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是那一刻，我站起来了，三十年的窝囊气儿全在嗓子眼儿憋着，可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是我的了，别想跑！＂那混混一把拽住小花的背包，几个同伙哄笑起来。

就是那一刻，我站起来了，三十年的窝囊气儿全在嗓子眼儿憋着，可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叫钟志明，三十二岁，顶着大学毕业生的帽子却在国企里端着一个修机器的饭碗。

九二年的春天，厂里的大喇叭整天播着改革的消息，车间里人心惶惶，连食堂打饭都排不起从前那么长的队了。

下岗风暴横扫过来，原本热热闹闹的万人大厂，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我成了＂富余人员＂，领导拍着我肩膀说：＂钟师傅，你技术好，到外面肯定吃得开，别担心。＂

那人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手上签字的动作都没停，我的十年工龄就这么轻飘飘地结束了。

捏着几个月的遣散费，我回家翻看报纸，看到广州那边招技术工人，就硬着头皮买了张硬座票南下。

妈临走前红着眼眶塞给我一个布包：＂里头是晒干的腊肉和一点娘家带来的老药，儿啊，出门在外多保重。＂

爹没说话，只是使劲抽着旱烟，最后丢下一句：＂男子汉，出去闯一闯也好，记住爹的话，做人要有担当。＂

那趟去广州的火车挤得像罐头，人挨人，汗挨汗，连伸腿的地方都没有。

车厢里弥漫着汗臭、泡面和煮鸡蛋的混合味道，窗户只开了一条缝，却挤满了想呼吸新鲜空气的脑袋。

我的对面坐着个瘦小的姑娘，二十出头的模样，梳着简单的马尾辫，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抱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眼睛里却透着倔强。

李小花，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去广州的服装厂做工。

火车走走停停，中途不知道停了多少站，也不知道上来下去了多少人。

半夜时分，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来几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走道上乱转，眼睛贼溜溜的。

我装睡，心里直打鼓，这年头，火车上什么事没有？

他们很快盯上了小花，假装路过时，一把抓住她的背包。

＂哎呀，同志，你抓错了，这是我的包。＂小花的声音带着惊慌，却还算镇定，用力拽着自己的东西。

＂少来这套，刚才看你从架子上拿下来的，我的东西都在里头呢！＂混混嚷嚷着，同伴围过来撑场面。

车厢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可周围乘客都低着头，装作没看见，有人甚至转过脸去看窗外漆黑的夜色。

我想起爹临终前跟我说过的话：＂做人要有担当，别人有难，伸把手就是积德。＂

其实爹还没临终，但这句话他念叨了一辈子，每次看到村里有人过不下去了，他总会托人带点自家种的菜过去。

我咽了咽口水，手心里全是汗，心脏砰砰直跳，但我还是站了起来。

＂公安部通知，去年起扒窃入刑，数额超过五百判三年以上，铁路公安就在前面站台，这位师傅你确定要闹下去吗？＂我硬着嗓子说出在报纸上看来的政策，虽说不完全准确，但唬人够用。

那几个混混愣了一下，上下打量我，大概看我体格不算壮，却莫名硬气，一时拿不准。

好在车上几个老乘客也看不过去了，咳嗽两声表示支持，混混们嘀咕两句就悻悻离开了。

小花感激地看着我，眼里泛着泪光：＂谢谢你啊，我这包里可装着家里给的一千多块钱和换洗衣服，要是丢了，我这趟就白来了。＂

＂小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互相帮衬着点。＂我又坐下来，心还在砰砰跳，没想到自己还有这么硬气的时候。

聊天中得知，小花也是湘西人，比我家那边隔了三个村子。

她爹妈种田，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一个念高中，一个刚上初中，学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我初中毕业就没念了，家里穷啊，哪有钱供三个孩子。＂她说这话时眼里没有羡慕，只有坚定，＂大家都说广东遍地是金，我就想来试试，总比在家嫁人生娃强。＂

听她说起家乡的山水田园，我心里头那股子乡愁也跟着翻腾起来，想起老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夏天乘凉时树下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

到了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嘈杂得让人头晕，广东话听着跟外语似的，我和小花两个土包子站在站台上，手足无措。

＂钟大哥，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吧。＂小花倒是镇定，打听到附近有便宜旅店。

那是个狭窄的小巷子，两边的楼房几乎要碰在一起，晾晒的衣服在头顶飘荡，地上潮湿发黑，一股霉味夹杂着饭菜香。

旅店的房间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墙皮脱落，天花板有明显的水渍，窗户正对着对面住户的厨房，隔着一条窄巷能闻到飘来的酱油味。

那天晚上，我请小花在路边摊吃了碗云吞面，她执意要AA，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看着老板熟练地舀起汤，丝毫不知道眼前的广州已经不是她想象中那个＂遍地是金＂的地方。

＂钟大哥，我看报纸说广州这边服装厂多，明天我就去应聘。你呢？＂她嘴边还有一圈汤渍，却掩不住眼中的期待。

＂我到处打听打听，看哪家工厂缺修理工。＂我点点头，心里却没底，这么大的城市，会接纳我们这样的乡下人吗？

找工作比我想象的难多了，一周下来，我跑断了腿，却连份像样的面试都没有。

招聘处人山人海，大家挤破头只为看一眼告示牌，有时候光排队就要大半天，到跟前一看，招的全是年轻力壮的男工，或者貌美如花的女工。

国企的工作经验在这儿不值钱，人家嫌我年纪大，没闯劲，一看我的湘西口音，有些地方连门都不让进。

每天晚上回到旅店，我都累得腰酸背痛，席子上躺下就不想起来。

小花倒是运气好，进了个港资服装厂，虽然是流水线上的普工，每月能拿四百多。

＂钟大哥，再找找吧，你这么好的修理本事，肯定有人要。＂她晚上回来给我带了个肉包子，递给我时，脸上带着鼓励的笑容。

我最后在郊区一个小电器厂找到了活，专门修理生产线上的机器，月薪三百八，连房租都不够，更别提寄钱回家了。

小花知道后，提出和另外几个女工合租，腾出便宜的地方给我。

那屋子离厂子远，每天摸黑出门，天黑回来，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一到雨天，屋里潮湿得墙角都长了青苔。

我上晚班回来的路上，经常看到十字路口的流动饭摊，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三四十岁的男人们蹲在马路边，低头扒着一碗白米饭配咸菜，眼神疲惫又迷茫。

那时我才明白，广州不是天堂，对我们这些没文化没背景的外地人来说，这里和家乡一样充满了生存的艰辛。

夏天的广州闷热难当，蚊子又多，睡觉像打仗。

小花常从厂里带些边角料布头，教我缝成简易的凉席垫和蚊帐。

看着她纤细的手指在布料间穿梭，针线穿过布料的沙沙声，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安心，我忽然觉得这个城市没那么冷漠了。

＂钟大哥，你这么有本事，干嘛不自己开个修理铺子呢？＂一次吃饭，小花问我。

我苦笑着摇摇头：＂哪有本钱啊。再说，刚来的外地人，谁信得过我？你看路边摊有几个是做成的？都是换了一茬又一茬。＂

＂咱们慢慢攒钱呗，日子不就是这么一天天过出来的嘛！＂她笑着说，脸上的汗珠在路灯下闪闪发光。

她话不多，但每句都能戳中我的心窝子，就像回到湘西老家，邻居婶子们的唠叨，不紧不慢，却句句都是过日子的真理。

没人知道，那时候我有多少次想打道回府，在破旧的出租屋里对着斑驳的墙壁发呆，想象着回家后被人戳脊梁骨的样子：＂瞧，钟志明回来了，在广州混不下去了吧？＂

可看到小花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十点多才回来，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身上的旧衣服洗了一遍又一遍却从不叫苦，我哪还好意思喊累。

一年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适应了广州的节奏，也熟悉了这里的生活方式。

我在厂里干出了名堂，机器坏了都找我，别人修不好的我能修好，工资也涨到了五百多。

小花因为做事麻利，人缘又好，当上了小组长，每月能拿七百左右，平时还偷偷教其他女工识字，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花姐＂。

我们偶尔会一起去逛公园，看看珠江夜景，在路边摊吃个炒粉，趁着夜色，说说家乡的事，聊聊未来的打算。

日子清苦，却平静安稳，就像山里小溪的水，不起波澜，却日夜不停地向前流淌。

那天晚上，我下班回来，发现小花病了，脸烧得通红，蜷缩在床上发抖。

我慌了手脚，背起她就往医院跑，她轻得像片树叶，趴在我背上微微发抖。

夜色中，路灯接二连三地从头顶划过，我的心跳越来越快，她滚烫的额头贴在我背上，我却感到一阵心疼。

＂小花，你这是怎么了？＂医院的走廊上，她虚弱地靠在椅子上，声音轻得像蚊子。

＂没事，就是着凉，吃点药就好。＂她勉强笑了笑，眼睛却亮亮的，像是在给我打气。

医生说是肺炎初期，需要住院打抗生素。

那会儿医疗费真不是小数目，住院押金就要一千多，我掏空了口袋还不够，只好向厂里同事借钱。

那一晚，我守在病床前，看着小花瘦弱的身子在白色被单下起伏，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心疼和恐慌。

＂钟大哥，你回去睡吧，我没事的。＂她醒来看见我，勉强笑了笑。

＂睡啥啊，我得看着你。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跟你爹妈交代。＂我蹲在床边，握着她发烫的手。

想起老家有句话，说人病得最重的时候，最能看出谁是真心对你好的。

小花就这么盯着我，眼里的情绪我读不懂，只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发芽。

她住了三天院，我请了假，寸步不离。

厂里的师傅们知道后，还送来水果和营养品，有个老板娘还特意煲了鸡汤给小花补身子。

那一刻我才明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们这些漂泊的人，也能互相取暖。

小花出院那天，眼圈红红的：＂钟大哥，谢谢你。＂

＂咱们是老乡，又是朋友，这都是应该的。＂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却明白，小花对我早已不只是老乡那么简单了。

转眼又是半年，小花所在的服装厂突然宣布效益不佳，要裁员。

那段时间，她整天眉头紧锁，眼圈发黑，我知道她在为生计发愁。

同时，她收到家里来信，说她爹得了肺病，需要人照顾，弟弟们还在上学，家里的重担全落在了她妈一个人身上。

＂钟大哥，我好像不能在广州待了。＂那天晚上，她在路边小摊喝着啤酒，眼泪悄悄落进杯子里。

＂家里情况不好？＂我问道。

她点点头：＂我爹生病了，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地里的活耽误了，家里的钱更紧了。＂

小花哭了一夜，决定回家，厂里的姐妹们都来送她，一个个抹着眼泪，仿佛送别的是亲人。

火车站的告别，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刻。

我拎着为她准备的水果和干粮，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火车站的人流匆匆，大家都赶着去往自己的方向，只有我们站在原地，像两棵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小树。

＂钟大哥，我得回去了。厂里的姐妹说广州这边行情不好，等过阵子再来吧。＂小花红着眼睛说，声音里带着不舍和无奈。

我憋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小花，我...我等你回来。你家在哪个村，详细地址给我，等我在这边站稳脚跟，我就去找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泪水却流了下来。

她从包里掏出个小布包递给我：＂这是我绣的手帕，上面有你的名字。你要是...要是还记得我，就留着它。＂

我打开看，一条白色的手帕上，工工整整绣着＂志明＂二字，针脚细密，像是花了不少心思。

我把积蓄大半都给了她：＂路上小心，家里有困难就用这个。我留了点回家的车费就够了。＂

她接过钱，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抹了抹眼泪，点点头。

火车缓缓启动，她趴在窗口，对我挥手，直到看不见身影。

看着火车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也跟着空了。

回去的路上，雨下得很大，我淋得湿透，却感觉不到冷，只是一遍遍回想着小花的笑容，她低头穿针引线的样子，生病时握住我手的温度。

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单调。

出租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晚上回来，连开灯的欲望都没有，就那么坐在黑暗里，听着窗外雨打芭蕉的声音。

我拼命工作，存钱，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回湘西找小花。

转机在三个月后来临，厂里看中了我的技术，提拔我当了维修组长，负责整条生产线的设备维护，工资翻了一倍。

每次领到薪水，我就想着再过几个月，就能攒够钱回湘西了。

我把小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天天翻看，计划着年底回去看她。

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拿出那条手帕，想象着她绣它时的样子，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想着对方。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那是个闷热的夏夜，工厂电路老化引发了火灾。

我正好加班，看到电线冒出的火花，一下子警觉起来，喊了几嗓子＂起火了＂，可惜车间嘈杂，几乎没人听见。

等烟雾弥漫开来，大家才惊慌失措地往外跑。

我跑出去几步，忽然想起食堂阿姨的儿子小东还在里面睡觉，立马掉头冲了回去。

车间里浓烟滚滚，我用湿毛巾捂着口鼻，摸索着找到了躲在角落里吓傻了的小东，还有几个被困的工友。

最后一个人刚拉出来，房梁就塌了，砸在我的腿上，我只觉得一阵剧痛，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躺在医院里，腿上打着石膏，身上还有烧伤的痕迹。

护士告诉我，我昏迷了三天，是厂里的师傅们轮流照顾我。

存折和小本子都在火灾中烧毁了，我的积蓄几乎全用在了医药费上。

整整两个月，我躺在病床上，腿伤痊愈了，心却像缺了一块。

小花的详细地址我记不全了，只知道个大概的村名，想回去找，却怕找不到人。

更怕的是，万一她已经嫁了人，日子过得比跟我在一起还苦，那我这一趟岂不是去添乱？

出院后，我没再回厂里，领导虽然说可以留我，但我知道自己腿脚不利索了，干不了从前的活。

靠着一点积蓄和修理手艺，我在城中村租了个小铺子，专修家电。

铺子不大，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满了零件和工具，倒是有种小时候在乡下看到的铁匠铺的感觉。

手艺好，又肯吃苦，生意慢慢好起来。

每次修好客人的东西，看到他们满意的笑容，我就想起小花说的那句＂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过出来的＂。

七年光阴，弹指一挥间。

我的小店从城中村搬到了正规市场，还添了两个学徒，一个是厂里认识的师傅的儿子，一个是街坊邻居介绍来的小伙子。

有时候，看着他们年轻的脸庞，我会想，如果我和小花有个孩子，现在也该上学了吧。

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那趟去广州的火车，想起倔强的小花，想起她临别时红着的眼圈。

那条绣着＂志明＂二字的手帕，我一直贴身带着，边角都磨薄了，但那两个字依然清晰。

有时候我会梦见她，梦里她还是那个在服装厂做工的姑娘，眼睛亮亮的，对未来充满希望。

醒来时，枕头总是湿的，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

九九年冬天，广州开始变冷，路上的行人都裹紧了衣服。

一个操着湘西口音的中年人来店里修电视，说是刚从老家过来打工的。

看到他的湘西口音，我心头一热，忍不住多问了几句家乡的情况。

＂现在家里变化大了，村口通了柏油路，家家户户都有电话了。＂他自豪地说着。

＂是啊，国家发展快，老家肯定也跟上了。＂我一边修着电视，一边随口应着。

＂大哥，我们那边村子里来了个新老师，可了不起了，小学毕业的娃娃们全考上了县里的初中。＂他突然来了兴致，眼睛亮起来。

＂哦？什么样的老师这么厉害？＂我随口问道，心思还在眼前的电视上。

＂一个姓李的女老师，原来在广州打工，回去自学考上了师范，成了村里第一个女老师。听说啊，她一直在等一个人，好像是在广州认识的......＂

我手里的螺丝刀掉在了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大哥，你说的是不是李小花？＂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咋知道？＂

＂她...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我的心跳加速，仿佛又回到了七年前火车站的告别。

＂挺好的，家里两个弟弟都考上大学了，她爹的病也好多了。只是村里人都说她眼光高，这么多年了，连个对象都没处。＂

我站起身来，螺丝刀和电视都顾不上了：＂大哥，麻烦你给我写下详细地址和电话，我...我想去看看她。＂

那人似乎明白了什么，笑着点点头：＂你就是她等的那个人吧？＂

我没有回答，却红了眼眶。

一个月后，我请了假，交代学徒看店，带着那条旧手帕和这些年攒下的一点积蓄回到了湘西。

家乡的变化确实很大，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可村口新修了柏油路，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立着，村委会门口竖起了一面崭新的国旗。

七年不见，小花瘦了些，皮肤黑了些，眼神却比从前更亮了。

她站在村口的小学门前，穿着朴素的衣裳，手上拿着一本教科书，俨然一副乡村教师的模样。

看见我时她愣在那里，手中的书掉在地上，然后慢慢走过来，眼里的光彩像是要溢出来。

＂钟大哥，你可算来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轻，却带着某种我从未听过的坚定。

＂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哽咽着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这七年的思念和无奈。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火车票，正是那年去广州的那张：＂我一直留着它，想着总有一天能再坐上那趟车。＂

我拿出那条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我也一直留着它，想着总有一天能把它还给你。＂

她的笑容在阳光下格外明媚，眼泪却悄悄滑落。

就这样，在最平凡的岁月里，我们收获了最珍贵的幸福。

她带我去见了她的家人，她爹已经好多了，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时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小花常提起你，说你是个好人，帮了她大忙。＂

她妈热情地端出家里最好的茶水点心，絮絮叨叨地感谢我当年的照顾：＂要不是你，我们家小花在广州怕是要吃大苦头。＂

两个弟弟都长高了，一个在武汉上大学，一个在长沙念书，听说姐姐的老朋友来了，特意打电话问好。

我突然明白，小花这些年为什么不再回广州，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家上，在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上。

晚上，我们在村口的小路上散步，她告诉我，她在村里教书这几年，每个来广州打工的乡亲，她都托他们打听我的消息，却始终没有音信。

＂听说你们厂子着火了，我担心得好几夜睡不着，差点就要去广州找你。＂她低着头说，声音里全是委屈。

＂我腿伤了一阵子，出院后找不到你的地址，又怕你......＂我没说完，她就懂了。

＂我一直在等你。＂她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让我鼻子一酸。

我握紧她的手，想起那年在火车上的初遇，仿佛一切就在昨天。

路边的田野里，稻子金黄，蛐蛐儿此起彼伏地叫着，远处的山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

＂当年你问我为什么不自己开个修理铺子，现在我真的开了一个，生意还不错，就是还缺个帮手。＂我说。

她靠在我肩上笑了：＂那你找着人了吗？＂

＂找着了，就是不知道她愿不愿意。＂

小花没说话，只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人这一辈子啊，就像坐火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能遇上一个愿意陪你走完全程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望着远处的村庄，小花靠在我肩上说。

夕阳的余晖洒在田野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融入了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

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手牵着手，就一定能走到白头。

来源：禅悟闲语