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县城里开了家小修理铺的林大明，今年四十有六。离城区十来里的老家，许久没回去了。

我是县城里开了家小修理铺的林大明，今年四十有六。离城区十来里的老家，许久没回去了。

我每次修电动车都要戴上老花镜。旧台灯下，那副镜架总在鼻梁上打滑，我都懒得扶它。师父们都管这叫”工匠年纪”——手艺攒够了，眼神却先跑了。

院子里的芦苇摆得正欢，风也不大。邻居家小孙子在喊”爷爷你看飞机”，抬头只见灰蒙蒙的天上什么也没有。孩子眼里的世界，总和我们不同。

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二叔”。

“大明啊，你干嘛去了？”电话那头，二叔的声音有点颤。

“修车呢，怎么了二叔？”我下意识地想起了那个陈旧的梦。

“你…你小子……”电话那头，二叔声音哽咽。

我攥紧了手里的螺丝刀，知道那天终于来了。

二叔在我们村里，算个风云人物。年轻时当过兵，是生产队里的电工，村里最早一批会骑摩托的人。他有个绿色的军用水壶，夏天我们几个孩子馋得不行，他都会分给我们喝一口。那水壶在腰间一晃一晃，像电影里的西部牛仔。

我小时候常跟在二叔屁股后头，他去哪我去哪。毕竟在我们那个年代，能有个”会摆弄机器”的亲戚，就跟现在孩子有个搞IT的叔叔似的，顶有面子。

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刚上完初二。

二叔骑着摩托车带我去镇上集市转，我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二叔答应给我买本《三国演义》连环画。当时谁要是有这样一本书，在学校里能换三天的泡面吃。

走到半路，天上电闪雷鸣，骤雨就下了起来。二叔直接把他那件发旧的军绿色雨衣脱下来给我穿，自己只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背心，背上已经被雨水打湿了一大片。

“大明，抓紧了，咱抄近路。”二叔一边拧油门，一边大声喊。

抄近路就是走那条盘山公路，窄得很，本来就是给拖拉机走的。路旁就是深沟，有个三四米高，雨天走那条路，大人都心里发怵。

二叔在前面骑，雨越下越大。我整个人都缩在雨衣里，只露出两只眼睛。眼看就要到镇上了，二叔猛地一个急刹车，我差点从摩托上飞出去。

“怎么了二叔？”我问。

前面不远处，路中间趴着个小小的黑影，雨太大我看不清。

“好像是条狗崽子，堵在路中间了。”二叔眯着眼睛说。

我俩下了车。果然是只小狗，大概刚出生不久，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眼睛都还没睁开。

二叔把雨衣扯掉我身上，包住那只小狗，又从怀里掏出一块干净手绢。

“你先抱着，等下我找个地方放它。”

二叔刚要转身，突然听到山上传来”轰隆”一声，比雷声还大。我们抬头一看，妈呀，一块比人还大的石头从山上滚了下来，朝着我们这边直奔而来。

“大明，快闪开！”

我被二叔猛地一推，整个人向旁边栽去。等我爬起来，只见那石头已经轧过了摩托车，二叔整个人被撞出了好几米远，落在路旁的深沟里，一动不动。

我手脚并用爬过去，往沟里一看，吓得魂飞魄散——二叔躺在乱石堆里，腿弯曲成一个不可能的角度，脸上全是血。

后来的事儿就像被按了快进键。

村里人用门板把二叔抬到镇医院，又转到县医院，最后到了市里。诊断书我记不清了，就记得医生说二叔再也站不起来了，双腿高位截瘫，不仅要卧床余生，还得靠每天吃那些”吃了就得吃一辈子”的药。

医药费像无底洞，二叔一家砸锅卖铁也不够。我爹和村里几个叔伯凑了一些，还是杯水车薪。二婶抱着刚满五岁的二丫头在医院走廊哭得死去活来，我躲在角落里，手里还捏着那块二叔给小狗用的手绢，都揉碎了。

直到现在，只要闭上眼，我就能清楚地看到那一天——医院走廊的灯管一闪一闪的，从送餐车推过的辣子鸡丁香味，还有墙上那张1995年的挂历（医院连这个都舍不得换）。

初中毕业后，我没再读书，直接去了市里一家电器修理店当学徒。一开始连碰工具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看着师傅们干活，帮着扫地端茶递烟。

师父是个抽旱烟的老头子，烟斗敲在桌上咚咚响的时候，就是骂人的前奏。我挨过的骂，比喝过的水都多。但我什么都不说，只想着学好手艺，早点挣钱。

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我会从自己的六十块钱工资里抽出三十块，让回村的同乡带给二叔。那时的三十块，够买三十斤大米或者十五瓶啤酒。

同乡小张问过我：“你孝顺也不是这么个孝顺法啊，你爹娘身体不好，你怎么钱都给你二叔？”

我没说什么，只说那是欠二叔的。

小张以为是钱，其实我欠的是命。

三年学徒工披荆斩棘，我拿到了第一笔像样的工资，八百块。手里捏着那沓钱，我连饭都没吃就坐车回了村。

到村口时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饭香味飘得到处都是。二叔家在村西头，我翻过几户人家的矮墙，避开狗，直接从后门进去了。

二叔家的后门从没锁过，即使他瘫痪后也是。“锁了怪不方便，再说咱家也没啥值钱东西。”二叔常这么说。

推开门，就看见二叔躺在那张简陋的木板床上，头发已经花白，瘦得脸颊都凹进去了。屋里没开灯，只有电视机的蓝光照着他的脸，正播着《新闻联播》。

“谁啊？”二叔扭过头问。

“二叔，是我，大明。”

“大明来了啊！快开灯，茶几上有茶…”二叔撑着要坐起来。

我赶紧过去扶他：“别动别动，我来就好。”

我开了灯，屋内的旧沙发上堆满了二叔平时用的东西——药瓶、收音机、一本翻旧了的《电工手册》，还有半包皱巴巴的烟。茶几上没有茶，只有一个沾了油渍的塑料杯子，里面泡着几粒枸杞。

“二婶呢？”我问。

“去镇上给二丫送换洗衣服了，那孩子住校，懒得回来。”二叔点了根烟，“你这娃，难得回来一趟，也不提前说一声，给你二婶炒两个好菜。”

我嗯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那沓钱，直接塞到了二叔的枕头下面。

“二叔，这是我挣的第一笔像样的钱，给您买点好烟抽。”

二叔先是一愣，然后猛地咳嗽起来，烟灰掉在了被子上。等他缓过气来，眼眶都红了。

“你小子，钱自己留着吧，二叔不缺这个。”

我知道他缺，缺得很。前几天回来听村里人说，二叔家连化肥钱都拿不出来了，二婶一个人种不了多少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二叔，我欠您的，这辈子都还不完。要不是您那天推了我一把，现在躺在床上的就是我了。”

二叔抽烟的手抖了一下，眼神躲闪着：“什么欠不欠的，咱是一家人。再说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提它干啥。”

“二叔，我答应您，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您受苦。”

那天晚上我住在二叔家。半夜醒来，听见二叔在屋里低声啜泣。我没出声，只是在黑暗中流泪。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去。刚开始是几百，后来自己开了修理铺，生意好的时候能寄上千。

这些年，我没结婚，没买房，连个像样的爱好都没有。村里人都说我抠门，连照相馆的合影都舍不得洗。

其实我知道，我不是抠，我只是有放不下的执念。

二叔的医药费一年比一年多，他从来不跟我提，都是我从二婶那里打听来的。二丫大学毕业了，在县城医院当护士，总算能帮补一些家用。但二叔从来不肯麻烦女儿，有什么缺的，宁愿悄悄跟村里人借，也不开口。

去年过年回家，二叔的床头柜上多了一台氧气机。他看我盯着那台机器，笑着说：“年纪大了，肺不好使了，晚上有时候喘不上气，医生让买的。”

我心里一沉，问他多少钱。

“不贵，二千多。”二叔眼皮都不抬一下。

回去后我悄悄问了二丫，那台氧气机是进口的，要七千多。

我在心里把欠二叔的又添了七千。

今天正修着一辆电动三轮车，突然接到二叔的电话。

“大明啊…”二叔的声音带着哭腔。

我心里一紧：“二叔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是，不是…”二叔停顿了一下，“你为什么要这样？”

“什么？”

“今天二丫回来，拿了个银行流水单给我看…”二叔的声音哽咽了，“这十五年，每个月打到我卡上的钱，全是你转的？”

原来如此。二丫去银行查了这些年的明细。其实我也没刻意隐瞒，只是从没跟二叔说过。我总让银行柜员写”养老金”或”医保报销”之类的摘要，二叔也从来不查，还以为是政府的补助。

“二叔，那是我应该的。”

“你大爷、三叔他们给我的那些钱，也是你先打给他们，让他们转给我的吧？”二叔突然问。

我一时语塞。

“你个傻小子啊！”二叔开始大声哭起来，“整整十五年，你瞒得我好苦啊！你知不知道，我做梦都想看你结婚生子，盖新房子，过好日子！你知不知道，我每次问你小子啥时候娶媳妇，你都说手头紧，我心里多过意不去！”

电话那头，二叔哭得几乎喘不上气。

“你欠我什么了？当年那事，换了谁都会那么做！你是我侄子啊，我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吗？这些年，是我拖累了你啊…”

我握着电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二叔，咱别说这个了。”

“不，今天必须说清楚。”二叔努力平复着呼吸，“大明，从今天起，你别再寄钱来了。二叔不要你的钱，二叔只要你过得好。”

“二叔…”

“听二叔一句，去找个媳妇，成个家吧。这么多年，你替我们全家还的债，早就还清了。”

放下电话，我看着修理台上那台拆了一半的三轮车发呆。

不知道过了多久，邻居家的小孙子又在院子里喊：“爷爷你看，飞机！”

这一次，我抬头，真的看到了天上飞过的飞机，在夕阳的余晖中，拖着长长的尾迹。

我突然想起来，二叔以前总说，等他老了，要坐飞机去北京看天安门。如今他老了，却永远失去了站起来的机会。

我决定明天就回老家一趟。带上积蓄，带上盘算了很久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带二叔去北京看看？

哪怕是坐着轮椅，哪怕我要背着他，也要让他看看天安门。

顺便，也给自己放个假。也许，我真的该去找个媳妇了。

电动三轮车的电池盖下面，不小心掉进去一枚纽扣。我懒得去夹它，反正这辆车明天就修好了，那枚纽扣就让它留在那里吧，就像我和二叔之间的故事，也许永远都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收尾。

窗外，又下起了雨。这一次，我没有雨衣，但也不再需要了。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