁之路
2025年2月，祝勇最新长篇小说《国宝》正式出版。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因故宫文物南迁而风雨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以家映国，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正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该书的诞生，意义深远。
新书发布会上，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文儒在谈到创作背景时透露，祝勇为还原历史，曾跟随两岸故宫南迁路线重走万里，采访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原型之一庄尚严的后人庄灵在内的多位亲历者。李文儒感慨，故宫文物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和路途，又在战火纷飞的时代，真的不可想象，居然基本没有损伤。这是故宫人的誓言：人在，文物在。而《国宝》让这段“文化抗战”重新鲜活。
“在写小说之前，先完成了一个非虚构作品，叫《故宫文物南迁》。就把这个历史事实用史料和文献先给大家搭建起来，因为这个历史事实是模糊的、零散的、散碎的。”祝勇直言《故宫文物南迁》像是一幅用文字勾勒的历史长卷，将故宫文物南迁的大致轮廓展现出来。但在写作和采访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祝勇内心的创作冲动愈发强烈。他逐渐意识到，单纯的纪实性非虚构写法，不足以承载这段历史中那些人的经历、命运与情感。“有很多人的经历和命运情感在这个里面，用非虚构来承载是不够的，必须用小说来承载。”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准备工作。
除了深入研究文献资料，他还踏上了实地考察之路，几乎走遍了南迁的所有线路，有的地方甚至多次前往。在实地考察中，他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那些近百年前的文物库房，依旧保留着当年的模样，仿佛在静静诉说着那段不平凡的岁月。“我们原来的库房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种气场，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强。”祝勇回忆道。在走访过程中，他还结识了许多人，有故宫的老前辈、参与南迁人员的子女以及当地的百姓。这些人讲述的故事和细节，让祝勇深受感动，也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创作《国宝》的过程中，祝勇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与细节，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前辈的笔记、书籍和报告。“故宫博物院的前辈工作特别严谨，每一步都有记录，而且都有详细的记录。”祝勇说道。这些珍贵的资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文献资料，祝勇还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来丰富小说的细节。虽然当时南迁的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子女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回忆。“有一个名叫张尚岩的先生，他的儿子是1938年生在南迁路上的，今年都已经快87岁了。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细节。”这些真实的细节和回忆，让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更加生动、鲜活，也让读者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光影交织
镜头直抵历史深处
从《旧宫殿》到《国宝》，祝勇的故宫书写之路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秋。从散文转型到小说，并非易事。祝勇透露，《国宝》初稿因“太贴史实”被《收获》杂志退稿，他虚心听取各方意见，毅然删改十余稿，读中改、改中读，终将纪实骨架转化为虚构的血肉，完成了最终的艺术升华。祝勇回忆：“这部书写了5年，不断改动的打印稿摞起来有一人多高。”小说是历史的重构，也是文化记忆的唤醒。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祝勇不仅创作了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还正在进行着纪录片的制作，预计今年可以和观众见面。
据介绍，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的组成部分，《故宫文物南迁》大型纪录片已经于2020年启动，祝勇担任该片的总导演、总编剧。2020年12月末，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了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5分钟先导预告片，发布第一个晚上就达到了82万浏览量。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在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躲避战乱……”祝勇带着剧组沿着南迁的路线，重温当年走过的地方，并将通过镜头展现历史场景。在考察过程中，祝勇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例如，重庆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曾经是存放文物的地点之一。这座银行的建筑结构坚固，地下金库更是具备良好的防护和防潮功能。“它外面看是一个徽砖的民国老楼房，里面全部是钢架，地下金库的门是从德国进口的，炮弹都打不透，而且还有通气口可以防潮。”此外，在贵州，由于岩洞多，为了防轰炸，文物曾存放在岩洞中，并搭建了悬空的木构库房。在四川，成都市的大慈寺、峨眉山市的大佛禅院等寺庙都曾存放过文物。这些历史遗迹和故事，都将通过纪录片一一呈现。“纪录片可以更直观地展现历史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那段历史。而且我们走的范围比较大，每个地方的环境、条件都不一样，这些都能通过纪录片展现出来。”祝勇说。
祝勇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观众看到文物南迁背后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传承。“文物南迁不仅仅是文物的转移，更是民族精神的一次凝聚与升华。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故宫人乃至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守护国宝，这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团结一心的生动体现。”他也期待年轻一代能从纪录片中汲取力量，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
未来，祝勇还计划继续围绕故宫文化展开更多创作，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纪录片，他都希望能不断挖掘故宫文化的深度与广度，让更多人领略到这座古老宫殿的独特魅力。
对
话
故宫——传统文化的瑰宝与时代的映照
结缘
故宫让我的作品更有深度和广度
记者：您和故宫的缘分很深，能和我们讲讲最初是怎么和故宫结缘的吗？
祝勇：我和故宫的缘分很早就开始了。在进入故宫工作之前差不多10年，我就开始写故宫相关的内容了。那时候，故宫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神秘的宝藏，充满了吸引力。我常去故宫转悠，沉浸式感受它的文化气息。后来能进入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工作，我特别激动，感觉自己真正走进了这座宫殿的历史，和它紧紧绑在了一起。从那之后，故宫在我的生命和写作里就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记者：您在故宫的工作经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祝勇：影响太大了。在故宫工作，让我有机会一头扎进图书馆，查阅各种珍贵资料，也能近距离观察故宫的建筑、文物，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太多养分，让我能更加深入地挖掘故宫文化。就像我解读《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这些作品时，故宫丰富的馆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了我很多灵感。而且故宫的丰富性和我推崇的“新散文”创作理念很契合，让我可以跨越不同学科，进行跨文体、互文式写作，让我的作品更有深度和广度。
记者：在您眼中，故宫是什么样的呢？
祝勇：故宫首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紫禁城600多年历史，其皇家收藏客观上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成为几千年文明的精华和见证，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独一无二。故宫是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其建筑本身也是文物，与里面存放的文物融为一体。在书写故宫时，我会用现代人的眼光回望600多年的历史，比如写乾隆，我会从现代人平等的观念出发，认识到他的历史局限性，像他追求“十全”，但婚姻家庭并不完美，不承认缺憾恰恰是他个性的缺陷。我们看待故宫，既要敬畏它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结晶的地位，又要用现代眼光，把它当作博物院，而非皇宫，辩证地看待历史。
记者：您说“在故宫里，表面上看到处是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世界，实际上，故宫到处是门向整个世界敞开。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能深入诠释一下吗？
祝勇：故宫虽小，却牵动着广阔的大世界，与外界联系从未中断。600多年里，紫禁城里人物的命运沉浮与每个人都有关系，人性在面对问题时是相通的，比如追求完美和面对缺憾。紫禁城在历史上从未封闭，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像雨花阁仿照西藏阿里的托林寺坛城殿建造，文渊阁仿照宁波天一阁建造，且文渊阁的四库全书存放地又回到民间，促进了民间学术发展。在国际方面，紫禁城有大量外国文物，都是外国使节作为礼品、贡品送来的，这体现了文明互鉴。比如瑞士驻华公使来看故宫收藏的瑞士钟表，有些连瑞士当地都没有了，这是文明交流的重要例证。
记者：您写了那么多关于故宫的著作，从书画、器物、建筑到600多年历史，都有涉及，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祝勇：这可能跟我的专业和兴趣有关。我的本科是中文系，博士是艺术学，艺术学本身是一个打通的学科，不局限于某一具体领域。而且我的兴趣比较宽泛，读书范围广，尤其对历史类书籍感兴趣。从故宫角度来说，故宫是一个整体，比如故宫建筑与书画分不开，清朝皇帝的书画分散在各个宫殿，与建筑相结合。以苏东坡为例，他是一个整体，不能把他的诗词、书法、绘画割裂开来。我们要用整体的观念去剖析和认识故宫，不能把物和人分开，所有物的背后都是人，我写故宫相关作品，表面写物，根本上是写人，从物出发，最终聚焦于人，所以看似零散的内容，其实相互关联。
钩沉
从文物南迁到民族精神的延续
记者：您的新作《国宝》出版了，发布会上嘉宾们都在强调，故宫文物南迁是一次民族文化抢救行动，您对此作何理解？
祝勇：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1933年就开始文物南迁，时间间隔很短。当时很多人对故宫文物的属性认识有偏差，认为是皇帝私产，没什么用了。但实际上，故宫文物已经变成国家财产，是全体人民共享的。故宫人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们觉得自己是为国家守护国宝，不是为某个人看家护院。在南迁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像战乱、生活艰苦、工资发不下来，他们都没有放弃，始终坚守使命。这种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也让故宫文物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赋予了文物新的内涵。
记者：在创作过程中，这个故事有没有给您带来强大的情感冲击？
祝勇：确实如此。在创作过程中，随着情节的逐渐铺展，很多情境让我深受触动，忍不住落泪。比如想到故宫人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坚守保护文物的使命，那种书生报国的意志和艰辛，让我感慨万千。完成构思用了好几年时间，在走访过程中就不断思考如何通过鲜活的人物把故事串联起来，让它不只是流水账，还要有矛盾和情感纠结。2020年开始写作，初稿大半年完成，但写完不满意又推翻重写、修改，一直改到2024年10月，甚至交稿后还在改。我对内容进行了大量删减和添加，调整节奏，让稿子越改越好。
记者：您觉得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对当下的文化传承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祝勇：这段历史意义重大。它体现了一种“人在文物在”的精神信念，在那么艰难的历史条件下，故宫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在当下，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实力都远超当年，对文物和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更深刻。我们应该继承老前辈的职业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承担起守护文化遗产的责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探索
故宫文化的交融与传承
记者：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故宫的文化传播得更广更深？
祝勇：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作品的严肃性和学术性，以研究思考为基础，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戏说。但同时也不能太学术化，要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注重讲故事，讲好故宫的故事，把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关注和了解故宫文化。
记者：当下年轻人除了购买故宫文创、打卡，应该如何真正深入故宫，传承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祝勇：现在很多年轻人关注故宫、来打卡是好事，说明故宫越来越年轻化、生动化。我希望年轻人借此机会加深对故宫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这需要年轻人加深文化修养，养成读书习惯，趁着年轻多读跟故宫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普及读物，积累知识储备和知识架构。另外，要多看故宫的展览，很多展览非常难得，像李白的《上阳台帖》、王维的《伏生授经图》等珍贵展品，通过了解展品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逐渐建立起历史知识体系，这是吸取文化营养的重要机会，而不只是关注在建筑实体前打卡拍照发朋友圈。
记者：您对四川很熟悉，四川也有很多博物馆，您觉得四川在推广传统文化方面，能从故宫汲取哪些经验？
祝勇：这个问题有点大。我觉得四川的博物馆可以学习故宫对文物的系统性保护和研究，建立完善的文物保护体系，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文化传播方面，也可以像故宫一样，利用多种形式，比如举办高质量的展览、开发文创产品、利用新媒体宣传等，让传统文化更贴近大众。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经验，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记
者
手
记
于故宫红墙下，叩问文化传承之路在何方
深冬的北京，我站在故宫博物院门外，等待着与祝勇会面。眼前，无数身着古装的年轻人穿梭往来，他们的身影在红墙黄瓦间若隐若现，恍惚间，仿佛真的穿越回了古代，让人不禁沉浸在这浓厚的历史氛围之中。
踏入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宫殿建筑群，行走在宫墙之内，祝勇的讲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闸口。从庄严肃穆的太和殿，到精巧雅致的御花园，那些建筑细节、历史典故，源源不断地从他口中流出，仿佛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我眼前展开。原本在我心中有些遥远的故宫，此刻竟变得熟悉而亲切，那些曾经只存在于书本中的历史，在祝勇的讲述下，变得鲜活起来。
祝勇将话题转向了故宫文物南迁。那段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文物的迁徙之路充满了艰辛与传奇色彩。随着他的娓娓讲述，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文物装箱时的场景，感受到了运输途中的艰难险阻。这些文物，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民族精神的守护者，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为了书写这段历史，祝勇付出了诸多努力，他深入挖掘尘封的档案资料，走访当年参与文物南迁的当事人及其后人，就为了让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
3个多小时的对谈，如同一趟充实而深刻的文化之旅，让我对故宫和守护故宫的人们有了全新的认识。“人在文物在”，这简短却有力的誓言，是老一辈故宫人用生命践行的承诺，也是祝勇等新一代故宫人恪守的精神准则。文化传承之路漫长而艰辛，犹如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但每一位祝勇这样的传承者，仿佛提着灯与我们相伴，照亮前行的路。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七十四期
执行：杨昕
记者：肖姗姗
摄影：李强
海报：刘津余
编辑：杜馥利
来源：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