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日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村口那条歪歪扭扭的水泥路上，我骑着电动车，载着刚从城里回来的表妹，车轮压过路面的裂缝，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周日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村口那条歪歪扭扭的水泥路上，我骑着电动车，载着刚从城里回来的表妹，车轮压过路面的裂缝，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哎，那不是二婶吗？怎么成这样了？”表妹突然指着路边问。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二婶正蹲在她家门前的无花果树下，戴着顶草帽，一手拿着铲子，一手扶着腰，衣服后背全湿透了。她今年得有六十多了吧，背影看着比去年又佝偻了些。

“那树好像是她儿子出事那年种的。”我放慢车速。

“出事？什么事啊？”表妹来了兴趣。

我停下车，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感觉嗓子有点干。

“这事说来话长。”

二婶姓林，全名林月霞。年轻时据说是生产队里最漂亮的姑娘，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爱笑。但我记事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脸上有了褶子的中年妇女，每天早出晚归，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在地里刨食。

在我记忆里，二婶家里最特别的就是她儿子——东子。

东子比我大五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村里孩子都喜欢在河边摸鱼捉虾，他却总一个人捧着本破旧的书坐在村口的大树下看。村里人叫他”呆子”，孩子们有时还会朝他扔石子，但他从不还手，只是默默地换个地方继续看书。

二婶的丈夫——我们叫他二叔，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也不太理解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务正业”。农忙时，二叔让东子去地里帮忙，但东子总是做得心不在焉，一会儿就坐在田埂上发呆。

“那孩子脑子有问题，”村里的王婶曾经这样评价，“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去镇上工厂打工。”

“就是，”李大爷也附和道，“种地砍柴才能填饱肚子。”

尽管村里人议论纷纷，二婶却从不阻止儿子看书学习。每当集市上有卖旧书的，她总会省下几块钱给东子买书。即使家里再穷，她也想方设法让东子继续上学。

“娃想飞，就别拦着。”这是二婶常说的一句话。

东子的转折发生在他初中毕业那年。县里的高中录取名单出来了，东子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是全县第三名。

那天，二婶高兴得像个孩子，拎着两瓶白酒挨家挨户地给村里人送喜糖。我清楚地记得二叔坐在门口抽旱烟，脸上难得露出笑容。

“东子考上县重点了！以后能当大官了！”二婶的声音响彻整个村子。

村里人的态度开始微妙地变化。有人说二婶生了个好儿子，有人说这家人祖坟冒青烟了，还有人假装自己一直看好东子，说什么”我就知道那娃子不简单”。

但好景不长。上高中意味着要花钱，而且不少。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对于靠种几亩地为生的二婶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二叔心疼钱，没少和二婶吵架。

“卖地吧。”二婶最后拿定了主意。

他们家祖传的三亩良田就这样卖了。村里人又开始窃窃私语，说二婶疯了，为了儿子的书本把祖宗的地都给卖了。

东子没让二婶失望。高中三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那年，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什么”计算机”专业。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不太懂这是什么，只知道村里人又炸开了锅。

“计算机能干啥？还不如学个木工铁匠的手艺实在。”有人这样说。

二婶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咬牙又借了一屁股债，把东子送去了大学。为了还债，二婶干起了更多活计——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去镇上餐馆洗碗。二叔心疼老婆，把家里仅剩的两头猪也卖了，但钱还是不够。

大学四年，东子很少回家。听二婶说，他在学校找了份家教工作，自己挣钱交学费，还省下钱买了台”电脑”。每次放假回来，他都瘦了一圈，但眼睛却亮得惊人。

村里人看着他越来越像个”城里人”——说话轻声细语，吃饭时会用纸巾擦嘴，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有人说他变”洋气”了，忘了自己是农村出来的。

东子大学毕业那年，我正上初中。他没回村里，直接去了深圳。二婶说那边有个什么”IT公司”要他，工资很高。村里人半信半疑，都觉得二婶是在吹牛。

“城里人会要咱们农村的娃？怕不是被骗了吧。”李大爷抽着烟说。

谁知半年后，东子真的寄钱回来了，一次就是五千块。要知道，那时候村里种一年地，辛辛苦苦也就挣个三两千。二婶拿着那张汇款单，在村里人面前走路都抬头挺胸了。

又过了一年，东子说要去美国。这下村里彻底炸开了锅。

“美国？那不是电视上演的地方吗？”

“咱老百姓家的孩子，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二婶也懵了，但她知道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在一个雨天的早晨，二婶送东子去了机场。回来后，她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整天魂不守舍地坐在院子里发呆。

就在东子离开后不久，变故发生了。一天半夜，二婶家突然来了几个陌生人，说是东子欠了他们钱，要二婶还债。

“怎么可能？我儿子有工作，不会借钱的。”二婶死活不信。

那些人拿出一张借条，上面有东子的签名。二婶认识没几个字，但她认得儿子的名字。借条上写着东子欠了三十万，这个数字对二婶来说如同天文数字。

第二天，村里人都知道了这事。有人说东子在外面赌博，有人说他被骗了，也有人说他在美国出了事。各种流言蜚语四处飞扬。

二叔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临终前还念叨着儿子的名字。东子没能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据说是美国那边不好请假。

二婶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孤寡老人。为了还债，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包括祖传的几件家具和那台东子用过的老旧电视机。

那年冬天特别冷。二婶院子里的老梨树被大雪压断了主干，她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那些断枝劈成柴火。

春天来临时，二婶突然在院子中央挖了个大坑。

“干啥呢，林妹子？”路过的王婶好奇地问。

“种树。”二婶简短地回答。

“大龄了种啥树啊，活不到它长大那天了。”王婶笑着说。

二婶没理她，自顾自地在坑里埋下一棵小树苗——一棵无花果树苗。

“无花果？那玩意儿能在咱这长好吗？”村里人不解。

“东子说，这树好。结果快，营养高。”二婶边浇水边说。

从那天起，二婶每天都要给那棵树苗浇水、施肥、松土。有时候下雨了，她还要撑着伞去看看树苗有没有被雨水冲歪。村里人都笑话她，说她疯了，儿子不在身边，把心思全用在一棵破树上了。

那棵树苗确实不太争气，头两年长得歪歪扭扭的，也没结什么果子。村里人经过二婶家门口时，总会指着那棵树开玩笑：“林妹子，你这树啥时候结果啊？怕是等你入土了它也没个影儿。”

二婶不反驳，只是笑笑，然后继续忙活她的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上高中了，周末回村时偶尔会看见二婶在树下忙碌的身影。那棵无花果树渐渐长高了，但依然瘦弱，看上去随时可能被风刮倒。

关于东子的消息越来越少。听说他在美国结了婚，娶了个”洋媳妇”，但没人见过照片。二婶从不提这事，只是偶尔会对着树自言自语，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

村里人渐渐不再取笑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怜悯。大家都觉得二婶可怜，儿子远在天边，老伴也走了，就剩她一个人和那棵怪树作伴。

转眼六年过去了。那年我大学毕业，准备去城里工作。临走前，我去看了看二婶。

让我惊讶的是，她家那棵无花果树居然长得很好，枝繁叶茂，上面挂满了果实。二婶正踩在小板凳上，小心翼翼地摘果子。

“二婶，树不错啊。”我由衷地赞叹。

她转过头，脸上的皱纹里填满了笑意：“东子说得对，这树好。”

我注意到她院子里的变化——房子粉刷过了，院墙也修缮一新，甚至还铺了石板路。

“二婶，你家里…”

她打断我：“东子寄钱回来了。他在那边过得好，让我把家里收拾收拾。”

我半信半疑。村里传言东子早就失联了，怎么会突然寄钱回来？

临走时，二婶送了我一袋无花果：“拿着，路上吃。这树结的果子，甜。”

后来的两年，我很少回村。偶尔回去，都会听说二婶家的变化。有人说她请人重修了房子，还买了台彩电；有人说她经常收到国外寄来的包裹；还有人说她病了一场，竟然去了县城最好的医院。

村里人的态度又变了，说二婶家祖坟真的冒青烟了，儿子在国外发达了，二婶熬出头了。

我没去过二婶家，只是听村里人讲这些事。直到那个周日，我载着表妹经过村口，看见二婶在无花果树下忙碌的身影。

停好车，我和表妹走到二婶家院子前。那棵无花果树已经长得很高大了，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树下一片阴凉。

“明子啊，回来了？”二婶抬头看见我，放下手中的铲子，慢慢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嗯，带表妹回来看看。”我介绍道。

二婶笑着拉着我们进屋。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前的石板路上一尘不染。进到屋里，我更是惊讶——新家具，新电器，墙上还挂着一幅巨大的全家福，照片上的东子穿着西装，站在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和一个小男孩旁边，笑得灿烂。

“这是…”

“东子一家。”二婶自豪地说，“那是他儿子，我孙子，今年五岁了。”

她给我们泡了茶，是我没见过的茶叶，香气扑鼻。

“二婶，听说东子现在…”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在美国有公司，做得很好。”二婶笑着说，眼睛里闪着光，“前年他让我去美国住了三个月，见了孙子。”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