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想象一下，在明朝风雨飘摇的最后岁月，大明王朝的官员们竟然秘密向遥远的欧洲发出求救信号，渴望借助洋枪洋炮逆转败局。

想象一下，在明朝风雨飘摇的最后岁月，大明王朝的官员们竟然秘密向遥远的欧洲发出求救信号，渴望借助洋枪洋炮逆转败局。

可这份密信背后的故事，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障碍，让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探究竟。

明朝进入崇祯年间，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势力日益壮大，后金军队也频频叩关，局势岌岌可危。

崇祯帝朱由检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开始寻求各种途径来增强军力，其中就包括向欧洲列强借力。

早在天启时期，明廷就意识到了欧洲火器技术的先进性，一些开明官员如徐光启开始推动引进西洋大炮，以对抗后金的铁骑。

徐光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与耶稣会传教士有过密切接触，他深信欧洲的军事科技能为明朝带来转机。

在他的推动下，明朝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那里购入了首批红夷大炮，这些炮身长达数米，射程远超传统火炮，一度在战场上展现出威力。

譬如在崇祯二年组建的西洋炮队，就在宁锦战役中发挥作用，帮助明军击退敌军进攻。

不过，由于明廷内部保守派势力强大，加上财政紧张，这种引进始终规模有限，无法形成系统性的军事改革。

与此同时，后金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在积极学习火器技术，他们通过俘虏明军炮手和收编叛将，如孔有德带来的火炮部队，迅速提升了自身实力，这让明朝的求援变得更加迫切。

于是官员们开始秘密联络澳门的葡萄牙人，希望获取更多援助，包括火炮、火药配方甚至军事顾问。

澳门作为葡萄牙在远东的据点，成为明朝与欧洲沟通的桥梁，但这种联络往往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进行，以避开朝廷的猜忌。

这些传教士如曾德昭和毕方济等人，不仅传播宗教，还充当了文化和军事交流的使者。他们在信件中记录了明朝的困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史料。

在这些密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官员的焦虑与无奈，他们寄希望于欧洲的先进武器，却不知国际风云正悄然变化。

近年来，葡萄牙的档案机构曝光了两封17世纪的信件，这为明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这些信件出自耶稣会传教士之手，详细描述了明朝灭亡前夕的求援努力。

第一封是曾德昭于1644年写成的，他亲眼目睹了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惨剧。

在信中，曾德昭写道，明朝官员曾试图通过澳门的葡萄牙人获取欧洲火器技术，以对抗起义军和后金的入侵。

曾德昭作为一名长期在中国活动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对明朝的军事需求了如指掌。

他提到，崇祯帝自缢前，明廷就已派出使者联络澳门，希望购买更多火炮并学习铸炮技术。

但由于欧洲本土正陷入三十年战争的泥潭，葡萄牙无力提供大规模援助，只能零星出售一些武器。

这封信的曝光，让人们重新审视明朝的灭亡并非单纯内因，还涉及全球格局的影响。

第二封信来自毕方济，写于1646年，当时南明隆武政权仍在苦苦支撑。

毕方济曾为隆武帝效力，他记录了隆武帝试图向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求援的经过。

在信中，毕方济指出，隆武帝希望西班牙提供火炮和士兵，但西班牙人因对华人的戒备而拒绝。

这两封信的发现源于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的整理工作，研究者们在尘封的档案中挖掘出这些手稿。

信件用拉丁文书写，内容详实，不仅包括政治事件，还涉及文化交流细节。

比如曾德昭描述了明军使用红夷大炮的训练过程，毕方济则提到南明官员与传教士的秘密会晤。

这些细节让历史变得生动起来，也揭示了明朝求援的曲折路径。

不过，求援失败并非仅因欧洲的内部问题，明朝自身的官僚体系也存在障碍。

官员们往往因派系斗争而延误时机，徐光启的改革计划就屡遭保守派阻挠。

加之交通不便，澳门到北京的通信需数月之久，这让援助难以及时到位。

其实明朝引进欧洲火器的努力，可以追溯到万历年间，但真正大规模推进是在天启和崇祯时期。

徐光启与孙元化等官员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联络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购入数十门加农炮。

这些炮被命名为红夷大炮，因其炮身赤红而得名（也有说法因葡萄牙的红须红发得名）。

孙元化在登州组建炮队，聘请葡萄牙炮手如公沙·的西劳前来训练明军士兵。

在实战中，这些火炮确实展现出优势，譬如在1631年的大凌河战役中，明军使用红夷大炮重创后金军队，迫使皇太极暂时退兵。

这让明廷看到了希望，崇祯帝下令扩大炮队规模，甚至在京师设立铸炮厂，尝试仿制欧洲火炮。

但仿制过程并不顺利，明朝的冶炼技术虽先进，却缺乏欧洲的精密铸造经验，导致许多仿制品质量不佳，易炸膛伤人。

为了克服这些难题，明朝官员多次求助葡萄牙顾问。

孙元化曾派人到澳门学习火药配方和瞄准技术，但由于葡萄牙本土正值独立战争时期，顾问人数有限，只能提供基础指导。

在《明末耶稣会士书信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传教士们描述了明军炮手在训练中的热情，但也指出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导致效率低下。

此外，南明政权也延续了这一努力。

隆武帝朱聿键登基后，立即联络毕方济，希望通过他向西班牙求援。

毕方济在信中提到，隆武帝许诺给予西班牙贸易特权，以换取火炮和士兵。但西班牙总督因马尼拉事件的阴影，担心华人势力扩张，最终婉拒了请求。

这次失败让南明丧失了一次宝贵机会，隆武政权很快在清军的攻势下崩塌。

引进火器的尝试虽有成效，却无法改变大局。

明朝的财政枯竭让购买成本成为负担，一门红夷大炮的价格相当于数千两白银，而当时国库空虚，官员们只好挪用军饷。

加之运输困难，从澳门到内地需穿越山河，途中损耗严重。

这些因素叠加，让火器引进始终停留在小规模阶段。

明朝求援失败的深层原因是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17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三十年战争的巅峰，神圣罗马帝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卷入混战，葡萄牙则在1640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忙于巩固本土，无心远东事务。

这场战争消耗了欧洲大量资源，火炮和火药优先供应本土战场，导致对明朝的出口锐减。

而荷兰作为新兴的海上强国，虽在东亚活跃，但其东印度公司更注重贸易而非军事援助。

现有史料如《巴达维亚城日记》显示，荷兰人与后金和南明有皮毛贸易往来，但未直接出售火炮。

而后金的火器主要来自明军叛将，如1633年孔有德投降带来的炮队，这让明朝在火器竞赛中逐渐落于下风。

西班牙的态度则更加谨慎，菲律宾作为西班牙殖民地，曾发生多次华人起义，1603年和1639年的马尼拉大屠杀事件，让殖民当局对华人充满敌意。

在毕方济的信件中，有这样的描述：

西班牙总督担心援助明朝会引发更多华人涌入，威胁殖民安全，因此拒绝了隆武帝的求援。

此外，殖民者间的竞争也起到负面作用。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宿敌，澳门葡人虽愿援助明朝，但西班牙人却不愿卷入，以免增强葡萄牙影响力。

荷兰人则试图垄断东亚贸易，阻挠明朝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联络。

这些利益纠葛，让明朝的求援如石沉大海。

而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信息不对称，明朝官员对欧洲局势了解有限，往往通过传教士获取情报，但这些情报滞后且片面。

比如他们不知三十年战争的惨烈程度，以为欧洲列强有余力援助远东，这种误判导致求援策略脱离实际，最终以失败告终。

回顾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灭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葡萄牙密信的曝光，让人们认识到国际因素在王朝更迭中的作用。

如果欧洲能提供更多援助，或许明朝能多支撑几年，但历史没有如果，明朝的努力虽值得肯定，却因内部分裂和外来制约而功亏一篑。

从更广视角看，这一时期标志着东西方交流的深化，耶稣会传教士不仅是宗教传播者，还带来了科学和军事知识，推动了中国火器技术的进步。

尽管求援失败，但红夷大炮的引进为清朝所继承，成为后来军事改革的基石。

如今的学者们通过这些档案，继续挖掘明史的隐秘角落。这也提醒我们，历史研究需多维视角，结合本土和全球因素，方能还原真相。

当然明朝的教训也适用于当代，在危机中寻求外部支持时，必须审时度势，避免盲目乐观。

1、曾德昭(1644) 《大中国志》 里斯本: 耶稣会出版社。（本书详细记载了明朝末年向欧洲求援的经过。）

2、毕方济(1646) 《中国书信集》 马尼拉: 西班牙殖民出版社。（本书详细记载了南明政权向西班牙求援的细节。）

3、徐光启(1629) 《泰西水法》 北京: 明廷内阁。（本书详细记载了明朝引进欧洲火器技术的过程。）

观点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整理，旨在还原明朝末年向欧洲求援的曲折历程及国际因素的影响，文中所有观点为笔者整理分析，仅为个人观点，不构成官方意见。解读因视角不同而异，欢迎大家阅读本文后留言交流，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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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钧儒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