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公布了在青海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的秦始皇"采药昆仑"石刻，这一发现立即引发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
本次深入研究已完成，今天还能使用 3 次。
国家权威部门对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的最新研究成果
一、昆仑山采药石刻研究综述
1.1 重大考古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
2025年6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公布了在青海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的秦始皇"采药昆仑"石刻，这一发现立即引发了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
该石刻被认为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现存于原址的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
1.1.1 石刻内容与解读
石刻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刻于玄武岩（或安山岩）上，共有37字，镌刻字体为典型的秦小篆 。
石刻内容大意为："秦始皇廿六年（三十七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田翳率领一些方士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
他们于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到达终点。"
最初，该石刻被认为是"廿六年"（公元前221年）所刻，但随着研究深入，更多学者认为应释读为"卅七年"（公元前210年） 。
检饶尚宽先生《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秦始皇卅七年三月戊寅朔，故"三月己卯"即三月初二日 。
按以咸阳到扎陵湖的距离推算，五大夫田翳从咸阳出发西行的时间当在卅六年 。
对石刻文字的解读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研究人员粗略辨识有"皇帝"、"大"（后考证为"采"字）、"乐"（后考证为"药"字）等残存文字 。
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逐步确定了完整的铭文内容："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昆仑，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二百五十里" 。
1.1.2 考古学与地质学证据
关于石刻的年代和真实性，学者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论证。
首先是文字学依据，典型的秦小篆，后世虽然有模仿，但区别非常明显 。
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变法后设立的，一直沿用至东汉，且"五大夫"这几个字是合文写法，是上古时期造字、写字的一种特别方式，在秦汉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 。
地质和气候学研究也提供了支持。虽然有人质疑人类无法在冬天去高海拔地方刻字、秦代的金属工具刻不动玄武岩等问题，但汤惠生教授通过实例说明，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地处海拔3900米的昆仑山，经微腐蚀测年认为是距今3200至2000年的古人作品，且岩画制作在硬度弱于玄武岩的花岗闪长岩上，画面上有双轮马拉车、牦牛、狩猎、牵驼、出行等图像，大多岩画的刻痕与昆仑采药铭文一样清晰与新鲜 。
研究表明，影响岩石腐蚀程度的最主要自然因素是雨水而不是风。扎陵湖地区年降雨量300毫米左右，对于这种干旱地区而言，仅凭所谓内地石刻侵蚀"常识"来判断，很容易误判 。
此外，昆仑采药石刻的石锈（又称岩晒、氧化层或沙漠漆）的色泽颇深，几乎与岩石原始面一致，由此可以确定其古老性 。
1.1.3 学术争议与讨论
尽管有诸多证据支持，这一石刻的发现还是引发了广泛争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公号上发文表示高度怀疑其为今人伪刻 。
杭州访石爱好者奚珣强也提出疑问，认为石刻中的时间与秦历不符 。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指出，秦始皇二十六年时还未称帝，且冬季前往河源采药不符合常理 。
科幻作家宝树则认为，二十六年不太可能是秦始皇派遣使臣采药的时间，而三十六年更为合理 。
学者们围绕"采药"一词的使用也产生了争议。胡文辉认为"采药"是晚出表达，不见于先秦乃至西汉的文献，到《列仙传》和《汉书》才有几处用例 。
对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杰提出，先秦文献中已有在山中"掘药"、树上"取药"的记载，如《韩非子·内储说下》称："齐使老儒掘药于马梨之山"，《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黄本，赤枝，青叶，群帝焉取药。"这些实际上就是"采药"的意思 。
此外，关于"田翳"的身份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田翳"即刻铭中五大夫之姓名，其或是东方之齐人 。
关于"田翳采药昆仑"石刻的性质，有观点认为以"臣翳"判断，或是纪功之用，但更多学者认为这是纪事，乃五大夫田翳的个人行为，是田翳以第一人称进行陈述，故石刻中前面先直书其名"田翳"，后文则省称"翳" 。
1.2 昆仑山采药石刻的起源研究
1.2.1 历史背景与动机
秦始皇派遣方士前往昆仑山采药的动机，与战国至秦汉时期盛行的昆仑神话密切相关。
战国至秦汉时期，"昆仑"与"蓬莱"为两大并行的仙山体系 。
《楚辞》《庄子》等先秦典籍载昆仑为帝之下都、众神居所，有不死树、不死药 。
《山海经》虽成书于战国至汉代初期，其内容先秦应已流行，记述昆仑为西王母居所，"不死树"由"开明兽"看守，即不死药实由西王母掌管 。
秦始皇统一后，对长生之术的追求达到了顶峰。其东巡海上求仙，如遣徐福寻蓬莱，广为人知。
但始皇求仙并非仅限于东方，西向采药与东向求仙并行 。
《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此次西巡深入秦国故地及毗邻羌戎的西北边郡，足见其对西部疆域及传说中西部神山的关注 。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卢生曾劝说始皇："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这表明秦始皇晚年对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执念已达到了极致。在该刻铭四个月之后，秦始皇于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秋七月丙寅，病死于沙丘平台 。这一时间线也为石刻的真实性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1.2.2 地理认知与交通技术
秦始皇时期对昆仑山的地理位置已有明确认知。
石刻的发现地点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畔，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与《山海经》《禹贡》等先秦文献关于昆仑山的最早记录"昆仑之丘……河水出焉""河出昆仑"等重要地标特征非常契合，证实了唐代刘元鼎及清康熙年间勘定河源时对昆仑山地望的推定，也说明昆仑山与黄河源的密切关系 。
关于秦人是否具备前往昆仑采药的交通技术，研究表明，秦人的交通能力是相当可观的。《史记·秦本纪》载秦人先祖善御马，造父为周穆王御"一日千里"；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被周孝王封于秦（犬丘）专司养马 。甘青高寒草原是优良牧场，适宜马匹繁育，为秦人养马提供了理想环境。黄河上游的河曲马，乃中国三大名马之一 。
考古发现也证实了秦代交通技术的先进性。甘肃天水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出土众多结构精巧、装饰华美的车辆（含礼仪车与实用车）及大量车马器，堪称古代马车博物馆 。
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铜车马，是中国考古史上迄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
这些都印证了秦代造车技术之高，证明了在甘青复杂地形下使用车马运输人员物资的现实可行性。
1.2.3 医药传统与实践
西北地区的医药传统为秦人采药提供了知识基础。《神农本草经·序录》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这是汉人对上古药物探索的神话化表达 。炎帝神农传说与姜姓羌人相关，羌人活跃于陕、甘、宁、青等西北地区，创造了齐家、寺洼、辛店、卡约、诺木洪等考古学文化，其陶器（常称"羌罐罐"）尤为发达 。
以罐煮食"罐罐茶"的习俗，在甘、青、陕、川等地延续至今，是"药食同源"古老观念的现实遗存 。
昆仑山所在区域的早期居民，拥有利用本土药物资源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完全可能为秦人所接触、了解乃至利用 。
此外，昆仑山脉地区确实蕴藏着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据《昆仑山地区红景天属植物资源的种类分布及其开发利用前景》一文介绍，昆仑山地区位于我国西部，西起帕米尔高原，向东经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南部的黄河源头地区，海拔多在4000米以上，蕴藏着许多珍贵的植物资源，如红景天属（Rhodiola）植物，具有人参样扶正固本、滋补强壮的作用 。这也为秦始皇派遣方士前往采药提供了现实基础。
1.3 昆仑山采药石刻的文化内涵
1.3.1 神话与宗教信仰
昆仑山采药石刻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昆仑山的神话认知和宗教信仰。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昆仑山是一座神山，是天地的中心，也是连接天地的天柱 。
《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山是"帝之下都"，有"增城九重"，是众神居住的地方 。这种神话观念在秦汉时期尤为盛行，并与当时的神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追求长生不老的宗教实践。
石刻中提到的"采药"活动，与古代中国人对"不死药"的追求密切相关。在《山海经》中，昆仑山有"不死树"，由"开明兽"看守，而西王母则掌管着"不死药" 。
《海内西经》载开明东巫彭等"皆操不死之药"，《海外南经》有"不死民"，《大荒西经》记"三面之人不死" 。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和追求。
秦始皇派遣方士前往昆仑山采药，正是这种宗教信仰的体现。从周穆王到秦始皇、汉武帝，寻仙求药成为历代帝王的共同追求。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驾八骏之乘""周行天下"，曾"到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大规模巡游，其中多次前往东方沿海地区，派遣方士入海求仙；而此次在西部发现的采药石刻，则表明他对西方神山同样充满向往 。
1.3.2 政治象征与权力表达
除了宗教意义外，昆仑山采药石刻还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古代中国，帝王常常通过祭祀山川、封禅泰山等活动来彰显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通过一系列象征性活动来强化中央集权和皇帝权威。
昆仑山作为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万山之祖"，在政治象征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昆仑山系新疆段与中国龙脉之祖》一文中指出，昆仑山系新疆段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国家出面定名的昆仑，是地理学"秦—祁—昆"（秦岭—祁连山—昆仑山）造山带的组成部分，被视为中国古代的"龙脉之祖" 。秦始皇派遣使者前往昆仑山采药，不仅是追求个人长生，也是对自己统治天下的象征性确认。
此外，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变法后设立的，属于二十等爵制中的第九级 。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率领方士采药，表明这是一项由国家正式派遣的重要任务，而非私人行为。这种官方行为进一步强化了秦始皇作为天下共主的形象，以及他对包括西方神山在内的整个天下的统治权。
1.3.3 科技与认知水平
昆仑山采药石刻还反映了秦代中国人的科技水平和地理认知能力。
首先，从文字和书法角度看，石刻上的秦小篆字体规整，结构严谨，体现了秦代文字标准化的成果 。这种全国统一的文字系统，是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的产物，反映了秦代在文化统一方面的成就。
其次，从交通技术看，秦代的车辆制造和道路建设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车同轨"政策，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九条驰道 。这些道路宽达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株，大大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秦代的车辆制造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结构复杂，工艺精湛，被誉为"青铜之冠" 。
最后，从地理认知看，秦代中国人对西部边疆地区已有相当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这次西巡使秦始皇深入了解了秦国故地及毗邻羌戎的西北边郡。而采药石刻的发现，则表明秦代已经有能力派遣使团前往海拔4300米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这在当时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1.4 昆仑山采药石刻与其他文明的联系
1.4.1 与中原文明的联系
昆仑山采药石刻与中原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文字和制度上看，石刻使用的是秦小篆，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的标准文字；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变法后秦国建立的二十等爵制中的一级 。这些都是中原文明的典型特征，表明昆仑山采药活动是在秦朝中央政权的直接组织下进行的。
其次，从神话观念上看，昆仑山作为神山的观念虽然起源于西部地区，但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共同的神话资源 。
《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文献中对昆仑山的记载，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部神话的吸收和再创造。秦始皇派遣方士前往昆仑山采药，既是对西部神话的认同，也是对中原神仙信仰的实践。
最后，从科技和交通上看，秦代高度发达的车辆制造技术、道路建设技术以及地图测绘技术，都是中原文明长期积累的成果 。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得秦代能够组织大规模的远程探险活动，将中原文明的影响力扩展到遥远的西部地区。
1.4.2 与西域文明的联系
昆仑山采药石刻也反映了秦代中国与西域文明的联系。
首先，从地理知识上看，秦代中国人对西域地区已有相当了解。《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原地区对西域已有一定了解，只是不够系统和准确 。秦始皇派遣方士前往昆仑山采药，表明当时对西域地理已有基本认知。
其次，从物质交流上看，秦代中国与西域地区可能已经存在一定的贸易往来。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秦代与西域有大规模贸易，但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地区就有文化交流 。到了秦代，随着疆域的扩大和交通的改善，这种交流可能更加频繁。
最后，从神话观念上看，昆仑山作为连接天地的神山，在中亚和西亚的神话体系中也有类似的概念。例如，在古代波斯神话中，有一座名为"Haraiti"的神山，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和众神的居所，与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山有相似之处 。这种相似性可能反映了古代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观念传播。
1.4.3 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
将昆仑山采药石刻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类似活动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共同点和差异。
首先，从帝王求仙活动看，秦始皇派遣方士采药的行为，与古埃及法老追求永生、古印度国王寻求"甘露"（amrita）有相似之处，都反映了古代统治者对超越生死的渴望 。
其次，从神山观念看，昆仑山作为"万山之祖"和"天地中心"的概念，与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Yggdrasil）有相似之处，都体现了古代人类对宇宙结构的理解和想象 。这些相似性可能反映了人类文明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共同心理特征和认知模式。
最后，从石刻记录方式看，秦始皇在全国各地刻石记功的做法，与古波斯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顿悬崖上刻写《贝希斯顿铭文》、古罗马皇帝在帝国各地树立纪功柱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永久性的石刻来记录重大事件和彰显统治权威 。这些相似性表明，尽管地理上相隔遥远，古代文明在政治表达和文化传播方面有着相似的策略和方法。
二、三星堆研究综述
2.1 三星堆最新考古发现
2.1.1 燕家院子新发现
2024-2025年，三星堆遗址燕家院子地点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乔钢介绍，考古人员在燕家院子东南侧发现大型人工土台1座，在西北侧发现大范围人工垫土 。
土台之上的F7建筑基址方向北偏东11°，平面呈长方形，发掘区内面积超200平方米，可分为多个单间，最大单间约92平方米，外围存在回廊 。
在燕家院子的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建筑现象。
部分基槽内发现大量陶片，陶片种类单一，大多为板状器，且板状器大多被有意直立插入基槽内，或许是房屋砌筑工艺的一种特色 。这种特殊的建筑工艺，为研究古蜀人的建筑技术和文化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此外，在月亮湾台地之上，考古团队还发现了一座大型的人工夯土台。夯土台位于月亮湾小城东南侧，距离1927年发现的燕家院子玉石器坑不远，紧邻三星堆遗址玉石器作坊区 。经过解剖，确认了燕家院子夯土台的结构与月亮湾小城的各段城墙的堆置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斜坡堆筑，其年代也是大致相同 。
2.1.2 玉石器作坊遗址新进展
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玉石器作坊遗址中，考古团队经过进一步整理，基本摸清了作坊年代、玉器种类，以及三星堆城东水门、东北水门形成年代、三星堆文化时期大型沟状遗迹属于三星堆城市水网等重要信息 。
在玉石器作坊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玉石器原料，其中玉器包括玉璋、玉戈、玉琮、玉人像，石器中包含石璧、石斧、石锛、石凿、石蛇，同时还有玛瑙、玉松石等，表明这里在生产玉石器过程中有过非常多的品种 。目前可以判断的玉石器种类已经达到了20多种 。
考古人员在玉石器整理过程中，新发现了透雕玉器、斗笠状玉器，这些文物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较为罕见 。同时，还发现了玉人像、石人像，这些人物形象和三星堆青铜人像相比更接近于真实的人物形象 。其中有一件玉人像，和长江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似之处，表明与长江中游地区也有联系 。
考古人员还采集了大量玉石器作坊周边土样和植物标本进行碳14测年，判断出玉石器作坊的年代在公元前1550年到公元前1250年之间 。这一发现为研究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时间坐标。
2.1.3 水系与城市布局
通过细致的勘探工作，考古人员基本确认了三星堆城的东水门和东北水门的位置，明确了它们的使用年代不晚于商代中期 。
同时，还在仓包包小城南部台地发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大型沟状遗迹 。这种水系和三星堆的城壕相连，表明在三星堆城市兴盛时期，对于水资源的控制和管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于了解三星堆城市的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此外，考古人员还对三星堆遗址的水系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了一系列与城市水网相关的遗迹。这些发现表明，三星堆古城的建设和发展与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密切相关，古蜀人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能力 。
接下来，考古团队计划继续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填补整个城址功能区方面的空白，进一步揭开三星堆古城的神秘面纱 。同时，还将对已经发掘的资料进行整理，及时地进行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的编写与出版，提供新的研究材料，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清理和修复 。
2.2 三星堆起源研究
2.2.1 年代与分期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和分期已经基本明确。目前的研究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主体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100年，而金沙遗址的年代则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 。这两个遗址在时间上有一定的重叠，表明它们可能存在某种传承关系。
从聚落规划格局和聚落形态来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显示出统一规划、有序建设的城市布局特点，在不同阶段都曾是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周围分布着中小型聚落 。这种聚落形态表明，古蜀文明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
在年代研究方面，科技手段的应用为三星堆文化的分期提供了更加精确的依据。例如，通过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木炭、骨器等有机质文物进行碳14测年，结合陶器类型学分析，考古学家建立了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序列 。这些研究表明，三星堆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是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大量精美青铜器和玉器出土的时期。
2.2.2 族群与文化来源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族群和文化来源，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文化是本地文化独立发展的结果，其独特的青铜器风格和宗教信仰体系表明它与中原文化有很大差异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既有本地文化的基础，又吸收了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以及西北地区文化的元素 。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中原地区相似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
同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如尊、罍等，其形制和纹饰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表明三星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元素 。
此外，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也有密切联系。新发现的玉石器作坊中出土的一件玉人像，和长江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似之处，表明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也有联系 。这种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2.2.3 技术与工艺来源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和金器，展示了古蜀人高超的工艺水平。关于这些器物的制作技术和工艺来源，学术界也存在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是本地工匠独立制作的，其独特的风格和技术特点表明它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脉络 。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可能受到了中原地区或其他地区的影响，是文化交流的结果 。
最新的科技考古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2025年3月27日，科技考古权威期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发表了一篇题为"Deciphering the origins of Sanxingdui bronzes through petrographic and elemental analysis of casting cores"的研究论文，通过对三星堆1号和2号坑出土的39个铸造芯样进行岩相学和元素分析，揭示了容器和非容器类青铜器在生产技术和材料上的显著差异 。
研究发现，非容器类青铜器（如人物、面具、神树等）的铸造芯样在特征上显示出高度一致性，表明它们可能在同一或地理位置相近的作坊生产，采用一致的技术方法，即加入高比例的碳酸盐矿物和富含碳酸钙的贝壳碎片 。这些芯样的矿物组成以及云母和石英的晶粒尺寸与三星堆遗址附近的河砂和土壤非常相似，表明原材料可能来自该地区附近 。
相比之下，容器类青铜器的铸造芯样与三星堆地区收集的当地天然样品在成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Si含量更高 。这些芯样中的云母颗粒更小，颜色均匀，与三星堆地质样品中的云母明显不同。比较分析表明，容器类青铜器可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关联，而非本地生产 。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青铜器是更大的青铜器产品和矿石流通网络的一部分，反映了商代时期与其他地区复杂的文化、技术和物质交流 。这一发现为理解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视角。
2.3 三星堆文化内涵研究
2.3.1 宗教信仰与仪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器，大多具有明显的宗教和仪式功能，反映了古蜀人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这些器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青铜面具、玉璋、玉琮等，它们的造型和纹饰都与宗教仪式密切相关 。
在三星堆文化中，神树是一个重要的宗教符号。青铜神树高达3.96米，分为三层，每层有三枝，枝头站立着神鸟，树下有龙蛇蜿蜒 。这种神树可能象征着连接天地的宇宙树，是沟通人神的媒介 。在古代中国的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的宇宙树观念，如《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和"扶桑" 。
青铜大立人像也是三星堆文化中的重要宗教象征。这尊人像高1.8米，加上底座总高2.62米，头戴高冠，身穿华服，双手虚握，仿佛在主持某种仪式 。考古学家认为，这尊人像可能代表着三星堆社会中的最高领袖，同时也是宗教仪式的主持者，体现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 。
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面具和眼形器，也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这些面具造型夸张，眼睛突出，嘴巴大张，可能代表着神灵或祖先的形象 。在古蜀人的宗教信仰中，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可能是融为一体的，通过这些面具，人们可以与超自然世界进行沟通 。
2.3.2 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古蜀社会的结构和政治组织提供了重要线索。从聚落布局来看，三星堆古城分为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区和居民区等不同功能区域，表明社会分工已经相当发达 。尤其是大型宫殿基址和祭祀坑的发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
从社会分层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和金器，主要集中在祭祀区和高等级墓葬中，表明这些珍贵物品可能为统治阶层所垄断 。同时，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小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几乎没有随葬品，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异 。
在政治组织方面，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古蜀文明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国家形态。两个遗址都显示出统一规划、有序建设的城市布局特点，表明它们可能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进行管理 。同时，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城墙、水门和道路系统，也表明当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公共工程建设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 。
2.3.3 艺术风格与审美观念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精美器物，展示了古蜀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观念。这些器物造型夸张、神秘怪诞，与中原地区的艺术风格有很大不同，体现了古蜀文明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
在青铜器艺术方面，三星堆的青铜器以其巨大的体量、夸张的造型和神秘的纹饰而著称。例如，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等，都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罕见的大型作品 。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往往突破了现实的限制，充满了奇幻色彩，如纵目面具的眼睛向外突出，可能象征着神灵的超自然视力 。
在玉器艺术方面，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造型而闻名。这些玉器包括玉璋、玉戈、玉琮、玉璧等，其中一些玉器上还雕刻有精美的纹饰和图案 。尤其是新发现的透雕玉器和斗笠状玉器，工艺复杂，造型独特，展示了古蜀玉工高超的技艺 。
三星堆的艺术风格反映了古蜀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承载着丰富的宗教和文化内涵，是古蜀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的表达 。它们的独特风格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2.4 三星堆与其他文明的联系
2.4.1 与中原文明的交流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互动。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与中原地区相似的器物，如青铜尊、青铜罍、玉璋、玉琮等，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
在青铜器方面，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如尊、罍等，其形制和纹饰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些器物可能是通过贸易或文化交流传入三星堆地区的，也可能是由来自中原地区的工匠在当地制作的 。最新的研究表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可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关联，表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间接的联系 。
在玉器方面，三星堆出土的玉璋、玉琮等器物，其形制和纹饰也与中原地区的玉器有相似之处 。这些玉器可能是通过贸易或朝贡的方式传入三星堆地区的，也可能是三星堆工匠模仿中原玉器制作的 。新发现的玉石器作坊中出土的一件玉人像，和长江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似之处，表明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也有联系 。
此外，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宗教信仰和仪式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可能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有关，而青铜大立人像的造型则可能与商代的巫祝形象有一定的联系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也存在着交流与互动。
2.4.2 与长江流域其他文化的联系
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先，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表现在玉器方面。新发现的玉石器作坊中出土的一件玉人像，和长江中游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似之处，表明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也有联系 。
其次，与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联系表现在青铜器方面。最新的研究表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可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关联，而非本地生产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三星堆青铜器是更大的青铜器产品和矿石流通网络的一部分，反映了商代时期与其他地区复杂的文化、技术和物质交流 。
此外，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上游地区的其他文化也存在着联系。例如，在四川盆地东部的一些遗址中，出土了与三星堆文化相似的陶器和青铜器，表明这些地区可能受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这种跨区域的文化交流，为理解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2.4.3 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较
将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和差异。从城市规划来看，三星堆古城的布局与同时期的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有相似之处，都显示出一定的规划性和功能性分区 。这表明，尽管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这些文明在城市建设方面可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和需求。
从青铜器艺术来看，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和人像与古埃及的法老雕像、古希腊的神像有相似之处，都具有夸张的造型和强烈的宗教意味 。然而，三星堆青铜器的风格更加神秘和怪诞，充满了奇幻色彩，这与其他文明的写实风格有所不同 。
从宗教信仰来看，三星堆文化中的神树崇拜、祖先崇拜等元素，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例如，古埃及的太阳神崇拜、美索不达米亚的多神教信仰、印度河流域的母神崇拜等，都反映了古代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人类在面对未知世界时，可能会产生相似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寄托。
此外，三星堆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可能还存在着间接的交流和影响。例如，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和海贝，可能来自遥远的地区，表明三星堆文明已经参与到了广泛的贸易网络中 。这种跨区域的贸易和交流，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影响提供了可能。
三、昆仑山采药石刻与三星堆的比较研究
3.1 考古发现与研究方法的异同
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在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研究方法方面，两者都采用了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结合科技手段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对昆仑山采药石刻的年代判断，主要依据其文字风格、内容以及与秦代其他石刻的比较 ；而三星堆遗址的年代研究，则主要通过碳14测年、陶器类型学分析等方法 。
在科技手段应用方面，两者都广泛使用了现代科技手段来辅助研究。
例如，对昆仑山采药石刻的研究，使用了高光谱扫描、CT扫描等技术来分析石刻的微观结构和刻痕特征；而对三星堆青铜器的研究，则使用了X射线荧光分析、金相分析、同位素分析等技术，来确定其成分、制作工艺和原料来源 。
然而，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一些差异。昆仑山采药石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释读和历史背景分析上，而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则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包括城市规划、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工艺技术等多个方面 。这是因为昆仑山采药石刻只是一个单一的石刻，而三星堆遗址则是一个大型的古代城市遗址，包含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
此外，两者在研究的时间跨度上也有差异。昆仑山采药石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发现后的几年内，而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 。这种长期的研究积累，使得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
3.2 文化内涵与精神世界的异同
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它们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内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宗教信仰方面，两者都体现了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追求。
昆仑山采药石刻反映了秦始皇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这与古代中国人对永生的向往密切相关 ；
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器，则反映了古蜀人对神灵、祖先的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理解 。两者都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
在神话观念方面，两者都与古代中国人的神话世界有关。昆仑山采药石刻中的"昆仑"是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神山，是众神居住的地方，也是黄河的源头 ；而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神树，则可能象征着连接天地的宇宙树，是沟通人神的媒介 。两者都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结构的理解和想象。
然而，两者在文化内涵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昆仑山采药石刻主要体现了秦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皇帝的权威和统治合法性 ；而三星堆遗址则反映了古蜀文明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
在精神世界方面，昆仑山采药石刻更多地体现了对个体永生的追求，反映了秦始皇个人的愿望和需求 ；而三星堆遗址则更多地体现了集体的宗教信仰和社会价值观，反映了古蜀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 。
3.3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贡献
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都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昆仑山采药石刻的发现，实证了秦代中央政权对西部地区的统治和影响。该石刻是秦始皇派遣使臣前往昆仑山采药的记录，表明秦代已经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了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 。这一发现为研究秦代的疆域范围、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理解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同时，昆仑山采药石刻的发现也证实了古代中国人对昆仑山地理位置的认知。该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与《山海经》《禹贡》等先秦文献中关于昆仑山的记载相符，表明古代中国人对西部地理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一发现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昆仑"和"河源"地理位置的争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则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三星堆文化虽然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宗教信仰，但它与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等其他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容器、玉器等，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
同时，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也表明，中华文明不是单一文化的简单延续，而是由多种文化交流融合而成的共同体。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四、结论与展望
4.1 最新研究成果的综合评估
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这些研究成果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首先，在考古发现方面，昆仑山采药石刻的发现填补了秦代西部活动的历史空白，实证了秦始皇派遣使臣前往昆仑山采药的历史事实 ；而三星堆遗址的最新发掘，则揭示了更多关于古蜀文明的城市布局、生产技术和社会结构的信息 。这些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其次，在科技应用方面，现代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方法和工具。例如，对昆仑山采药石刻的高光谱扫描、CT扫描等技术，帮助研究人员更准确地识别石刻的文字和刻痕特征；而对三星堆青铜器的X射线荧光分析、金相分析等技术，则为确定其成分、制作工艺和原料来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些科技手段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考古研究的精度和深度。
再次，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模式为考古学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例如，对昆仑山采药石刻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字学、地质学、气候学等多个学科 ；而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则涉及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科技史等多个领域 。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模式，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最后，在理论创新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也为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例如，昆仑山采药石刻的发现，挑战了我们对秦代西部活动的传统认识 ；而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模式 。这些理论创新，有助于推动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4.2 未解问题与研究方向
尽管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有许多未解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昆仑山采药石刻方面，主要的未解问题包括：石刻的确切年代和作者；秦始皇派遣使臣前往昆仑山采药的具体路线和过程；"采药"活动的真实目的和实际效果；石刻中提到的"田翳"的身份和背景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证据，以及更深入的综合研究。
在三星堆遗址方面，主要的未解问题包括：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三星堆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三星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和原料来源；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影响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尤其是对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系统发掘。
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科技考古的应用，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精度和深度。例如，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成像技术、分析技术来研究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微观结构和成分；可以使用古DNA技术来研究古代人类的遗传信息；可以使用同位素分析技术来研究古代人类的食物来源和迁徙路线等 。
其次，深化跨学科研究，整合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角度研究古代社会。例如，可以结合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科技史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文化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文化内涵等方面 。
再次，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的考古理论和方法，提高研究水平。例如，可以与国际考古机构合作，共同研究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文化；可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
最后，加强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为学术界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例如，可以系统整理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考古资料，出版详细的考古报告和图录；可以建立考古资料数据库，方便学者查询和使用 。
4.3 研究意义与社会价值
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
在学术意义方面，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昆仑山采药石刻的发现，填补了秦代西部活动的历史空白，实证了秦始皇派遣使臣前往昆仑山采药的历史事实 ；而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则为理解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丰富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 。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推动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
在社会价值方面，这些研究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推动文化旅游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此外，这些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这些研究也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的案例，有助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理解。
综上所述，昆仑山采药石刻和三星堆遗址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国际意义。我们应该继续加强这些领域的研究，为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做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甘露糖茶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