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著名文史专家程章灿写给广大读者的对联知识普及性读本《对联课》。这本书以程章灿教授在南京大学开设的“对联课”讲稿为基础，精心修订而成，堪称一堂听得懂、用得上的传统文化必修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著名文史专家程章灿写给广大读者的对联知识普及性读本《对联课》。这本书以程章灿教授在南京大学开设的“对联课”讲稿为基础，精心修订而成，堪称一堂听得懂、用得上的传统文化必修课。
引言
对联，又称楹联、春联、对子等，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对联短小凝练，讲究对仗、平仄、用典，且与诗赋文章、书法篆刻、园林建筑、景观设计等密切互动，与日常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
程章灿教授的《对联课》从对联的起源与用途讲起，到对联的平仄声律、典故运用、句式修辞，再到庆贺联、哀挽联、名胜联、书房联和集句联等各类对联的形式、写作与运用，溯源循流，并融合相关的古典美学理论，结合文史掌故展开作品赏鉴，可谓厚积薄发、深入浅出，让古老的对联在当代的讲授与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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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的起源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这是鲁迅先生小说《祝福》的开头。他说的“旧历年”，就是春节。与爆竹声共同烘托旧历年气氛的，还有春联。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会买春联、写春联、贴春联，这早已成为一个悠久的中国民俗传统。如果说爆竹声是从听觉上烘托过年的气氛，那么，春联就是从视觉上强化过年的感觉。春联是春节的视觉符号。
对联有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春联。人们往往将对联贴在各种建筑的楹柱之上，所以又叫楹联。楹联是对联的一种雅称，文人学者撰写有关对联的书，常常以“楹联”为名，例如清代学者梁章钜写有《楹联丛话》。也有人把对联叫作门对、春贴、对子、联语的，这些名称就比较通俗。我这门课程中用“对联”这个名称，而不用“春联”或“楹联”，是因为“对联”一词更有包容性，包括各种场合使用的各种形态的对联，不一定非要贴在楹柱之上，也不一定非要出现在春节那种特定场合。
关于对联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引述他的老师纪昀的话说：“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这个说法流行很广。五代十国的时候，四川成都有个小国叫作后蜀，孟昶就是后蜀的君主。据说后蜀被宋朝攻灭的前一年，孟昶曾亲自制作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题写于寝宫门柱的桃符板上。没想到第二年后蜀就被宋太祖赵匡胤吞并了，更没想到赵匡胤派来蜀地任太守的人，大名恰好就叫吕余庆，而宋朝又将赵匡胤的生日确定为“长春节”。照这样解释，“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副春联，就成了一则灵验的政治预言，可以称为“联谶”。“谶”就是将来能够应验的某种预兆或预言。这段故事最早见于宋初张唐英所撰《蜀梼杌》，也被元人编纂的号称“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所沿袭，具体见于《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和卷四百七十九《西蜀孟氏传》，但未必绝对可信。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对联与政治关系很密切，也可以看出古人很重视对联，以致相信对联具有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
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见于北宋初年黄休复所撰《茅亭客话》卷一《蜀先兆》。书中说后蜀孟昶的太子亲自选中一块桃符板，在上面题写一副对联：“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也在后蜀被宋攻灭的前一年，地点也在后蜀宫中，只是撰联者的身份不同，联语也从五言变成四言。黄休复是蜀人，《茅亭客话》这本书专记蜀地之事，这个叙述应该比较可信。另一方面，从对联发展的历史来看，早期对联大多数是四言形式，曾经出现于后蜀宫中的那副春联，也许“天垂余庆，地接长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吧。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代文书，有不少被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掳走，S0610号就是其中一件，现藏英国图书馆。S0610号卷子正面抄录的是古代笑话书《启颜录》，背面抄录的是十几副对联，大约抄写于唐末，年代比后蜀的春联还要早。从内容上看，敦煌发现的这些对联与今天习见的春联差不多，都是围绕时序主题说一些吉祥话，讨个口彩。从形式上看，基本上都是四言。例如：“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等等。1994年第4期《文史知识》发表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认为S0610卷子上的这些对联就是最早的春联。最早的春联以四言为主，后蜀孟昶太子所作的春联也可以印证，后来才慢慢有了五言、七言，又衍生出字数更多、形式多样的各种长联。近些年来，每逢春节来临，南京十三座城门上悬挂的春联，基本上都是长联。城门巍峨高耸，如果春联字数太少，排布起来就显得稀稀落落，挂起来也不好看。所以，对联的长短，有时候取决于其悬挂或使用的空间环境，长联短联各有所宜。
从敦煌卷子中还可以看到，最迟至唐朝末年，人们逢春节以及立春，已经要用到对联，内容无非是辟邪除祸和祈福呈祥之类。当时的春联大多数是四言，也有一些是五言。如果从唐末算起，对联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文艺样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对联的起源早于后蜀时代，也早于敦煌卷子，那是近代名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提出来的。据说南朝文士刘孝绰罢官之后闭门不出，曾自题其门：“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这两句彼此对偶，又题写于门上，看起来很像对联。刘孝绰的妹妹刘令娴也富有文才，就在哥哥题写的句子后面续了两句：“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这两句也是对偶的，看上去也像对联。谭嗣同在其《石菊影庐笔识》一书中认为，这才是最早的对联。从年代来看，这件事确实更早；从场合来看，这几句也是题写在门上，颇似楹联。但这个文献出现得比较晚，目前为止，我只能追踪到旧题南宋陈应行所编《吟窗杂录》，有几种明清文献也转录此事。从南朝到南宋，已隔漫漫数百年，其间文献汗牛充栋，居然没有人提到刘氏兄妹的这次联句，今人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没有收录此诗，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总之，这个说法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查考。
对联与南京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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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方式上看，刘孝绰兄妹所作的应该说是联句诗。联句诗这种文学样式是六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实际上，联句不始于南朝，陶渊明诗集中就有联句诗，可见最晚东晋时代就有联句。联句有很多种形式，参加者少则两人，多则不限。每人或者一句，或者两句，最终合成一首诗。联句是东晋南朝文人常见的文学活动形式之一，对偶是其构句的主要特征。
除了联句，南朝文人还喜欢分韵赋诗。有一年，南方的梁朝跟北方的北魏打了一仗，梁朝获胜。梁武帝高兴极了，为凯旋的大将军曹景宗设宴庆功，文武大臣宴饮作乐，分韵赋诗。沈约主持分韵之事。所谓分韵，就是给每个参与赋诗的人指定韵字。在这种场合作诗，不仅指定主题，而且限定韵脚，重重限制，如同戴上沉重的镣铐跳舞，十分考验诗人的功力。曹景宗是行伍出身，沈约没有分韵给他，曹景宗很不高兴，向梁武帝告状。沈约无奈，只好给曹景宗分韵。最后剩下的两个韵字，一个是“竞”，一个是“病”，就这样分给了曹景宗。大家可以先在心里掂量一下：用这两个字做韵脚，写一首五言四句的诗，容易吗？应该说，这两个韵字不好押，难度不小。出人意料的是，酒喝高了的曹景宗兴致也特别高，他即席赋诗，出口成章：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前几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南北朝诗选》，把曹景宗这首诗也选进去了。写诗有时候需要学问，有时候需要心血来潮，灵感来了，谁也拦不住。曹景宗把“竞”“病”两韵押得如此稳妥，头两句还取对偶之势，可谓出手不凡。这是分韵赋诗的一个样本，也跟对联有些关系。
刘孝绰兄妹联句，曹景宗分韵赋诗，其共同点就是讲究对偶。这正是六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联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但无论哪一种，对偶都是联句构造、联接与孳生的重要手段。刘孝绰兄妹联句，各作两句，两句自相对偶，这是第一种联句的对偶方式。分开来看，相当于刘氏兄妹各作了一副对联。第二种联句后来很习见，就是一人出上句，另一人接着对一句，组成一联，然后再出下一联上句，后续者复对之，如此辗转承接，绵延成篇。《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亭争联即景诗”，就是这种形式的联句，即每个人都参与两副对联的写作，既为其中一副对联作上句，又为另一副对联作下句。第三种方式，就是各人作一句，两人一组，前面的人作出句，后面的人作对句，相当于两人合作一联。1929年元旦，中央大学七位教授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的联句，就属于这种形式。
对偶不仅存在于六朝联句诗中，也大量见于六朝其他诗文作品中。讲究对偶是六朝文学突出的艺术特质之一。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联句诗，是因为联句诗中既有对偶的成分，又往往两句自成段落，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既分又合，与对联类似。
六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声律的发现与运用。所谓声律，就是讲究四声（平上去入）调谐。中国文学从六朝开始走上声律化的道路，这一趋势在近体诗、骈文、对联等文体形式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就形式与篇幅而言，对联可以说是从近体诗或骈文中折其一枝，它在声律化方面的讲究，与近体诗与骈文殊途同归。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集中论述文辞对偶问题，为后世对联写作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六朝文学还有一个“摘句欣赏”的传统，就是将一首诗歌中写得特别精彩的句子摘录出来进行鉴赏，这些句子被人们称为“佳句”“秀句”“警句”。西晋大文豪陆机在其《文赋》中早就强调，“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一篇作品要有警句，这是诗文创作与欣赏的关键。南朝诗评家钟嵘在其名著《诗品》中，也喜欢摘句批评。他们看中的“佳句”，往往讲究对偶与声律。谢灵运有一首《登池上楼》，几乎通篇对偶，历来被列为经典名篇，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一联属对工丽，更是后人赞叹不已的佳句。这就是《文心雕龙·明诗》中说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它体现的是六朝文学的风气。
六朝文学还有一个“题目”传统，与对联也有关系。这里的“题目”二字不是名词，不是指诗文作品的题目（title)，而是动词，指以简洁、概括而准确的词句来品评某人、某物、某事。有些诗文作品的题目，就是对作品题旨的概括或品评，从这个角度来说，动词的题目与名词的题目是相通的。《世说新语》中有“识鉴”“赏誉”“品藻”等篇名，这几个词语的涵义，颇有与“题目”相近之处。《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顾恺之的例子。顾恺之既是东晋大画家，又是文学家，能文善画，审美眼光敏锐，特别擅长题目。有一次，顾恺之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出游回来，有人问会稽的山水如何。顾恺之的评语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四句话，前两句就是一副平仄谐调、对偶工整的四言对联，后两句中，“云兴”与“霞蔚”也自成对偶，可以视为句内对。六朝文学在视觉上有对偶的传统，在听觉上有声律的传统，在创作中有题目的传统，在赏评上有摘句批评的传统，这几个传统相互融合，彼此支持，为对联的萌芽和茁壮成长开垦出一片肥沃的土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对联是六朝文学之子。既然南京是六朝古都，那么，也就可以说，对联是南京文学之子。对联文学在南京有着深厚而悠久的传统，南京既是世界文学之都，也堪称对联文学之都。
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是南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学才能当然不能与这座城市历史上的梁武帝和南唐二主相提并论，但他特别重视对联这一点却值得一提。民间编排了很多有关朱元璋与对联的故事。据说他曾规定过年之时，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春联，他甚至亲自上街督察。有一户人家以阉猪为业，不通文墨，没有贴春联。朱元璋问明情况，亲自动手，为这家撰写了一副春联：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此联切合这户人家的职业身份。话说回来，这副对联未必真的出自朱元璋之手，很可能是好事者假托朱元璋而作，意在证明朱元璋于对联情有独钟。明代以后，对联在民间的普及与流行，特别是在南京的普及与流行，是显而易见的。
在南京的对联文学史上，还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明清之际的文学家、别号笠翁的芥子园主人李渔。他精心编写了一本《笠翁对韵》，虽然只是一册薄薄的小书，对写作与欣赏对联却颇有入门引导之功。芥子园位于南京老门东，近几年复建后焕然一新，红男绿女来此打卡，熙熙攘攘，但了解芥子园与对联文学关联的恐怕不多。
南京的对联传统从六朝一直延续到现当代。1998年，我曾作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今名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代表，去参加系史上最早一任系主任王伯沆先生的故居纪念馆揭牌仪式。王伯沆先生的故居在老门东边营98号，背靠城墙。故居三进，门板上刻有对联。我记得有一副刻的是“门有通德，家传赐书”，还有一副是集李白诗句而成的对联：“同居长干里，自谓羲皇人”，都洋溢着浓郁的六朝气息。先师程千帆先生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78年重返母校南京大学任教。1981年，他在《江海学刊》上撰文，呼吁人们重视对联，文学史上应该有对联的一席之地。1999年出版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专门论及对联，这在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
来源：思想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