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书画鉴藏中的身份焦虑

摘要：在容庚（1894-1983）看来，金石与书画是其“艺事之二癖”。在其北平岁月（1922-1946）中，容庚以金石文字学获得学术上的身份认同之际，“学术之金石”与“非学术之书画”一直存在对立。书画变为容庚内心被压抑的一面，并被刻意疏离。当书画鉴藏与创作获得契机重

容庚师友圈

来源 l《美术研究》2023年第6期、和鸣记

作者 l 冯嘉安

原题 l 金石与书画的纠缠：容庚书画鉴藏中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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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容庚（1894-1983）看来，金石与书画是其“艺事之二癖”。在其北平岁月（1922-1946）中，容庚以金石文字学获得学术上的身份认同之际，“学术之金石”与“非学术之书画”一直存在对立。书画变为容庚内心被压抑的一面，并被刻意疏离。当书画鉴藏与创作获得契机重启后，容庚又产生对书画当以“自戒”纠结心理。本文着重探讨与求解的是，容庚如何在此纠结之下，实现其书画收藏的扩张和对应的学术生产，并最终如何化解这种因身份认同危机所产生的焦虑。

如今每论及金石与书画关系时，多提及清代以来“金石入画”的艺术风格嬗变。“金石入画”使书画从古代金石碑版中取得古拙之风，开辟以写意形式表达精神内涵的画路，一改元、明及清初文人画一派形成的风格面貌，是中国美术史中“与古为新”的一种尝试。[1]

若视“金石书画”为固定搭配词组，对此词组的理解起码有“偏正短语”和“联合短语”之别。换言之，“金石书画”若视为偏正短语，乃用于表征“具有金石意味的书画作品”，即上文所述“金石入画”之作；而若视之为联合短语，“金石书画”则是两个并列门类——即便这两个门类在历史中并不一定属于同一范畴。

厘清了这一区分以后，就会明晰本文所讨论的容庚对“金石书画”的态度，并非容庚对参入金石趣味之书画的看法，[2]而是其观念中金石与书画两个门类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言之，这种关系体现为作为现代职业知识人的容庚，因金石学者身份认同与书画鉴藏行为之间存在紧张感而形成的一种纠结心态。

容庚的学术志向是成为“尽天下古文奇字”的金石文字学家，而非书画家，更无成为书画鉴藏家或美术史家的意识。书画之好在容庚寻觅金石家学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成为了学术的事余，须为金石学的进取让路。然而，书画鉴藏对容庚又产生了复杂的内在影响，既有“每愧人称作画人”的焦虑，又不可回避地产生“金石枯燥、书画怡悦”的真实感受。究其原因，书画作为与金石并列的“艺事之二癖”，早在容庚内心中潜藏一席之地。本文将探讨在书画仅为“癖”而非“学”[3]观念作用下，容庚如何压抑着这种嗜好，而这种压抑又是如何一步步被打开的。

青年容庚（左）容肇祖兄弟像

01 对立：“学术之金石”与“非学术之书画”

1975年，年届耄耋的容庚曾手书族谱《容氏家乘》（图1），提到其自己时，容庚如是道：

容庚，字朗西、号希白，乃作恭之长子。东莞中学毕业，从四舅邓尔疋学古文字，从从叔容祖椿学绘画。民国十年[4]4与弟肇祖同至北京，由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十五年《金文编》成，由罗氏贻安堂印行。历任燕京、岭南、中山大学教授。薪金所得除衣食外，尽以购书籍字画，名其室曰“翫习蔽闻室”，盖以俗仔鄙夫自命也。著有《宝蕴楼》《武英殿》《颂斋彝器图录》[5]《汉武梁祠画像录》《商周彝器通考》等书……[6]

金石与书画的渊源、教育背景、任职经历、收藏生涯及学术著述等方面，在聊聊数百字中悉数陈述。当中尤其突出“书籍字画”的购藏，与学术著作有同等的地位。

图1 容庚《容氏家乘》（手迹）

图片来源：容庚《颂斋珍丛》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0页

除此家乘以外，容庚晚年又作短篇《自传》（图2），付香港翰墨轩《名家翰墨》月刊发表。这篇七百余字的《自传》中，有近六百字实际上是容庚回顾其收藏生涯的简要“成绩单”：从五千卷金石书籍、百数十件商周彝器到二百五十种丛帖及一千三百套历代书画，如数家珍。当中更是举二十种书画藏品，作为“皆其心赏者也”的代表。[7]容庚所藏规模远不只如此，选“心赏者”以罗列，可见其对这些书画藏品的重视。

图2《容庚自传》（手迹）

图片来源：《名家翰墨资讯》1994年9月第2期

第22-23页

从此二处容庚晚年自述可以看出，书画收藏在其人生历程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与容庚北平学术生涯的最初十五年“不言书画”形成强烈的反差。容庚并非晚年才形成对书画的关注，早在弱冠时，金石与书画的二科已经于内心各占其位。容庚如此陈述其“艺事”范畴与启蒙之师：

余于艺事，癖好有二，一曰金石，以曰书画。金石得之于舅父邓尔雅先生，书画得之于叔父容祖椿先生。[8]

当中，容庚称之为“金石”或“考古”的部分，其着力点包括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而“书画”部分，除了书法与绘画以外，也包括其金石人生之始所习的篆刻。

若以清代学术四部分类法归纳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书画、篆刻，这些领域将分属于不同的部类。其中，容庚学术体系中的大宗——古文字学，在四部中属于经部小学类。[9] 小学类又分“训诂之属”“字书之属”和“韵书之属”。[10] 若以此分类法看待容庚的成名作《金文编》，则可归入“字书之属”。小学类以外，在《四库全书》中，金石书籍归于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11]

容庚《金文编》初稿手稿

在四部分类法中，金石与书画的重要区别是，金石“皆为经籍作”，而书画“不与经籍相参”。即使是金石学内部，在清代也出现分化—一派以翁方纲为代表，重赏鉴、以金石考订书法，曰“覃溪派”；一派以王昶为代表，重考据、以金石证经史，曰“兰泉派”。[12] 清人金石学有重后者之时风，因赏鉴者不免带有玩物丧志的道德包袱。而在晚清经世致用的思想之下，无论哪一派金石学，都被视作“无用之学”。[13]

对于这个问题，容庚的同代人有进一步的看法：顾颉刚论及古器物学研究时提到金石学的局限性在其赏玩和收藏，最多也只是考释铭文，欠缺对历史文化价值的关注。在顾颉刚看来，古器物学离金石学较远，而离考古学更近。因为金石学家不免带着赏玩的眼光，缺少以科学的方法作研究，而近人研究古器物则有了很大的进步。[14] 李济提出有800年历史金石学在未能更进一步发展的原因是，没有走上纯理智的这条路。因为金石学半艺术的治学态度，“古器物”就化为“古玩”；“题跋”代替了“考订”，“欣赏”掩蔽了“了解”。[15] 换言之，在现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看来，金石学的鉴赏和艺术属性，是其学科现代转型的阻碍。

若金石学尚可分为“赏鉴”与“考据”两派，在“有用”“无用”的光谱中仍有浓淡之分的话，书画则完全如唐人张彦远所言为“悦有涯之生”的“无益之事”。《四库全书》中，书画归于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与“琴谱之属”“篆刻之属”“杂技之属”并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以上诸属“均退列艺术，于义差允”。[16]

至于篆刻，更可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17] 不过，对于篆刻，容庚在其文字刊行之始《雕虫小言》一文中认为，学篆刻须深究三代彝器款识，专心力学篆书者，就不是仅作雕虫小技的印人，而能出人头地，成一代金石家，当中也包括能“补史乘之阙，正许氏之讹”。[18] 在容庚的学术生涯中，篆刻是金石文字学的起点，是其建构金石学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而篆刻兼有学术与艺术两种性质。

正因为存在“学术之金石”与“非学术之书画”的对立，加之一种继自古人“玩物丧志”道德包袱的余绪，书画变为容庚内心被压抑的一面。在其金石学家身份日彰同时，对书画刻意疏离，有所谓“不言书画者十有五年”。[19]

这种学科认知，跟“书画之属”在《四库全书》中作为“无益之事”“于义差允”颇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容庚重金石而轻书画的原因，已不再是金石“皆为经籍作”而书画“不与经籍相参”。容庚学科意识中的有用与无用之辩，已经演变为事业与事余之分、职业与非职业之别以及学术与非学术的对立。将容庚的收藏之物二分为金石与书画以后，会发现容庚的学术身份，对金石收藏而言，是驱动因素；对书画收藏而言，则是纠结之源。

容庚学术身份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志向的寻觅以及通过学术人际关系网络与现代学术体制，进入学术共同体的过程。邓尔雅对容庚立金石之志起到了启蒙作用。而北上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对容庚金石学者身份确认的推动，则更为直接。1922年北上拜谒罗振玉并获荐入读北京大学国学门，是容庚寻觅学术身份之始，也是“不言书画十有五年”之始。

从跟随邓尔雅立“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开始，容庚即把得自容祖椿的书画之好藏之内心秘阁，专心一致投入到金石研究中。罗振玉、王国维的知遇之恩使得容庚金石文字之志终于落地，逐步以其学术成果获得在北京学术圈的认可。

王国维赠容庚书 1927年

从出走岭南东莞到北上进入北京大学，容庚的社会身份逐渐从中学教员转变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并在最终在燕京大学获得教授席。1922年北上至1936年以前，其学术重心都是金石文字学，因而多收金石书籍及吉金。两者的收藏均为其金石文字学研究提供学术材料。

在初到北平的十五年中，容庚对书画收藏的涉足可谓少之又少。从《容庚北平日记》中与书、画、印相关的所有记叙可以看出容庚在1936年前书画收藏的规模具体情况—除偶购藏非名家小作及画史书籍外，并无更多书画收藏相关记录。在容庚的学术上升期，书画之好一直居于内心被压抑的状态。这种潜藏的内心需求，待日后以一系列际遇为契机，才得以重新开启。

02 重启：整理国故、考古学社与书画鉴藏的契机

容庚1922年入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就读研究生，与国学门的建立同步（图3），亦与以胡适为中心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几乎同步。1922年至1927年容庚在北京大学所面临的学术氛围，离不开整理国故运动所提倡的观念与方法。虽然这段时间容庚鲜有直接讨论整理国故的本质，但从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观察，可知这次运动对他的直接影响。

图3 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同人摄影

（二排左九者为容庚），1923年12月

直到容庚晚年，在作其一生的小传时，容庚称“一九四六年南归，以后整理国故，以传古人，甚鲜作画，如此一生，庶几其不负矣”。[20] 换言之，南归后所作的书画研究，即便在容庚看来算不上学问，但也能算是整理国故的成果之一，更不必说容庚在北平时期所作的金石文字学研究。

容庚内在的学术研究法仍以清代以来的考据学为底色，在金石文字学研究中，参以“罗王之学”。直至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亲炙胡适的指导及受古史辨运动的影响，尝试在具体的研究中回应当时的学术潮流。这些治学方法，都直接作用于后来容庚从事书画研究之中。

在1922年到1927年容庚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期间，不仅与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运动同步，还恰逢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与发展，代表性事件包括1921年“仰韶文化”考古发现、1926年李济主持发掘西阴村遗址并撰写考古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存》等。这些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新趋势直接冲击着刚获得金石学者身份认同的容庚，也促使其思考从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转型这一学术命题。

1934年以容庚为主导的燕京大学考古学社的成立，便是这一命题的探索与实践。书画不属于金石考古的对象，然而燕京大学考古学社的成立和考古出版活动，意外地激发了容庚重启书画鉴藏与研究的欲望。借考古学社出版的机遇，容庚编撰《颂斋书画录》（图4）《伏庐书画录》以及《二王墨影》合称“书画鉴三种”，于1936年由燕京大学考古学社印行。

图4《颂斋书画录》书影之

《陈善拟元八家山水册》，1936年

图片来源：容庚：《颂斋书画录》

中华书局，2011年，第22-23页

这次出版给容庚带来了扩大书画收藏的契机。容庚是年如此陈述为何从有“不言书画者十有五年”到“复泛览言书画之书”的转变：

比来北平，不言书画者十有五年，即古物陈列所及故宫博物院开书画鉴定会，亦不多往。今年春，季宝铭[21]君来索印件，检所藏书画十数卷轴与之，乃复泛览言书画之书。[22]

“古物陈列所及故宫博物院开书画鉴定会”尚未能唤醒容庚对书画的兴趣，而来索印件的季宝铭却使容庚“复泛览言书画之书”，可见编撰《颂斋书画录》对容庚的影响之深。容庚编撰此书画录的学术出发点是有感于当时可见的论书画之书存在种种缺陷。具体言之“其失有五”：“泛、翳、瞽、陋、伪”；容庚希望《颂斋书画录》能以“合谱录、收藏、传记三者于一书”补此五失。[23] 张伯英于1936年为《颂斋书画录》撰写序，力陈此书“善者有四”：“附以摄影，得失不可复掩”；“真影常留，足供考古者之探索”；“随得随录，为名迹之无尽藏”；“展卷即在，无拣书之劳”。[24] 1948年容庚在《颂斋书画录》基础上进一步撰写《颂斋书画小记》时，回顾1936年前鉴藏经历，再次强调了编撰《颂斋书画录》为重启书画鉴藏的重要契机：

余少好书画，至北平以后，转收金石书籍，继以吉金。一九三六年，印行《颂斋书画录》，自惭寒俭，颇有续收之志。[25]

1936年容庚重拾书画之好，再次体验到少未竟学的书画带来的乐趣，《颂斋书画录序》中一段陈述可见这种心赏的况味翩然于纸上：

六月暑假，邻居多避暑于北戴河。而余乃于书城中伏案疾书。薰风时来，书册作蝴蝶舞，辄闭窗拒之。忆“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之句，逌然失笑。此《书画录》正余之《销夏记》也。固知移山之计非一蹴可几，然中心好之，期以此自遣。安得使余多暇日又多闲钱，以广搜博览穷古今之书画人哉！[26]

1936年是容庚自北上以来第一次检视其书画收藏。与金石书籍与吉金相比，所藏书画的规模显得相对“寒俭”，也与容庚内心对书画的珍视不成正比。于是在不言书画十五年后，容庚决心重启书画鉴藏。对吉金的收藏容庚尚且可“斥巨金取彝器”，故“多闲钱”并不成问题，至于“多暇日”，却意外地由世变带来。

容庚篆书临颂簋轴 1930年

莞城美术馆藏

03 纠结：评量金石寻常事，每愧人称作画人

在容庚开始重拾书画之好不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容庚在北平沦陷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37年末到1941年末，容庚身处燕京大学这座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得以在沦陷区暂避日本人的占据，可称为“孤岛时期”；从1942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沦陷，容庚并没有跟随燕京大学西迁成都，而是继续留居北平，可称为真正的“沦陷时期”。在此期间，容庚有任职于伪北京大学的经历，这也导致了容庚抗战胜利后遭傅斯年驱逐，被迫离开北大，南归广东。1948年，容庚回顾“孤岛时期”这段岁月时写道：

北平沦陷，燕京大学以国际之故，虽可苟安，亦苦压迫。排忧解愠，莫逾书画。陆志韦教授与有同好，财力能奔走估人。对门而居，就余品评，所见弥广。[27]

1941年12月8日，是容庚在北平沦陷区生活的一个分水岭。美日宣战后燕京大学彻底沦陷，容庚虽侥幸逃过被捕，[28] 但其战时艰难生活亦宣告来临。1942年，燕京大学西迁四川成都，当年9月在蓉复校。在此轰轰烈烈的燕大复校运动中，容庚并没有参与，而是选择留守北平。

燕大沦陷后的际遇使容庚的金石收藏难以为继，反而为其书画收藏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契机。关于金石文字学与书画鉴藏研究的轻重先后，容庚不止一次论及。表达得最为明了的是《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之引言：

九一八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悲愤不宁，国亡是惧，求所以安谧余脑者，莫书画若，于是购取书画之书读之。闲复搜罗明清两代名家真迹，力不能得，辄临副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起，英美海军歼焉，蹶起与日寇宣战。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余亦默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战争频年，币制日紊。教授月奉，曾不足以易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八口之家，何以为生？斥卖书籍彝器之属，忍死以待时清。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书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29]

金石与书画，在学者容庚之理性看来，固然前者更重要，若金石与书画对其的精力消耗上发生冲突，容庚毫无疑问会选择金石。因为金石学是容庚安身立命之学问，是其定义人生价值、取得社会地位乃至获得经济基础的根源。

金石学虽为容庚学术之本，然每逢世道变故的艰难之时，容庚往往能获得书画收藏的契机。故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悲愤不宁，国亡是惧，求所以安谧余脑者，莫书画若，于是购取书画之书读之”。乃至抗战期间的1941年，容庚会产生金石学干燥无味之感，而书画才是通向内心怡悦的法门，因而治书画日渐多于金石。容庚在晚年所作自传中，提起北平日据时期，书画收藏与创作规模渐丰的情况，既自豪于自己在七年内获得书画收藏一百卷，又为自己以一夕之力临沈周《苕溪碧浪图卷》颇为得意。[30]

自其重拾书画之好以来，书画收藏规模逐渐扩大。并在此基础上临摹与研究不辍。然而在若干篇严肃的书画研究学术论文写就之后，容庚依然为其对书画所作的努力心有纠结。容庚金石学家的身份认同对书画鉴藏起着反向作用。容庚又无法回避“安谧余脑者，莫书画若”及“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等书画带来的真实感受。同时，又生金石书画本末倒置，恐“顾此失彼”的纠结，并应“自戒”。1943年9月5日，容庚迎来50岁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日为予五十诞辰，因虎疫四城关闭，黯然度过……予近来颇好书画，亦当以此自戒，复归考古，庶不至顾此失彼乎。东坡诗：“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当书作楹联以铭座右。[31]

后来容庚在作于1965年劳动节的《历代名画著录目序》道出早年多留心金石而略书画的原因，与50岁时的心迹并无二致：

我对于书画原有很大的爱好。早年感于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的话，故金石以外，不敢多所旁骛。[32]

而在1944年与徐宗浩和诗时，容庚再一次表露了痴迷书画而疏于金石的“愧疚”：

早修改《飞白考》。下午至北大授课，并开院务会议。徐宗浩赠诗……和之云：“水竹云山记偶亲，廿年投笔走京尘。评量金石寻常事，每愧人称作画人。”“书画搜藏只自怜，里局沦陷半成烟。如何君竟痴于我，假去完庵未得眠。”[33]

据黄光武回忆，容庚曾在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对其言：“在燕京（燕京大学）总有一点事做，燕京一关门，著作之事永毕。研究书画不是主要工作。一个人不是不想做事，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金文编》只是作些修订而已。”[34] 同样的说法能在谭步云的陈述中得到互证：“希白先生曰：‘吾自归岭南，无一字著述。’三鉴斋夫子颇怪之，曰：‘先生有《丛帖目》《颂斋所见所藏书画小记》《历代名画著录目》等，凡数百万言，胡谓无著述？’希白先生曰：‘是皆游戏笔墨也。焉可以学问目之？’”[35]

这些后来的述说对应了当时“评量金石寻常事，每愧人称作画人”之句。这句诗道出容庚内心中对金石与书画之间所作努力此消彼长所产生的紧张感。但矛盾的是，理智上近书画而远金石产生了一种不务正业的愧疚感，但感情上悦书画却是比考金石更能抚慰容庚沦陷期间苦闷的内心。

容庚国画山水轴广东省博物馆藏

容庚这种对愧疚于沉溺书画同时又因心赏而生怡悦的纠结心绪，大致在其北平岁月的最后数年方逐渐抹平，亦最终直面书画的安谧与怡悦。于省吾曾作《容希白传略》，撰写时间大约在1949年后。当中记录二人一段对话，可以推测这段对话发生在容庚仍处于北平并大量作画的时期：

君近数年来，忽撢研六法，昕夕临摹，孜孜不倦。

余尝戏谓君曰：“业贵乎专，苟吾之所业，不足以抗衡古人，睥睨一世，虽勿为可也。况近世画家林立，咸有师承，致力专且久，君虽聪敏迈人，而仅以岁月旦夕之勤，与之品高下，角优劣，君其望尘轨追景迹而莫之逮乎？”

君曰：“否！否！余幼学绘事于从叔祖椿，嗣以从事金石著述，因而中辍者二十余年。兹复理旧业，苟岁月有待，当有所就。且微此无以发吾胸中之奇，岂与俗史争短长乎！”

余默尔无辨。后每过其寓斋，必以所绘数纸见示，于诸名家无所不临。其笔势超拔，皴法布置，骎骎入古。间作枯木竹石，极为疏逸。盖君素工书，尤擅篆籀，以篆籀之笔为画，其苍润迥异恒蹊。

余又戏谓君曰：“此乃文士遣兴之作，非山水宗工，可与吴愙斋相伯仲乎?”

君曰：“余之造诣，奚止于此！”然则君于绘事之孟晋，殆未可以测其所至也。[36]

当容庚被于省吾问及为何在金石之外又沉迷作画时，其态度似乎与此前日记与文章所表达的“惭愧”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于氏所言“业贵乎专”已经不能成为容庚鉴赏与创作书画的障碍。书画不再是未能竟学的“癖好”，而是“苟岁月有待，当有所就”的旧业——只不过因为从事金石学，书画无奈中断了20余年。事业与事余的观念，不再是金石与书画之间的鸿沟。而且作画最重要之效用是“发吾胸中之奇”。在金石研究因各种缘故难以为继时，容庚终于直面书画的魅力，毫不掩饰地称“且微此无以发吾胸中之奇，岂与俗史争短长乎！”，更云其造诣止于与吴大澂相伯仲。这就为容庚在1936年到1946年这段北平岁月的最后十年大规模地展开书画收藏、研究和创作找到了内心的依据。

容庚篆书八言联东莞市博物馆藏

释文：德量淹正风识明允，神表峰峻器宇弘深

结语

本文以容庚立金石文字学之志为起点，探讨其如何在邓尔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引导下进入金石学的堂奥，如何在民国北平的学术共同体中寻觅自己的学术身份。与此同时，容庚的内心产生一道心理缝隙，金石与书画的纠结一直存在于其精神世界中。

书画这一早年在容庚心里埋下的兴趣，因“金石以外，不敢多所旁骛”而暂且搁置，其重拾又多与世变与际遇有关。当金石无以为继时，书画便继而为之。在此过程中伴随容庚的仍是心有旁骛的愧疚感，因而有“予近来颇好书画，亦当以此自戒，复归考古”的自省。

晚年容庚

金石与书画的纠结，可谓贯穿于容庚的一生。最终，金石与书画两个变量，在容庚内心从“一正一负”的此消彼长关系，变为“齐头并进”的相辅相成关系。在其后半生，书画在其内心的地位上升至与“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同等的地位，发挥着“微此无以发吾胸中之奇，岂与俗史争短长”的作用。在此之后，其内心消散了寄情书画玩物丧志的心理负担。不仅如此，对书画的研究，更成为其学术上的新领地，在金石学无法继续开疆拓土只能做局部修补时，对书画的研究成为了其晚年足以抵抗残酷岁月的学术法门，以及人生存在的精神动力。

注释：

[1]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第1卷（1840-1911）》，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页。

[2]实际上，容庚虽为金石学家，但其书画鉴藏趣味在四王正统一路，对金石书画并不偏好，曾言“一不买宾、悲二鸿，二不买昌、白二石”。参见吴泰：《和容希白先生一起看画》，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第7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4页。

[3]直至晚年，容庚花巨大精力撰写《颂斋书画小记》时，依旧认为书画研究，聊以自娱，不足称道为学问。

[4]应为民国十一年，手稿有误。

[5]即《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录》。

[6]容庚：《容氏家乘》（手迹），《颂斋珍丛》，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30页。

[7]容庚：《容庚自传》（手迹），《名家翰墨资讯》1994年9月第2期。

[8][29]容庚：《倪瓒画真伪存佚考》，《颂斋述林》，中华书局，2011年，第235页。

[9][10][11][16][17]纪昀等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经部四十·小学类。武英殿本。第一至二页、第六十二页；卷八十六·史部四十二·目录类，第二十一页b；卷一百十二·子部二十二·艺术类，第一页、第三十八页。

[12][13]缪荃孙等（顾廷龙校）：《陆增祥致》，《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转引自查晓英：《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思想谱系》，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1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