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何以成为印太棋局的“意外变量”？

摘要：2025年6月在阿斯塔纳召开的中国-中亚峰会在多边外交与多边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主流的“印太战略”却深陷“海洋中心论”的认知盲区。较为典型的表现是，四边机制（四方安全对话）的政策设计者们仍聚焦于南海争端与航道安全议题，将中亚地区视为无关紧要

中亚何以成为印太棋局的“意外变量”？

导读

2025年6月在阿斯塔纳召开的中国-中亚峰会在多边外交与多边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主流的“印太战略”却深陷“海洋中心论”的认知盲区。较为典型的表现是，四边机制（四方安全对话）的政策设计者们仍聚焦于南海争端与航道安全议题，将中亚地区视为无关紧要的“边缘地带”。本文基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系统地批判了这一认知与行为，并创造性地提出中亚地区实为弥合印太分歧战略支点的观点。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陆海权联动相关研究的不足，证实古典地缘理论的预见性；提出的“全向嵌合”（Omni-Enmeshment）框架超越传统对冲理论；重构中亚为独立“区域安全复合体”（RSC）。除此之外，作者还有一个反常识发现，即大国之间的竞争会反助中亚地区提升其自主性。文章为各国应对大国博弈、优化区域战略布局提供了关键洞察，有助于把握陆海权互动新态势，理解中亚地区在印太框架下的战略纽带角色及其对全球权力重组的影响，为研判大国竞争格局与欧亚整合路径提供前沿理论参考。

当前“印太战略”研究存在显著的海洋中心主义偏见，即将印太区域简化为海洋权力博弈的场域。以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简称QUAD）为代表的政策框架聚焦于南海航行自由与岛链安全，却往往忽视欧亚大陆腹地——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价值。这种认知割裂主要源于三重误判：其一，将印太概念绑定海洋属性，从而使陆锁型的中亚地区被排除在战略视野之外；其二，过度强调中俄对中亚的“双巨人挤压”，忽略区域国家的战略能动性；其三，未能识别基础设施联通与劳动力流动正在重塑中亚-印太互动纽带。基于以上，本文主张中亚地区实为“印太战略”的陆权支点，其枢纽地位可通过古典地缘理论得到阐释，而大国竞争的激化反为中亚国家创造了更多战略回旋空间。

“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辩证重构

中亚的地缘战略价值深植于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1904年提出的“心脏地带(heartland)”理论将中亚定位为欧亚大陆的枢纽，认为掌控此地即可支配欧亚乃至全球霸权。美国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的“边缘地带(rimland)”理论则强调今天印太沿岸国家的重要性，认为欧亚大陆的霸权将来自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两大理论看似对立，实则揭示了陆权与海权的互动本质：心脏地带提供资源纵深，边缘地带掌控贸易通道。冷战时期，苏联通过控制中亚实践了麦金德的理论，而美国构建的岛链防御体系则体现了斯派克曼的逻辑。

到了后冷战时期，地区国家与中亚的接触主要以双边为基础，中亚很少（甚至从未）出现在印太地区的文献中，地缘理论遭遇边缘化。但在中国依托中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宣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俄罗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EAEU）强化影响力，将中亚纳入其“近邻政策”（blizhnee zarubezhe）范围；印度推行“联通中亚”政策，于2022年举办首届印度-中亚峰会这三重趋势的推动之下，中亚又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视线之中。这些实践亦表明，陆权国家正争夺心脏地带控制权，而海权国家需通过边缘地带深入欧亚腹地。

当前大国竞争的本质是心脏地带资源与边缘地带通道的互动博弈。中国试图整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陆海通道，而四方安全对话则希望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切割陆海联通。在这种矛盾之下，中亚成为了双方战略的交汇点，因此中亚地区展现出了突出的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与自主权减弱的预期相反，它们正以更大的灵活性驾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这种特殊而重要的地缘定位使中亚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远超传统认知。国家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凸显了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复原力( resilience)和互联互通性(interconnectedness)，而这得益于强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

大国竞争下中亚的角色嬗变

目前，中俄在中亚形成“经安分治”的模式。中国以经济方面的影响为主，例如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中吉乌铁路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实现中国在中亚基建布局的重大进展。俄罗斯则更加强化安全控制，例如干预哈萨克斯坦骚乱，构建“俄-哈-乌天然气三角”维系能源霸权。这种分工格局使中俄形成了互补性竞争。但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多边策略正逐渐削弱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加入美欧“全球门户”计划等，展现了中亚国家平衡外交的灵活性。

印太国家则采取了差异化深入中亚腹地的策略。比较明显的表现是，美国通过“C5+1”机制维系其在该地区的存在，但对中亚的接触仍主要以双边形式开展；日本以围绕欧亚大陆外围的“价值观外交”为特色；印度则以安全-能源为双驱动，援建伊朗恰巴哈尔港打通中亚出海口，并购得哈萨克斯坦卡沙甘油田股权，彰显其陆权战略布局。这些碎片化的措施虽未形成协同效应，却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战略回旋空间。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也在积极参与和介入中亚事务。这些国家的行动为中亚提供了除中俄外的“第三选择”，进一步增强了区域国家的议价能力。

中亚的主体性：从被动客体到战略行为体

中亚国家的制度化对冲策略展现了其战略智慧。乌兹别克斯坦获得欧亚经济联盟观察员国地位；哈萨克斯坦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军用产品，却允许中国企业使用里海阿克套港对欧出口商品；土库曼斯坦则以永久中立国身份吸引多方投资，尤其是推动跨阿富汗天然气管道建设。这些实践超越了传统的“选边站”逻辑，通过制度嵌套提升中亚国家的议价能力。

同时，区域一体化进程正在深化中亚国家的安全自主性。随着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这个自冷战结束后长期自我封闭的地区，在重构区域凝聚力的同时，也在试图突破中俄框架。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例，两国正从外部投资和与阿联酋、印度等非传统合作伙伴的联系中获利。这种举措标志着中亚国家正从“缓冲带”转型为自主安全单元，并逐步削弱外部大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能力。此外，劳动力的流动也强化了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例如，韩国为乌兹别克斯坦公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些劳工在获取技能后返乡参与数字枢纽建设，形成技术回流效应。

中亚国家还积极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感和影响力。例如，哈萨克斯坦用实际行动倡导“建立无核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推动阿富汗问题区域对话，土库曼斯坦在里海法律地位谈判中发挥协调作用等。这些多边外交实践有力地提升了区域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中亚需要被重新定位，不应再被视其为被动的缓冲区，而是作为一系列关键行为体，其选择能够影响更广泛的权力平衡格局。

理论启示：重构陆海统筹的地缘范式

尽管许多已有研究探讨了中亚与其他地区及组织的互动关系，但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深入剖析中亚与印太地区的关联。该研究兼顾内外视角，构建了一个全面且客观的分析框架，在欧亚大陆权力格局深刻重构的当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

从理论层面来看，该研究至少有三大贡献。第一，通过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和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框架应用于时事分析，重新激活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第二，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用于分析小国如何应对大国竞争的传统“对冲”框架解释力可能不及“全向嵌合”(omni-enmeshment)的方法。第三，该研究将中亚重新概念化为一个由物质和观念因素共同塑造的自主区域合作共赢体系，而非仅聚焦于大国干预。

中亚国家与印太地区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不应再将中亚视为孤立的大陆边缘地带，而应视作更广泛的“印太战略”讨论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区域。可以说，如今的中亚并非地缘客体，而是秩序重构的支点。当乌兹别克斯坦劳工经韩国技术培训后返乡建设数字枢纽，中亚已成为连接陆海循环的战略接口，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传统分野正在消融。未来印太秩序的重构，必然以中亚-印太的深度耦合为基石。这种耦合不仅体现为能源管道和铁路网的物理连接，更在于制度规范的相互渗透和人力资本的循环流动。大国竞争激化非但没有压缩中亚的战略空间，反而为其创造了利用矛盾、扩大自主权的独特机遇。“印太战略”若持续忽视这片重要的欧亚腹地，将在地缘博弈中丧失战略纵深与主动权。

作者

Brendon J Cannon，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大学国际安全副教授；Li-Chen Sim，阿联酋阿布扎比哈利法大学国际安全助理教授；Farkhod Aminjonov，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防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

Brendon J Cannon, Li-Chen Sim, Farkhod Aminjonov.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Pacific: bridging the divid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rival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1, No. 4, July 2025, pp. 1177–1191.

编译

杨璐蔓，国政学人编译员，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校对 | 张睿哲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崔笑蓉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